王若水：关于胡耀邦和民主墙的一段往事

王若水：关于胡耀邦和民主墙的一段往事

民主墙刚出现时，中央领导人都很关注。陈云指示《人民日报》派记者收集动态、反映情况。于是《人民日报》记者和民主墙人士有了接触。

但 是，这种联系后来受到怀疑。在一九七九年初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人民日报》两位同志联合发言，对民主墙的情况做了全面的分析，主张采取宽容的态度， 但不被中央接受。当时，党内知识分子在“理论务虚会”上发议论，党外民运人士在民主墙上贴大字报，许多观点是相同的，似乎是在互相呼应。这种现象引起了党 的高层人士的惊恐。单是一些年轻人贴大字报，他们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他们最担心的是这两股力量的结合，担心党外民运分子得到党内有影响的人士的支持。 中央一些高层人士开始指责《人民日报》。公安部长赵苍璧曾对《人民日报》的一位干部说：据他所知，《人民日报》不少人同民主墙有联系。判处魏京生的前一 天，彭真在一个会上说到支持民主墙的单位时，点了《人民日报》、团中央、外文出版社的名。没过几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郭罗基的文章《政治问题是可以讨 论的》，这篇文章早就写好了，但这时发表，被认为是为魏京生辩护，党内一些人哗然。《人民日报》和民主墙的关系，成为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

这 期间，《四五论坛》的负责人徐文立来过《人民日报》，和我有一两次接触。第一次随同徐文立来报社的还有另外两个人。我怎么也不曾想到，其中有一个人就是公 安局的“耳目”。本来，中共有规定，禁止对党内干部使用侦察手段，可是在这种事情上，他们就顾不了许多了。在这次谈话后不久，一份报告送到了公安部长的办 公桌上。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三日，胡耀邦(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纪委第三书记、中央秘书长、中宣部长）把《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和我(当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叫到他家中谈话；同时去他家中的还有中宣部副部长朱穆之和共青团中央书记韩英。

胡耀邦向大家说：“十一月三十日，公安部党组向常委写了份报告，叫我转中央，讲到若水的事，意思是对《四五论坛》有支持。”说着，胡耀邦拿出公安部的报告给我们传阅。

报 告说：《四五论坛》的负责人徐文立不止一次出入《人民日报》。十一月十五日，徐文立到《人民日报》读者来信部找一个记者，请求把他们的一封信转给中央，要 求释放刘青。王若水接见了他们，同他们谈了话。徐文立从报社出来后说：“看来王若水不是反对民刊的。”徐还说团中央也支持。十一月二十日，徐文立又去《人 民日报》找王若水。王说：“材料已发内参了，放心吧。”《人民日报》在这个内参上还加了按语。但其中反映的一些情况，如扒光了刘青的衣服进行检查，纯属捏 造。(到美国后，我就这件事问了刘青。他说确有此事，但属例行检查。)

对公安部这个报告，邓小平作了批示：“应要求王若水等人就此事提出正式报告。”胡耀邦也批示：“建议常委指定一人同《人民日报》和有关部门负责人谈一谈，把这个问题挑开，查明报社和其他单位有无《四五论坛》的后台，然后决定处理办法。十一月三十日晚十二时”。

华国锋最后批示：“建议耀邦、穆之和韩英同志抓一下。”

公安部这个报告是党组书记赵苍璧署名，送华国锋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副主席。本来没有写请胡耀邦转；胡耀邦的名字是后加上的。胡耀邦说：“我应该这样批，因为名单上最初没有我，我多了一个心。”

我 把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那次我是因有别的事去读者来信部，偶然遇到徐文立的。我看了他们带来的信，同他们进行了短时间的谈话。他们要求释放刘青，并建议政 府把民主墙管起来，不要放任自流（我理解他们是想用这个办法使民主墙合法化）。我同意把他们的信在报社的内参上发表。他们的信中有一句刺彭真的话，我建议 删掉（这被公安部理解为替他们出主意）。我对徐文立他们说：民主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个早上完全实现，还有些阻力要克服，有些老习惯不可能一下子改掉，这 只能一步一步来。但不管怎么样，现在总比过去民主多了。我还说，中国人的事中国人自己管，你们何必找那么多外国人呢！（那时找徐文立的外国记者非常多）徐 文立辩白说，是人家找上门来的。

我对胡耀邦说：我看过民主墙的一些言论，其中《四五论坛》是最温和，最理性的。他们不同意骂邓小平，还批评《探索》。应当说这个组织还是可以的。接着，胡耀邦讲话，别人也讲了话。

胡 耀邦说：“徐文立是什么人，我不清楚。公安部可能清楚，也可能不清楚，但他们认为表现不好。我说过，他们是想同党比高低。从前我也同林希翎谈过，你个人主 义太严重，将来可能犯大错误。后来还为这事找我调查。他们说林希翎在监狱中怀念我，后悔当初没有听胡耀邦同志的话。我后来对专案组说，你们判重了。去年林 希翎还给我来信。对这种人轻轻说不行，要重重说。”

韩英说，“徐文立是铁路电工，烈士子弟，二十几岁，小青年。”

胡 耀邦讲到对这些青年做工作的问题。谈到广东的李一哲，胡耀邦说，“绝不要同他辩论，辩不过他。不要扣帽子。但他那张大字报不是马克思主义，是小生产的社会 主义。我同几个青年讨论过四小时，他们还服了。”他又讲到他同吕朴（音乐家吕骥之子）、王军涛的谈话，大意是：你们搞政治不行，只能在老一代领导下和帮助 下搞，否则肯定没有前途。在学校的青年还是要好好学习，不要从学校跳到社会上去，要准备将来为国家做贡献。在机关的青年要搞好业务，热爱专业，何必去发表 政治论文。胡耀邦同吕朴等人谈了两次，时间不少。最后问吕朴怎么样。吕说：一、你这个人很爽朗；二、没有架子、平易近人；三、保留自己观点。胡耀邦对我们 说：“我的两小时是拼命挤出来的，好不容易啊！头一次谈，他说很好，我再想想。一周后又来，说，胡叔叔，我还没有想通。……不管什么时候，总有些青年是教 育不好的。希望每个人都成材，不可能。历史是无情的，不能慈光普照。化那么大的精力都不行，只有让他们碰壁。可能你们《人民日报》有些同志有些偏爱，甚至 错爱。”

