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宾雁最后絶唱：孤独的胡耀邦

Saturday, November 04, 2006

刘宾雁最后絶唱：孤独的胡耀邦

　　想起胡耀邦同志，就不免回忆起和他的最后一次会见。

　　那应该说是在一个大喜大庆的场合。一九七九年，在北京举行中国全国文联第四次代表大会。那是在中国的文化界饱经摧残之后，在废墟上重新站立起来的一个标志，所以举世瞩目。会议闭幕的傍晚，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文联各协会的代表们首先向华国锋、胡耀邦等中央首长敬酒。

●那一瞬间，我决定应保持一定距离

　 　当我走到耀邦的面前时，两人目光相遇，我的动机已不在敬酒，而是要观察一下他对我的态度了。自从当年九月《人妖之间》问世以来，我已经成了一个全国级的 有争议人物，关于胡耀邦包庇我的恶意传闻已经散布开来。四次文代会显然又为这种谣言提供了一些新的依据。大会尚在进行，已经有人在全国各地散布说“右派翻 天了”，指的是一些原来被错划为右派的作家艺术家在大会上作了发言，而我的发言又是最大胆的。一些前右派被选入了作家协会的领导机构。左派们说，大会不给 他们发言的机会，事实并非如此，很多左派报了名，也排进了日程，但他们看到气氛不对，纷纷撤回了发言的申请。



时任《中国青年报》记者的刘宾雁在被打成“右派”之后，胡耀邦并不以敌人视之。图爲刘宾雁在报社大会上作检查。（资料照片）

　 　我举着酒杯，走到耀邦面前，对他说：“耀邦同志，我翻译的一本《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寄给您，看到了吗？”回答是：“看到了，看到了。”我注意到他的眼 光已垂向桌面，显然是无意把对话继续下去。我立时就明白了，我已经给他惹了麻烦，决不能给他以任何伤害了。那一瞬间，我便决定了我们之间应保持一定距离， 那也就固定为我们之间长期不变的关系。我从也不去找他。除公务外不写信，不通电话，直至他去世为止。他也谨慎地维持这种关系，有时明明该给我写信，却要把 信写给周扬、贺敬之，传话给我。但是有一条，尽管我给他惹的麻烦越来越大，他却从未以任何方式向我明指或暗示，让我必须收敛一下。

　　现 在回想起来，有时感到奇怪：我们在一九七九年当时为什么对中国的形势那么乐观呢？全面的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显然是起了持久地鼓舞人心的作用，几千万人 和他们的家人从来没有料到他们还有翻身的一天。以我来说，就算给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分子大规模平反，只要留下百分之十甚至百分之五的人不动，我必在其中。只 有了解当时平反右派的工作遇到了多大的阻力，才能理解胡耀邦个人在其中所起的重大的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我们就没有去想，他得罪了多少人？那些人又属于何等 人物？

　　没有想到的是：当我们这些代表拿着酒杯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以后，本来按原安排应由华国锋或胡耀邦做一次关于四届文代会的讲话，想不到听到的却是“宴会到此结束”！一千多人的宴席，还没有人动一下筷子，竟如此草草收场，哪里会有这种怪事呢？

　 　我印象里的那次宴会大厅，灯光相当幽暗，倒是衬托了大会的这样一个难堪的结局。显然这是由于领导层斗争激烈，拿不出一个对这次会议的一致的看法。当时胡 耀邦身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大会的这样一个结局也就等于对胡耀邦主持的这一项重大工作投了一次不信任票。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果然不是一个好兆。

●一九八二年一次未完成的宫廷政变

　 　二十多年来，我常常说，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期间大约每两年就有一回以颠覆他为目的的政治地震。文章写到这里，我才忽然发觉那说法必须修正：从一九七 九年到一九八七年，地震就从来没有间断过。一九七九年的镇压西单民主墙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对于以四次文代会为标志的文艺复兴运动的全面大反攻；一九 八一年以批判白桦未上演的影片《苦恋》开端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计划好了的第二次反右派运动的流产；一九八三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终于在较小范围 上完成了一次新的反右派运动；一九八四至八五年取消整党和对于改革派的全面大扫荡。