胡耀邦又谈到徐文立说：“凭我的本能，这种人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当然这是他的问题，不等于是若水的问题。若水是老党员、老 同志，可以信任的。‘大跃进’时不赞成（若水注：其实，当时我没有不赞成大跃进，只是把我所在的农村的弄虚作假的情况向中央作了报告），四人帮时受压。但 可要提醒：要谨防上当。我赞成进行教育，这是第一；第二，绝不要上当。为什么抓住了你，抓不住别人呢？必须在思想上立场上保持一个距离。请若水提出一个正 式报告，文字不要长，恐怕要谈点教训。也可以谈对《四五论坛》的看法。中央无非是要了解一下，精神上不要有负担。”

胡耀邦又说：“最近一年来，各省市对《人民日报》有批评。我认为有些上纲太高。但有些要注意，包括社论。当然我也有毛病，有的话有缺点。完全没有缺点也难，尽量注意。《人民日报》成绩还是主要的，若水同志也一样，当然也要吸收教训。”

韩 英说，徐文立确实找过团中央，也是为了刘青的事。他说，各校党委对这些人很难做工作，因为读书不如他们多。韩英还讲了他同王军涛的谈话的情况，说，这些年 青人同我们想的不一样。“他们认为中国不是社会主义，连十七年也不是。不然，为何不如日本？你看他这个观点！可他还信心十足。”韩英还找了王军涛爸爸，他 爸爸说服不了儿子。

胡耀邦问：“那怎么会把他选进团中央?”

韩英说：“他是四五英雄，不选他不行啊。”

朱 穆之的态度最强硬，讲话也有针对我的意思。他说：“我反对自发组织。这些人对党和国家失望了，认为你们这一套不行，要另找道路。对自发组织当然要做工作， 放弃领导不好，但做工作是什么立场?是鼓励他们还是纠正他们?为何他们那样反应?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受到支持。我不同意说这个组织（指《四五论坛》）是可以 的。对自发组织、自发刊物不能一分为二，就是要反对。我也不同意提‘思考的一代’，好像还没有找到一条路，还需要‘探索’，像魏京生那样。”

朱穆之这样一说，胡耀邦的态度也有微妙的变化，说：“对！”

胡绩伟没有多说话。

回去以后，我把同徐文立的谈话情况写了报告，读者来信部那位记者也把他奉命和西单民主墙的联系情况写了报告，交了上去。邓小平没有说什么，似乎没事了。

接着，民主墙被禁。

这次谈话一个月以后，一九八○年一月十六日，邓小平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讲话。他批评了民主墙之后，说了一大段极为严厉的、有针对性的话：

共 产党员，党的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在这场反对各种犯罪分子的斗争中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绝不允许任何人背着党同这些人发生联系。这里所说的，是 指对他们抱同情态度的那种联系，至于有的同志是为做他们的工作才去发生的联系，当然不在此例。对他们持同情态度的那种联系，的确是有的。……支持那些人活 动的有一些就是共产党员，甚至于还是不小的干部。对这些党员要讲清楚，他们的立场是非常错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立即彻底改正，就必须受到党的纪律处 分……” 看到这段话，我想起来，我在报告中确实承认了我对徐文立是持同情态度的。这“同情”二字，恰好给邓小平的担心提供了证据。

以后，我就成了有嫌疑的高级干部。有关部门作了很多调查，但从不找我本人。只是遇到什么事，就有人把对我的怀疑提出来：“他和地下组织的关系……”

邓 小平说“有的同志是为做他们的工作才去发生的联系”，这当然保护了胡耀邦。但看得出来，邓对这种办法并不感兴趣。从那天的谈话看，胡耀邦确实没有说同情的 话，对徐文立等人也缺乏了解。但他主张对话，做工作，进行引导。然而，那些年轻人可能会认为，这还是首先认为自己是完全正确的，只是要说服他们，而不是想 听取他们的意见。这还是共产党的“思想工作”的老一套。而那些保守派又会指责说，胡耀邦纵容了民主墙分子，也纵容了我们这样的党内干部。当时贵州有一个“ 启蒙社”，胡耀邦主张用“教育”的办法解决这个组织的问题，并且他认为这个办法是成功的。但胡耀邦这个办法不为公安部所赞同，也没有得到邓小平的支持。

几年以后，胡耀邦以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名被赶下了台。接着，一批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被清除出党，包括我在内。

一九九四年一月

（作者系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原发在寻求真相

people, hybApril 16, 2006 6:35 pm
2009年2月27日转移至此

李锐为张黎群等编《胡耀邦传》作序

李锐为张黎群等编《胡耀邦传》作序

下面是全文：

我们党的历届领导人，从陈独秀开始，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秦邦宪、张闻天、毛泽东、华国锋……，一一回顾起来，最得人心的是胡耀邦。他去世已经十五年，可是声誉更隆，更被怀念，在党内党外公众的心目中，他是党的良心，社会的良心。
耀邦是应该得到这样的历史的地位的，因为他是真正扭转乾坤，推动历史前进的人。党在毛泽东去世时解决了“四人帮”，面临“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耀邦理直气壮、挺身而出了。当叶剑英派他的儿子将“四人帮”已被抓起来的信息告诉耀邦时，他立即进言：“中兴伟业，人心为上；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当时被称为“隆中三策”）这时全国还在“两个凡是”的统治之下。耀邦在中央党校副校长的岗位上，顶着极大的风险，组织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左倾错误思想的长期束缚。他明确提出：“这十几年的历史是非，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的讲话，光看文件不行，还要看实践。”以实践为分清历史是非的标准，这比后来发展的大讨论要早半年。随后在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岗位上，以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要横下一条心，该坚持的一定要坚持，该挺身而出说话的，一定要挺身而出。”他大胆排除上面来的干扰，平反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直到五十几万右派分子，不但还历史以公正，而且为改革开放大业找到了一大批得力干部。十年浩劫后，不做好这两件大事，就无从拨乱反正，打开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所以大家都认为，耀邦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始，推动历史前进的先锋人物。
耀邦为什么能具有如此的眼光和气魄？仅仅是由于文革十年的教训吗？据我所知，耀邦从理论到实践的过人胆识，由来已久。他十四岁参加革命后，就遇到打“AB团”，自己几乎被杀，这当然是刻骨铭心之事。以下简要记述几件他的这种有关经历。
延安抢救运动时，他很是反对，在自己掌权的总政组织部，亲自做逼、供、信试验，打出假特务，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报告。
1950年到1952年，担任川北党政领导时，他亲自起草“人民代表公约”；土改中实行保护富农和对地主的温和政策；不许农民乱罚乱斗，进城抓人。当年邓小平这样评价他：“有主见，不盲从。”
1952年到1966年，他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提倡八个大字：“朝气蓬勃，实事求是。”他说：“实事求是就是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要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不弄虚作假。要有实干的精神，言行一至，表里如一。”他认为执政党尤其要这样要求。战争年代，形势逼得你非实事求是不可；执政以后，即容易自以为是，走向反面；坚持实事求是，必须深入实际，尤其需要民主制度和党的纪律的保证。
1954年10日，《中国青年》编辑问他，“怎样理解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耀邦回答：“无产阶级不是只讲革命，只讲斗争，它也讲爱心，讲人情味，讲对同志、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尊重、关心和爱护。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才是可爱的，人们才能从中感受到更多的欢乐和温暖。”
1957年反右派时，他不在国内；回国后，对团中央打的右派进行安慰。他同我谈过，生平憾事，对项南和苏进没有保护好；两次自责，批斗彭德怀时没讲公道话，开除刘少奇党籍也举了手。
1962年下放湖南帮助工作两年时，他亲自来到浏阳、醴陵、平江的生产大队蹲点。四清运动开始，对政策界限和方法步骤都作了规定：凡属集体瞒产私分，不做处理；手脚不干净的，公物归还，不搞坦白检举；群众向干部提意见，只“背靠背”；同时号召“一手抓生产，一手抓运动。”湘潭地区因此没有发生乱斗和影响生产，大家都满意。
1964年12月到1965年6月，在陕西第一书记任上，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四清运动越来越左时。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开展了“解放思想、解放人、放宽政策、搞活经济”为主题的超前民主改革，纠正社教运动中侵犯人权的错误作法。发出这样的号召：“社教运动是教育人，不是整人”；“要维护人权，尊重风俗人情 ”；“民主要过硬”；“领导人要听反对的话”。他强调“生产好不好，是检验工作好不好的最主要标志。”同时，恢复集市贸易，允许短途运输，发展乡镇工业，提倡植树造林（谁种归谁）。当年在西北局的领导下，陕西“左祸”特殊严重。耀邦本人被叶剑英保护先行回到北京，他的副手等则受到十年迫害。
耀邦在文革中始终是清醒的。初期同团中央几位书记同舟共济，每天有几千万人来揪斗他们。有人揭发他反对毛主席，说过“太阳也有黑点”；反对林副主席“突出政治”，说：“游泳时要突出鼻子，不然就要呛水”；他说过“康生一贯左”。他只承认学习不够，工作有错，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有次在长辛店，被打得全身皮肉红肿。他认为毛泽东骄傲了；“不让权，不做自我批评的。”“骄傲害死人呀！”文革后期，他叹息“搞八年还看不到头”，“多行不义必自毙”。
文革后期，耀邦主持科学院工作，主持起草了《汇报提纲》，根据马克思的著作，最早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从而否定了“知识私有”、“白专道路”等错误提法，并作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新长征”的报告。后来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这《汇报提纲》成了集中批判的“三株大毒草”之一，他又受到残酷斗争。