　　那么一九八二年呢？那一年有一次未完成的宫廷政 变，鲜为人知。该年九月，中共十二大召开前夕，《解放军报》和上海《解放日报》同时发表了一篇由军报社长赵易亚署名的长文章，从标题到本文，充满了关于精 神文明建设的陈词滥调，一般人不会去看。但内里暗藏重大玄机：攻击中央领导开门揖盗，使西方文化在中国畅行无阻，罪大恶极！一看便知是对胡耀邦的攻击。但 发难者欠了一点小心，把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也给收拾进去了。岂不知这一胡不同前一胡，尚是邓小平的爱将，对这一异常事件当然要清查一番。这就把由军方总 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发动的一场企图借十二大之机一举搞掉胡耀邦的阴谋给揭穿了。

●耀邦这些话，不是批评是保护

　　那么一九 八〇年呢？我原来把一九八〇年算作一个比较太平的年头，其实八〇年一开头，“地震”就来了，那是一次针对四次文代会的大反攻，当然也是不指名的围攻胡耀 邦。从会场回来没有几天，我家的敲门声就不断，有五六位朋友向我通报的都是一个消息：大事不好，胡耀邦公开批评了你！那时候家里没有电话，交通也不方便， 但是朋友们还是四处奔走，核对消息的真伪，可见不是涉及我个人安危的小事。最后得到的一个共同的版本是：在中宣部的一次例会上，有三个人向胡耀邦告我的 状，其中主要的一位是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杨士杰。在胡耀邦作总结发言时，他插话说：“有的人右派问题给他改正了，他说他不是共产党员，他说社会主义不如资本 主义，共产党不如国民党，大陆不如台湾，他要到美国去，那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刘宾雁！”胡耀邦自然不会不明白此话的分量，但没有马上理它，显然是经过一番 思索，在结束他的讲话之后，说“刘宾雁这个人我了解，一九五七年定他右派，我是不同意的，去年给他改正，我是赞成的，但是这个人也有毛病。”朋友们坐下来 分析这段话，放心了：耀邦的这些话，并不是批评而是保护。

苏共的宣传部在苏共中央高出很多。一九八○年耀邦在党内的地位事实上又仅次于邓 小平。如此说来，在刘宾雁问题上，代表中央的就该是耀邦的那几句话了。可是不然，那时我正在去四川采访途中，人还没到，四川已经传说我闯了大祸，被开除出 党。谣言传播之广也很惊人。一位制皮鞋的老工人，毕生离政治很远，居然也不敢按约定接受我的采访了。

　　杨士杰这个人很有意思，我跟他素 不相识，他却揪住我不放。我在四川采访时，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忽然来电，促我紧急返京。原来又是这个杨士杰跑到报社去，向胡绩伟诬告，说我在四川发表演讲 号召学生上街示威游行。其实我在去四川之前，已经决定不从事公众活动。当听说四川省文艺界一位老干部向全省部署说“本省决不给刘宾雁提供讲坛”时，我自然 就更不会去自找麻烦了。杨士杰的这两次诬告看来并非出于个人恩怨，他本人也曾被划为“右派”。那么他究竟所为何来呢？看来不是他的个人行动。我所受到的来 自不同方面的攻击，也不会是巧合。

　　在以后的几年里，我的文章或演讲在有关省市所引起的不满，一无例外地成为地方党委向耀邦指控我的材 料。本来用文字或口头表达也就够了，但他们却一定要利用党的各种会议，当众和当面迫使耀邦对我的问题表态。他们明明知道耀邦和他们是不一致的，是有意刁难 耀邦，使他难以回避“袒护”我的责任。

　　各路诸侯硬是要把党的一位最高领导人和一个前右派分子捆在一起，一再发难，是否还另有动机呢？(chinesenewsnet.com)

●耀邦早在反右时已开始和毛泽东的正统决裂

　　中共党内有一些老干部在执行毛泽东路线多年之后，在文革中大彻大悟，改变了对毛泽东的态度，如周扬、陆定一、罗瑞卿、胡绩伟等；但是胡耀邦有所不同，当上述人士在积极推行反右派运动时，他已经开始和毛泽东的正统决裂了。

　 　一九五七年，身为团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从国外回到乌鲁木齐，立即电告北京主持团中央反右派工作的人赶紧刹车。他回来后，对已经划定为右派或准备定为右派 的人一一重新甄别，大大缩小了打击面。中国青年报编辑部最后定为右派的是十七人，倘无耀邦介入，就要翻一番了。这期间耀邦曾尽力去保护一些已经内定为右派 的负责干部，虽然最终保住的不过十之一二，但是他为此所冒的风险却并不更少，在毛泽东那里挂了“右倾”的号是毫无疑义了。他还把团中央系统定为右派的资格 较老的十几位干部请到团中央会议室，继续称我们为“同志”，显然是有意的向我们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他并不把我们当作敌人。他曾两次说“像刘宾 雁，不就是尾巴翘得太高了吗？”我是那些人中最罪大恶极的一个，既然连我的问题都不过是骄傲自满，那么又有哪一个右派分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民公敌呢！ 这就大为减轻了一百多名右派和他们家人的精神负担。

　　还有一件大事，鲜为人知。在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间，中国有两家大报摆脱了斯大林 －毛泽东路线，走上了独立追寻新闻自由、推动中国非斯大林化的道路。《人民日报》称作“改版”，由邓拓同志主持，版面扩大一倍，社会性、批判性成为主导。 《中国青年报》的改革实际上是在胡耀邦亲自主持下进行，一举抛弃了所谓“团报”性质，大刀阔斧地向全社会的黑暗、保守势力宣战。耀邦不会不知，这一举动在 党内所冒风险、接近于成立反对派。耀邦却能够有胆量、有热情，在同代人中独一无二地迈出这样大胆的一步，证明了他在反右问题上是站在了和毛泽东完全相反的 立场。

　　人们往往把反右派运动当作毛泽东五十年代所推行的诸多错误运动之一而看不到这场运动不同一般，给中共党的性质的演变上造成的至 为深重的后果。严格地说，那是一次党的大分裂，在那些由于反对毛泽东的路线而被打成右派的党员身后，站立着几倍或几十倍于他们的党员，他们的良知接受不了 全国范围的颠倒黑白和诬陷无辜，从此变得消极了，事实上退出了政治斗争的场地，不是成为庸人，就是变成党内冷眼旁观的路人，或潜在的反对派。与此同时，投 机派和铁石心肠的打手，却成为各级党组织的主流。

　　共产党历来的正统观念、重大原则、行为准则本来就有真真假假的一面，从此在形式上变 得更加革命、实质上则进一步反革命化了，这个党也就向法西斯化迈进了一大步。常人以为反右不过是一场风，运动一过去，自然恢复原态。岂不知那是一场洪水， 淹没和沁透了共产党肌体的每个毛孔，即便是把毛泽东埋葬了，给右派彻底地平了反，也无济于事。不把中共看作“五七党”、看不到现行政治体制是一九五七年那 场政变之后推行的一整套“五七”体制，就不能理解改革的真正目标应在何处。

　　胡耀邦为人善良，心存悲悯，从红军时代毛泽东在苏区实行残 害异己的反人性路线时起，他就不从众随俗，十几岁上就差点在反“AB团”的屠杀中被害。延安整风时期的抢救运动里，他因自己未能保护几位好同志免遭于难而 耿耿于心。他把自身置于反右运动之外，也就同毛泽东路线拉开了距离，因此也就成了中共的异数。那些尸位素餐的“革命老干部”们，凭阶级本能是不难觉察这个 异类的危险的。

●“民主选举”不过又是一场戏

　　一九八五年新年，我收到的邮件里有一件令我大吃一惊。那是一位青年人寄 来的一张明信片，上写：“大清帝国要完蛋了！”意思一清二楚，但分析下来，它不是反映现实而是表明一种心境，那就是：绝望！而且，“老子也不在乎你来追查 作者！”也是从这一年起，我们这一个层次的人已对邓小平不抱希望，盼他早死；同时把目光投向戈尔巴乔夫。普遍的沮丧和社会乱象已十分明显。但当局者却依然 毫无停止倒退、实行真正的改革的意图。对胡耀邦的进攻加紧了，他的成功也成为失败，他的正确就是错误！