由于上述这些事例，我们知道耀邦一生历经革命磨练，特别注重理论实践的结合，尤其看重实践效果，因而能抓住过去党和毛泽东屡犯错误最终走上文革绝路的症结：即接受了斯大林的一套做法，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思想的绝对统治，名为无产阶级专政实为一党专政，一党专政又变成了领袖专政。毛泽东还结合中国自秦始皇以来的帝王专制：乾纲独断，一言九鼎，发展个人崇拜，尤需高呼万岁。甚至要超过历代帝王，做到内圣外王，君师合一。林彪领会迎合，做到极致：四个伟大，一句顶万句，手摇小红书，身上挂像章，早请示晚汇报。于是党内党外，都做驯服工具，甘为奴隶奴才。于是文革浩动，犹如邪教猖狂。因此，耀邦特别重视面改革，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体制必须同步改革；尤其政治要民主化，认为强求“保持一致”，就没有思想自由和言论、出版自由。他在兼任中宣部长以后，在 1978年最后一天和1979年第三天，同全体工作人员两次讲话，正式宣布，要把中宣部办成“思想解放部”，要建立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科学、求实、开放、文明、富裕的体制，以代替那种被异化了的专制、迷信、僵化、封闭、落后、野蛮、贫困的体制。他愤怒地遣责文化专制主义。他说：“多少年来，我们党内有那么一些理论棍子，经常打人。我们党内有好几根棍子，不是好棍子，而是恶棍，不管你做什么好文章、好作品，抓住你一点，无限上纲，说你是‘反党小说’、‘ 黑画’等等。这种恶劣作风不加以清算，百花齐放能搞得好吗？这种方法，说轻一点是形而上学，说重一点是文化专制主义，是特务行径。”随后在一次文艺界座谈会上，他向大家推荐马克思的第一篇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就是反对文化专制主义。我们社会主义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为什么还要通过审查制度，让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只能表现一种色彩呢？”
1979年3月25日，西单民主墙出现《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中国人权宣言》等大字报，随后作者魏京生等被捕，耀邦就极不以为然。他给一位青年写了一封公开信，在《人民日报》4月10日头版发表。信中说：“教育青年的方法，不是压，不是抓，应该是‘引导’两个字。‘引导’比‘教育’更精确，意义更大。这是我们几十年工作的经验总结。压制的方法，一个巴掌打下去，是封建家长的办法。”随后6月间，他又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发言中，更加严正地对取缔民主墙和逮捕魏京生等人发表了意见：“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牢。魏京生抓了三个多月，至今没有作过检讨。听说他现在还在绝食。他一死就会在群众中成为烈士，是人们心中的烈士。”（请问，我们现在还能在中央的会议上听到哪个领导人发出这样的声音吗？）耀邦当时还主张成立一个民主公园。后来，北京市虽然将月坛公园定为民主公园，由于政治形势影响，无疾而终。当年党内老人支持耀邦的只有叶剑英。叶说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
要知道，逮捕魏京生是邓小平下的命令。耀邦为什么能如此仗义执言呢？这自然同他的极其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有关，同他的才、学、识有关，更同他的大智、大仁、大勇有关。耀邦只读过半年初中，但他一生手不释卷，极好读书，而且真正博览群书（《博览群书》的刊名即是他题写的），古今中外，从二十四史到西方历史，从马克思主义到各种社会学说，中外文学名著，诗词歌赋，以及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等科学书籍，包括圣经、辞典，他都涉猎或精读。在延安时，他的勤奋好学就颇有名声。他认为没有广博的知识，就做不好工作。“博古通今”四个字安在他身上是合适的。陆定一称他为大知识分子，确有根据。他重视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他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来接受人权、自由、民主、科学、法治和市场经济这些规则的，这是西方百年间向前发展的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非资产阶级的专利。我们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却同这些规则没有缘分。耀邦尤其重视个人的思想自由和独立精神，重视属于人的人仅、人道、人格、人性、人情。因此，他认为重视和运用这些规则，决不是搞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由于李维汉谈到过去封建专制主义的长期危害，1980年8月，邓小平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个重要讲话，经政治局讨论作为中央文件下发。胡乔木认为当时形势比反右派前还严重，要接受波兰团结工会的教训，如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将造成形势的混乱。这个讲话也就被置之高阁，反而接受了胡乔木等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张。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耀邦被选为中共中央主席时，他说了这样真诚而感人肺腑的话：“虽然我担任这样一个重要职务，但有两点是没有因而改变的：第一，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第二，我的能力和水平没有变，我还是昨天的我。”邓小平随即说：“耀邦刚才的讲话，证明了他是党的主席的合适人选。”这是耀邦身上的一大特点，权力没有改变他的本色，知道自己有多大本事，因此能尊重他人，不论职位高低，能听得进不同意见。
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部名著中所说的，人们创造历史，“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的条件下创造。”耀邦在从事他的历史事业的时候，不得不面对种种既定的条件，不得不受到这些既定条件的牵制。我们不要以为他有了总书记这样崇高的职位，就有了多大的自由。在党的几位元老面前，耀邦是被提拔上来的“晚辈”。元老们的改革开放思想，程度有别，见解不一；他们还多具有某些传统习惯，如“兴无灭资 ”、“阶级立场”等传统观念负面影响，不易消除。因此耀邦有时不能不违心听命；元老之间如意见不统一，何去何从也使他为难。更大的阻力还在两位左王的遇事干扰，他们视耀邦为眼中钉，在两位老人间穿梭挑拨，说三道四。如理论务虚会就受到胡乔木的干扰，半途中止，他还代邓小平起草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大讲专政，贬斥民主。1979年耀邦倡导的两个讨论：一是批评过去忽视基本经济规律，为生产而生产的“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二是“要把人放在第一位 ”的“关于人民群众主人翁地位”的讨论，也受到胡乔木的攻击，向华国锋告状，讨论随即停止。接着批判郭罗基的两篇文章—《政治问题也可以讨论》、《认真杜绝个人崇拜》，关系到言论自由、“思想犯罪”的问题。胡乔木斥责《人民日报》，也牵连到耀邦。1981年批判《苦恋》，闹得更凶，认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存在着软弱涣散的状态”，也是指耀邦而言。耀邦指责了理论棍子，于是棍子就恶狠狠地对着他了，首先是“清君侧”，砍掉他的左膀右臂。
1983年 1月20日，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四化建设与改革》的报告，提出“全面而系统地改革”的问题，批评了那种“农村要改革，城市不一定改革；经济部门要改革，政治、文教部门可以置身事外”的思想。明确指出：“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关于“衡量名项改革对与不对的标志”，首次提出“三个有利于 ”：“是否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可以说，这是实行全面改革的初步纲领。可是，这个极其中肯、极其适时的全面改革思想，却遭到胡乔木、邓力群的强力抵制，认为跟十二大精神不符，反对见报，并到陈云处告状。于是发生逼耀邦下台的一幕。二月中旬政治局会议上，陈云对耀邦作出了较严厉的批评。胡乔木提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说“到此为止”。邓力群便立即向两个宣传系统的会议传达了陈云的批评，引起一种震动。虽然这次阴谋的目的没有达到，他们仍继续其反对全面改革和反耀邦的活动。接着在三月间，借周扬的报告，批判“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反对耀邦所倡导的解放思想、解放人的号召。其后果是周扬愤懑而去世，《人民日报》人事变动。六月间，他们又发起“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除了理论、新闻、文艺领域在劫难逃外，还涉及农村改革和四个特区的问题（污蔑特区是“租界”），几乎酿成又一次文革。由于受到赵紫阳和书记处其他同志的一致抵制，丑剧闹了28 天就呜呼了。
面对如此严重的干扰，耀邦始终坚持全面改革和全面开放的思想，而且日益深刻和成熟。这反映在他最后一次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之中。在思想政治领域这是空前开放的文件，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方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决议》中以下这些彻底解放思想，促使国家现代化、民主化、法制化的意见，都是过去中央文件中没有出现过的：“拒绝接受外国的先进科学文化，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要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在社会公共生活中，要大力发扬社会主义人道精神，尊重人，关心人。”“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大解放。”“社会主义法制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调节人们的关系，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动，制裁和打击各种危害社会的不法行为。”还有如此明确的规定：“要遵守宪法规定的原则，实行学术自由、创作自由、批评反批评的自由。”由于邓小平的坚持，这个决议虽不得不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种“棍子”语言写进去，但主调还是上述思想理论的创新。
遗憾的是，这个决议尚未付诸实行，耀邦就在1987年1月被迫离职了。杜甫咏武侯诗云：“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耀邦出师未捷，壮志未酬，一直到他离开人世，也未能看到他为之奋斗的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改革的曙光，不能不抱终天之恨，死不瞑目吧。
中国有句老话，“不以成败论英雄”。耀邦就是一位不能以成败论的英雄，大家都见到了他的丰功伟绩。他在某些人精心组织的一场“雾月十八日”中，黯然告别政治舞台，这也不能说是他的失败。假如他跟常见世情一样，处处注意揣摩各方的心思，曲意迎合，讲究“平衡”，当然也就可以保住自己的平安和地位。可是他大义凛然，不拿原则做交易，才出现了那样的结果。这个被世俗看作的“失败”，正是他坚持自我的胜利。他对这场“雾月十八日”毫无精神准备，这是他的天性，他毫无防人之心，总是以善心待人，宽厚待人，这才是我们的胡耀邦！
为什么他的去世会引发那样一场大“风波”呢？通常情况，执掌大权的政治人物的去世，会引起政局的变化，乃至引发政治地震，并不少见。可是，耀邦是在早已离开权力核心之后去世的，却在全国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应，这在历史上是并不多见的，可说是举国同悲。那些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年轻人，不仅是为了悼念一位年长的知心朋友，为这们知心朋友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愤愤不平，更是表示拥护耀邦所倡导的全面改革，尤其是希望政治体制改革能早日实现，国家民主化、法制化、现代化早日到来。
当年那些年轻人两个最重要的口号：一是要民主，二是反腐败。从那时起的十几年间，腐败现象可以说是以加速度发展着。上上下下，蔓延全国，中外古今是极少见的。这一现象是耀邦“失败”后发生的。这岂不也从一个角度表明：我们的国家和党要为他的“失败”付出怎样的代价么。就他个人来说，这“失败”岂不正好说明他的正确么。这也就是说，耀邦用他的成功和“失败”，提供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中国要走什么路，不能走什么路。
耀邦去世的前十天，1989年4月5日，我应邀到他家中，他同我作了七个小时的长谈，谈了他同邓之间十个有分歧的问题，他并没有什么不对之处。他说：应当还历史的本来面目。4月19日，在中顾委的支部会上，我反映了这个情况，我说这是耀邦的政治遗嘱。这次长谈我已经详细写出，文章编在《怀念耀邦》第四集中。这四集共百万字的主编张黎群、张定、严如平、李公天、唐非，都是团中央的老人，他们集资在香港出版，国内却不能发行。现在有关党史的出版物和博物馆的陈列中，已见不到胡耀邦的名字和照片了（当然也见不到赵紫阳的），这能叫作“史”吗？人们能够从这种党“史”读本和陈列中受到实事求是的教育吗？唯物主义者能够这样的吗？在当前这种伪史、假象泛滥成灾之时，又经上述五位忠实的部属（张黎群）不久前去世）多年劳动撰写的《胡耀邦传》的问世，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不仅可满足广大读者的渴望，也可告慰耀邦在天之灵。他们尽管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必要的资料也不齐全，但他们力求做到客观地、真实地反映耀邦生平，既不溢美，也不文过，不为亲者讳，也不为尊者讳，把耀邦的功过是非当成历史的经验教训。秉笔直书。文信国公《正气歌》云：“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认为史家的直笔是体现天地之正气的。这本《胡耀邦传》，就是一部体现了天地正气的信史。
张黎群等五位作者，在团中央工作多年，养成实事求是的作风，书中除了反映出他们的这种学养之外，还贯注了他们对领导兼朋友的耀邦的深厚感情。耀邦的平易近人，待同志如家人，遇事可以相互争执，善于接受意见，知错必改，决不自以为是。工作中出现了问题，他首先承担责任，决不诿过于人，他总说：“知错就改，光明磊落一辈子；知错不改，内疚一辈子。”这些话使他们最难忘却。张黎群曾是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的社长，同耀邦的关系密切。1957年耀邦率团赴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时，张黎群几乎被团中央机关工作的主持人打成右派分子，耀邦回国后把他保护了下来。他们五位对耀邦的亲身感受，想必也会感染读者的。
我深信，读了这本书的人会更了解耀邦，更亲近耀邦，更崇敬耀邦。我更希望读者们在这本书的激励之下，更自觉地成为耀邦事业的后继者，努力在各自的岗位上去完成他的未竟之业，使我们的国家早日实现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认真实施宪政，成为真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我已经快八十八岁了，我也会这样做。
最后，我想振臂高呼这样一句口号：向胡耀邦学习呵！
二00四年十月初