　　一九八四年年底和一九八五年年 初之间，刚刚开过一次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共产党治下的国家里，第一个提出给文艺创作以自由，不加任何前提和限制，在国内外引起很大震动。同时提出这次 大会上要产生作协的领导班子，几年来左派的种种安排一概不算数，要由代表们重新来一次“民主选举”。选举的结果，一九四九年以来左派当家的局面完全改变， 一大帮靠当文艺官吃了几十年饭的人，纷纷落马。举国欢腾，以为大权终于回到作家手中。不出一个月，真相就大白了。我是在选举中未经领导提名以仅次于巴金的 得票数目当选为副主席的，此事又被国内外舆论界夸大，似乎中国向民主化前进了一大步！我心里倒还明白，那不过是一个虚名。

　　不久，湖北 省开作协代表大会，执意请我参加，我也同意了。这时忽然接到中国作协党组的电话，再三地、以各种方式示意我最好不去。开始我还不明白，上了火车，见他们又 派了一位《人民文学》编辑携带着代表中国作协对湖北的大会所致的贺词，与我同行，这才明白，我这个“副主席”是不算数的，连在会上朗读一个别人写好的文件 都不能放心！仍然是老章程，“民主选举”不过又是一场戏！

　　一九八五年年初起，胡耀邦的政治生涯就走向结束了。作协代表大会不是唯一原 因，但他以“民主选举”打破了“五七体制”，夺走了左派的权，无疑是他最终出局的直接动因之一。几乎从会议结束的第二天起，他就节节后退。不出两个月，他 竟然必须公开发表关于新闻工作的讲话，全部放弃了一九七八年以来争得的新闻自由成果！中共陕西省委就我的一篇文章兴师问罪，竟逼得书记处一个月没敢开会！ 因为他们知道我没有错，却又无力抵挡陕北帮的强大压力。最终还是不得不屈服，由胡耀邦说了违心的话：“刘宾雁没接受反右派的教训。还是不要做记者，去做作 家吧。”

●耀邦失败的原因之一：没有可能把有识之士聚集在周围

　　为什么说“正确也就是错误”呢？在耀邦经受的最后一击 中，最令他痛苦的，我猜想是陕北帮就他六十年代老帐所作的文章。关于他一九六四年如何急如星火地去营救生死边缘的陕西基层干部，因此得罪了陕北帮头子刘澜 涛，以致惹来几致杀身的大祸，以及数以千计的陕西干部因同情他而始终受压，二十年不得翻身等等，耀邦当年的秘书林牧同志已有专文介绍。那次社教运动打击异 己、以极端残忍手段伤害了大量干部，早有定论。六十年代刘澜涛已属于毛泽东所支持的错误的一方，而二十年后此案非但不能平反，居然仍用来向胡耀邦兴师问 罪，可见中国的变化何其有限！

　　现在二十年过去了。回想当年，耀邦已被逼得走投无路，我们也不是没有危机感，但对于邓小平这条改革道路 却没有从根本上产生怀疑。其实，一九七八年后关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虽然也说了不少，但反右派运动中奠定下来的“五七党”和“五七体制”那些每日每 时影响我们命运的最根本的东西究竟改变了多少呢？根本未改，我们却觉得已大有改善了。也不是全然未改，但随时可以全部收回！一九八五、一九八七和和一九八 九之后，还剩下了什么呢？事实上八十年代“五七分子”并未闲着，一直在以另一些方式继续着反右派斗争。尽力缩小老右和新右的影响，尤其不准他们染指拥有实 权的岗位！