五柳村原发在加拿大博客空间（posted on Thursday, November 17, 2005 8:09 AM）
2009年2月27日转移在此

胡绩伟为张黎群等编《胡耀邦传》作序

胡绩伟为张黎群等编《胡耀邦传》作序

下面是全文：

《胡耀邦传》，在耀邦诞生九十周年的前夕终于出版，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耀邦是我们党最优秀的总书记。他为我们党、我们国家和我国人民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永垂不朽的。

在二十多年的折腾、特别是在“十年内乱”之后，我们的国家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城乡人民处于啼饥号寒的苦难境地。正当中国共产党陷于危难的严重时刻，党内外一大批有志之士，终于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的专制独裁统治，开辟了我国和平民主发展的新局面。胡耀邦是这批有志之士的代表人物和带头人物。这是历史的复兴和转机。

在耀邦重新登上政治舞台的十年间，我国政局出现了一个由衰到盛的中兴时期，为国为民创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惊人业绩。对于耀邦以远见卓识、敢想敢干，和他那种没日没夜、苦心孤诣的坚韧精神所作的种种努力，一桩桩一件件铭刻在千百万干部和亿万人民的心中。

请想想：建国以来，经过没完没了的各种政治运动，尤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打击，挫伤、迫害了几千万人、上亿的人。国家最优秀的干部和杰出的人才，遭受到严重摧残和伤害，其中家破人亡的人不计其数。

十年“文革”结束以后，在多数高中级干部（包括大批党国元勋和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以及很多知名人士），都望眼欲穿急盼“解放”。胡耀邦等一批先进人物从这点入手，首先把大批受苦受难人们被捆绑的手脚解放开来，继而发动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把人们的头脑又从多种条条框框的束缚下也开始解放出来。这样，逐渐打开了十年浩劫的专制独裁的统治枷锁，一个充满活力的新中央和各级领导核心，才开始恢复和发展起来，整个社会才开始呈现生机。

这就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新的组织路线、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把多年来“无产阶级专政”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扭转为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的新的总路线，整个国家才又开始复兴起来，整个国民经济才重新活跃起来，人民生活也才慢慢提高改善起来。

《胡耀邦传》不只是耀邦一个人的历史，主要是我国重新振兴的历史。

我想请读者们认真地想想：我提出耀邦是我国最优秀的总书记，这个论断究竟对不对？请大家在阅读这本《胡耀邦传》的时候，特别联系到这些年来党中央那些大胆革新的政策措施和社会上的巨大变化，对比历史的情况来想想，看看我这个判断对不对？

然后，进而想一想：这样一个做出了如此巨大贡献的最高领导人物，为什么竟然落得这样一个不公正的下场？一个平反了千百万冤假错案的闯将，自己为什么反而陷入一个新的沉冤泥潭中而不能解脱！这是为什么？

这些年来，眼看一个一个的专门写作级或编辑室写出一本一本的政要传记，编出一套一套的文集，制作出一部一部的纪录片或者传记片，偏偏没有这一位功高盖世的总书记，这是为什么？

1999年几位同志自告奋勇，大胆编辑了四本《怀念耀邦》的纪念文集，为什么在大陆无法出版？这次出版的这本《胡耀邦传》，为什么大陆的出版社仍然不敢出版？全国的书店为什么不能销售？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八十周年所摄制的历史纪录片中，为什么偏偏没有胡耀邦的镜头？难道我党的历史上根本就没有一个当了八年总书记的名叫胡耀邦的这个人吗？

几十年来，我们总是宣传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坚持的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今天，公然把一个具有卓越功勋的党的总书记一笔勾销，难道这是“伟大、光荣、正确”的表现吗？能叫作“实事求是”吗？这不是在给自己的脸上抹黑吗？

这不仅违反国法党纪，还违反中国人的为人道德，是太不尽人情的！人们对自己世了的父母、祖父、曾祖父……，即使他并不很好，我们也常常为他祭奠扫墓。如果他还是一个很好的亲人，我们总要想办法来哀悼他，缅怀他，纪念他，更是永世不忘！

纪念过世的先人，是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如果谁对自己的先人无情无义，人们就会当面或者背后骂他是“不肖子孙”、“数典忘祖”。很可惜，在我们国家里，这种“数典忘祖”的大人物却大有人在。

明年十一月，是耀邦九十寿辰的纪念日，编写《胡耀邦传》的几位作者选在这个纪念日来出版，正是表示我们千万不能“数典忘祖”。所以我对这本传记的出版，十分高兴，又难以抑制心中的愤慨。我希望一切有良心中华儿女，尤其是处于领导岗位的人，都能真正继承和发扬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尊重历史、尊重先贤的光荣传统！

二00四年八月九日

五柳村原发在加拿大博客空间（posted on Thursday, November 17, 2005 8:1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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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繼繩：胡耀邦情結

胡耀邦情結
楊繼繩

原载香港明报月刊2005年12月号,2005-12-12

胡耀邦離世已十六年，但胡耀邦情結在人們中間不但沒有淡化，反而更加強烈。圖為一九八九年群眾在北京悼念胡耀邦的情況。（明報資料室）

　　我們必須承認，在中國的很多人心中、特別是在知識分子心中，是存有胡耀邦情結的。胡耀邦離開我們已經十六年了，時間一年又一年地消逝，但胡耀邦情結在人們中間不僅沒有淡化，反而更加強烈。

解構「情」與「結」

　　所謂胡耀邦情結，一是「情」，二是「結」。「情」是因為胡耀邦是一位好人，而且是一位對中國改革開放立了頭功的好人，人們當然不會忘記他。在這一點上，不管持什麼看法的人，都不會有多大的分歧。「結」說起來比較複雜，因為他的下台，以及他下台時中共對他的種種指摘，實在有相當多的人有意見。然而，不管這些意見是不是正確，基於眾所周知的原因，無法成為當今的主流看法。對立的看法相糾纏，成了「 結」﹔眾多的人的看法受到壓抑，成了「結」。

　　胡耀邦是一位好人。他平等待人，在下級面前沒有架子，很容易和人溝通。他敢於發表自己的看法，但吵架不記仇。他熱情高漲，敢作敢為，從不考慮個人得失。他是一位很民主的領導人，力主黨內生活正常化、民主化、健康化。他沒有「山頭」思想，對「誰是誰的人」這種說法很反感，常說「我是黨的人」。他讀書萬卷，口若懸河，重視知識，特別看重有知識的人。他不以權謀私，雖然位高權重，卻沒有為子女、親屬謀取任何利益。他口無遮攔，從不設防，說話難免有疏漏，因而被人抓著不少「辮子」。知識分子卻喜歡他這樣，認為這才是平民領袖的風格，不是「一句頂一萬句」的超人。

改革立頭功

　　說胡耀邦在中國改革中立了頭功，一點也不言過其實。如果沒有「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就不可能破除現代迷信，就不可能有改革開放的思想﹔如果沒有大刀闊斧地平反冤假錯案，讓大批蒙冤幹部回到工作崗位，就不可能有這麼大的一支實行改革開放的幹部隊伍。這兩項工作是風險最大、難度最大的。胡耀邦力挽狂瀾，並且承擔了風險，才把這兩件大事完成了。

胡耀邦不僅完成了改革的思想準備和組織準備這兩件大事。之後，他的改革之劍一直指向最為關鍵的方面。例如，粉碎四人幫以後，各單位還設有政治部，這是一個權力很大卻是固守舊思想的部門。胡耀邦不管三七二十一，把這個部門砍掉了，還說﹕「政治部是整人的，今後不整人了，不要政治部了。」胡耀邦說的是軍隊以外的政治部。

　　此外，也是在粉碎四人幫以後，各單位每天都要搞政治學習。有的是利用工作時間，有的是下班後學習一兩個小時才能回家。這種政治學習內容陳舊，不僅費時，而且每天在人們頭腦中增添新的禁錮。胡耀邦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實行了多年的政治學習一刀給砍掉了。像這樣的改革，等於在太歲頭上動土，是很危險的事。

　　但胡耀邦不怕。

　　最富爭議的是胡耀邦關於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態度。作為組織中人，胡耀邦不可能大力抵制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但他對知識分子手下留情，並且盡可能保護。對批判文藝作品、反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態度，他不夠堅決，使得「反對精神污染」只搞了二十八天就無疾而終。

　　正是在這方面，令知識分子對他懷有好感，也令一部分人對他很不滿意。這是他下台的主要原因。他為保護知識分子而下台，在知識分子心中留下了陣陣的隱痛。

評價不冷靜

　　胡耀邦情結還與一九八九年的那場政治風波有關。胡耀邦情結是那場風波的導火線，而那場政治風波又強化了胡耀邦情結。

　　胡耀邦情結的實質是，對胡耀邦有沒有一個還以歷史的公正的問題。這麼一個好人，對改革開放立下了這麼大的功勞，為什麼讓他下了台﹖即使要他下台，為什麼不能體面一點，如在幾個月以後的「十三大」上按正式程序下台﹖為什麼在他下台時，又有這麼多不實事求是的指摘﹖也是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中國當今的主流意見不可能回答這些問題的。即使多數人認為要還胡耀邦以歷史的公正，但目前還不具備這樣的歷史條件。

　　胡耀邦是一個好人，但他不是一個完人。胡耀邦情結造就了這麼一種現象﹕你說他不好，我偏要說他十全十美﹔你說他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我偏要說他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胡講了一些錯話，但人們總是有意忘卻，如允許私人開小煤礦，讓「油水快流」，我當時就覺得是錯話，現在還認為是錯話。胡耀邦有些講話當年知識分子就不滿意，如《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而現在偏要說這篇講話不是胡耀邦的本意，認為胡耀邦本來可以講得更好。胡耀邦一些即席發言有不少漏洞，人們卻不在意這些漏洞，還說「寧可聽漏洞百出的真話，也不願聽滴水不漏的假話」。
　　胡耀邦是堅定的改革者，思想是非常解放的。但他還是制度中人，他的改革開放和思想解放是有限度的。他在位時有的講話還是很保守的，《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就是一例。但是，由於有了胡耀邦情結，人們有時按自己的意願把胡耀邦的思想解放程度擴大了，似乎他力主推行徹底的政治體制改革，實現了今天一部分人希望的那些目標。其實，胡耀邦是一位組織觀念很強的中共黨員，在當時，他不可能有現今人們期待的那些主張。

　　對胡耀邦就是這樣，一會兒被打入低谷，一會兒又被抬上高峰。抬高和打壓他的是政治風浪。政治浪花還模糊了他的面目。胡耀邦到底有多高，他的真實面目到底是個什麼樣子，得等風平浪靜以後才看得明白。胡耀邦情結和政治風浪相關，那場政治風浪的影響不消失，胡耀邦情結就不可能完全解開。胡耀邦情結不解開，就很難客觀、冷靜地評價胡耀邦。

讓時間解結

　　胡耀邦情結的存在，說明中國不僅對過去二十五年的改革歷史，還對今後改革的方向，也還沒有統一認識。中國是一個大國，十三億人，認識不一致是很自然的事情，但這並不要緊。放開言路，讓各人說各自的話，只要留下可靠的歷史資料，認識總有一天會基本一致的。此外，對今後改革方向的認識不統一不要急，當前需要改變的事情還有很多，改革的活動空間還很大。先改認識基本一致的，而隨著改革的深入，現在認識不一的也可能會逐漸統一認識。市場經濟是過去多年來被視為萬惡之源、洪水猛獸的東西，我們不是也接納了嗎﹖只要對中國有好處的東西，遲早會被中國人接納的。