　　耀邦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斯大林以来党内不准有不同意见的集团存在；“五七体制”连不同意见的合法性也取消了。他也就没有可 能把一些有识之士聚集在自己周围，共商大计。拥护他的人虽然很多，却是分散的因而弱小的。八十年代改革中获益最多的知识分子精英，本应是耀邦最坚定的后 盾，但自由最多、影响最大的作家们早已选定了逃避现实的道路。反对耀邦的人则是有组织的，并有“五七体制”为后盾，因而是强大的。我看耀邦是很孤独的。

　 　想不到到了最后，当耀邦的命运已经决定，仍然有人生怕那块石头太轻。在一九八六年最后一个晚上讨论把几位知识分子开除出党时，名单上原来没有我，邓小平 反复念叨的是两个名字。据几个可靠来源传说，这时忽然有一位政要，临时动议说，“刘宾雁这个人也很坏！”证据是他和方励之、许良英等人主持的反右派运动三 十周年讨论会，已经开了两天，影响极坏！又是一个谣言，那会根本未开。可是我却被开除了。

　　接下来便是左派的大得势。我于一九八八年春 离国，后来耀邦去世，八九年天安门事件发生，和耀邦更是天人永隔了。没想到，在一次给中国留学生讲演后，两位年轻的留学生来到我们面前，他们自我介绍说是 耀邦的亲戚，说耀邦让他们捎个口信，说他生平有几件事使他至今不安，其中之一就是说了对于我的违心的话。

　　那句话我早就知道，根本没给 我造成任何伤害。可是耀邦竟然把此事看得这样重，念念至死！有哪一个从战争中走出来的人，会对他人心灵中的微小的痛苦如此看重？默想良久，我如中雷击，顿 然领悟到这才是耀邦人格的最重要的特点：别人所受轻微的伤痛，心头感情微弱的颤抖，都会使他的心弦战栗不止！这就是我敬爱的胡耀邦；是他不同于所有同代人 的最大特点。他一生的贡献，那始终伴随着他的悲剧，都来自伟大人道主义者情怀和和伟大革命家的理想在他身上的紧密结合。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九日

　　（作者系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国际笔会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第一届会长。这是刘宾雁先生生前抱病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谨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和悼念之情。小标题爲《多维月刊》编者所加）

本 文选自苏绍智、陈一谘、高文谦主编的《人民心中的胡耀邦》纪念文集（明镜出版社）。胡耀邦含冤去世十七周年到来，中国民众一直没有忘记他。纪念文集共收录 了七十余篇文章。作者中有老一辈德高望重的前任高干、知名人士，有在学术上有建树的中年学者，有当年悼念胡耀邦而引发八九民运的天安门一代的代表，还有一 些本来最有资格评论胡耀邦却被大陆官方拒之门外的人们。作者以亲身经历缅怀往事，记述胡耀邦的人格风范，论述胡耀邦的思想贡献和历史地位，探讨胡耀邦的政 治困境和心灵挣扎以及究竟什么才是胡耀邦精神，纪念胡耀邦又要纪念什么。这本纪念文集，并不仅仅在于给胡耀邦正名，还他一个公道，而是期望以此为契机，重 新启动已经停滞十六年的政治改革，实现国家和民族的长治久安。用耀邦的精神来纪念耀邦，完成他未竟的心愿，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006年4月15日21:55:19(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

胡绩伟：作为一个四川人,我问心无愧

原发表时间:2005/11/03 02:45am
在成都九十寿筵上的讲话/胡绩伟

亲爱的朋友们：
感谢家乡的好朋友为我做生日，特别是回到老家四川成都来度过我九十岁生日，更是兴奋。

完 全没有想到：我这个从小就多病缠身的人能够活到九十岁，这是我从来未敢有的奢望。正因为我在青少年时期身体瘦弱，手无缚鸡之力，所以在抗日热潮中没有去当 兵打仗，而是以笔作枪，踏上新闻宣传的战斗岗位。成都，是我立志爱国爱民，开始从事编辑记者工作的地方，是我从此变为一个职业革命者的出发地。