　　胡耀邦情結是歷史的情結。歷史之結只能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才能解開。什麼樣的歷史條件呢﹖就是﹕造成情結的社會激奮之情已經冷卻，有利害關係的當事人失去了影響。如果在胡耀邦身上真的有歷史不公正的問題，那麼，隨時間的推移，公正和不公正的力量此消彼長，一旦公正的力量超過了不公正的力量，正義就可以伸張。或者說，造成不公正的權勢已經消失，還歷史以公正有利於社會和諧。上述的社會條件齊備，「結」就不解自開，歷史的本來面目就會顯現。具備這樣的條件需要時間，時間才是醫治政治創傷的良藥。在「結」未解開之前，各方面要有一個平靜的心態，對不同的看法持寬容的態度，給各種不同思想以自由表達的空間。不要以勢壓人，用實踐去找出是與非的結論。如果用施加壓力的方式，硬要對方接受自己的意見，有可能這一個「結」還沒有解開，又會出現另一個新的「結」。歷史之結，通常是一個社會「病灶」，在一定的條件下，「病灶」會一觸即發，成為社會衝突。
　　我說時間是醫治政治創傷的良藥，並不是叫人消極地等待。在解開歷史之結的條件出現之前，還有很多事是可以做的。比如﹕積極推進民主化建設、真正實行憲政、努力把胡耀邦當年開創的事業推進。做好這些事，既可以防止歷史之結造成社會不和諧，也可以加速上文說的那個歷史條件的出現。在胡耀邦九十誕辰之際，中共中央舉行紀念活動，就是一個積極的態度。

五柳村原发在加拿大博客空间 posted on Monday, December 12, 2005 11:0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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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监复：杜导正向戈扬致歉，谁将向杜导正道歉？

杜导正向戈扬致歉，谁将向杜导正道歉？─向戈扬致哀
姚监复

难忘的一天──二○○八年十月十六日见到司马璐和戈扬

　　二○○八年十月十六日我从波士顿赶到纽约宾馆时，《世界日报》名记者曾慧燕正准备亲自开车送国内来美的朋友去拜访司马璐和戈扬两位老人，她热情地拉我上车奔赴老人院。赶在晚餐之前，我们会见了高龄的司马璐。他还记得二○○七年高瑜同我在美国向他打电话问好的往事，记忆力令人吃惊的好，甚至记得六十多年前在延安时，李普在批判他的会上没有发言参与围攻的好心，专门在我的通讯簿小本上，写了一段话托杨继绳给李普回信，感谢从遥远的过去延续至今的友情与关心。在友好、热情的交谈、照相后，司马璐在我的小本子上又写了一段话：

　　「今天是我难忘的一天。姚监复　杨继绳　丁抒　曾慧燕　张伟国留念

　　司马璐（马义）

　　二○○八年十月十六日纽约」

　　杜导正向戈扬致歉

　　二○○八年十二月我专程赴《炎黄春秋》杂志社，把载有曾慧燕写的我们会见司马璐、戈扬的文章与照片的《世界周刊》送给杨继绳。我向杜导正社长指出照片中的戈扬时，杜导正严肃地诚恳地说：「我应当向戈扬道歉！」我惊问：「为什么要道歉？」杜导正说：「当年我当新闻出版署长时，是我处理《新观察》杂志的。」他在作真诚的忏悔。很可惜，也很遗憾，我没有在戈扬生前，把杜导正的道歉转达给她，现在只能送给在天国微笑着的戈扬──一份迟到的诚挚的道歉！

　　当年的新闻出版署长杜导正奉命撤销了一份受到欢迎的杂志《新观察》及负责人戈扬的职务。一个轮?，二○○九年的《炎黄春秋》社长、老新闻出版署长杜导正，又遭到同样的命运，第×代新闻出版署长又奉命处理杜导正社长的职务。经过斗争，杜导正颇有信心，认为能维持住社长职务。人们希望《炎黄春秋》能够保持住原来的民主特色和讲真话的风格，不致被阉割、改造、软化、退化……。但愿不要出现撤换社长，上报审稿制度使《炎黄春秋》失去春秋笔法之本色。

　　将来谁向杜导正道歉？

　　人们估计这种悲观估计的可能性会成为现实，而那种乐观的善良愿望有可能成为镜花水月。我们且拭目以待：看看杜导正与《炎黄春秋》在二○○九年的命运是喜剧还是悲剧？还要放眼未来：将来是谁向杜导正道歉？他能不能像杜导正那样对戈扬道歉？在中国，二十一世纪杜导正重复二十世纪戈扬悲剧的命运，为什么恶性循环不断上演？……但愿「勿使后人复哀后人也」。作为大陆的领导人，应当思考这个教训。

　　但愿领导人能顺应历史潮流，尊重宪法给予公民的权利。如果不敢开放民主，担心多党制威胁一党专政；那末，保证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自由的权利，总是理应做到的最起码的为政之道吧!?连让人们讲话的权利都被剥夺掉的社会，怎么是和谐社会呢？谐，就是皆言，都讲话也。连这一点宽容的气度都没有，那也就是失去了执政的自信心。一个人扼杀自己的呼吸器官，必然走向死亡。一个政权扼杀言论自由，必然闭目塞听。堵塞住高压阀，必然引起毁灭性爆炸。自杀性政策，不打自倒、不战自亡。这样一个不能引起人们同情和怜悯之心的自杀性政策，必然会失去民心，走向失败。有良心的诚实的官员，像杜导正，最终会向戈扬道歉，敢于同自杀政策决裂，进行这样深刻反思的善良人们会越来越多。戈扬，微笑吧！安息吧！

二○○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原载《动向》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