上 世纪三十年代，我在成部生活了整整九年，十分感谢当时的很多老师、老大哥、老朋友对我的鼓舞、支持和帮助，特别感谢车耀先先生和韩天石同志（注）指引我跟 上这个十分宏伟而又极为艰巨的新时代，锻炼我越来越坚定地为我国人民的解放、自由、民主、幸福而奋斗一生。在漫长的七十多年中，随着长江的滚滚洪流，破 千山万壑的重重阻挠，经受了千磨百难，终于活到了今天。我虽然已达九十高龄，仍然人老心不老，仍然深信伟大长江的巨浪怒潮一定能源源不断地涌入东海，伟大 的中国人民一定能同世界各国人民的自由民主的海洋汇合在一起。尽管我只有短短的残年余生，我仍然要坚持最后的拼搏。

四川是生我养我的家 乡，我至今仍然未改乡音，喜爱川味，我始终热爱和眷恋着四川。四川人民素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历史上有过很多记载，民间流传着很多佳话。我二叔公胡素民，他 是老同盟会会员，他曾是孙中山广州大元帅府的秘书，同盟会的报纸《民国报》的编辑。我幼年时期，他就对我讲过孙中山十次武装起义的故事，所以，我从小就崇 拜「孙大炮」，认为三民主义是救国救民的好思想。我的大伯父胡驭垓，也是老同盟会会员，是朱德朱老总的同班同学。在辛亥革命以前，四川人民组织反清的保路 同志会，大伯父是嘉定府七县的评议长，他又是保路同志军的东路行军参谋。在一九一一年九月三十日，他同工人领袖杨绍南一起，率领同志军打败了清政府的武 装，解放了我的出生地——威远县的县城，推翻了清朝的县政权，杀了县太爷。在威远旁边的荣县，由吴玉章同志领导的武装起义部队早在九月二十五日也解放了荣 县。所以荣县和威远县的武装起义，是同孙中山领导的武昌起义同时取得胜利的。这是我们四川的光荣。

今年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全国 各地都举行了纪念活动。当时，四川的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领导抗日战争的总指挥部就设在这里。全面抗战后，我们四川的军队派出三百多万人出川抗日，是 一支屡战奇功的主力军。抗日战争中，国民革命军牺牲三百几十万战士，牺牲了二百多个将军，其中有两位集团军司令，一个就是我们川军的李家钰上将（第三十七 集团军总司令）。川军一二二师师长王明璋中将，在台儿庄战役中，死守滕县，英勇牺牲，战死在滕县城墙上。川军一二四师长饶国华中将，在翁县战役中也英勇牺 牲。我们川军的刘湘上将，是第二战区司令官，带病统帅t军出川，病死在武汉，这些都是我们四川的光荣。所以，我认为我们四川应该隆重举行川军出川抗日的纪 念活动。

事有巧合，我们党的两位最杰出的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都在我们四川有过突出的贡献。成都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日解放的，当时 贺龙元帅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兵团，是解放成都的一支主力部队，胡耀邦就是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他以后又参加解放川北的战斗，成为我们川北区党委书 记、川北行署主任和川北军区政委。他在川北工作了八个月就调进北京。在川北期间，他一方面注重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初步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一方面注意 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在团结民主人士方面流传着很多动人的事迹。

赵紫阳同志在一九七六年「文革」结束后任四川省委书记，他首先注重农村改 革，很快解决了广大农民的吃饭问题。当时广泛流传的「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民谣，就是这样来的。在他蹲点的大邑县和新都县，还推广沼气，解决了 肥料问题，又改善了农村卫生。他还进而推行以粮为主、多种经营为辅，以及利用整治河道，发展了挖沙石，造水泥，发展建筑业，解决城乡就业问题，使农村和城 镇一起走上创业致富的道路。正因为他在「文革」末期和「文革」结束初期在内蒙、广东和四川所作出的杰出成绩，所以在一九八○年调到北京，担任了国务院总 理，同胡耀邦一道，开辟了我党执政以来最为光辉的新时期。这些，都是我们四川的骄傲。

作为一个四川人，在胡赵新政的十年里，我在他们的领导下，也作出了极大的努力。虽然，我同胡赵一样被推倒下台，并被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但我始终相信，历史终究会作出公正的结论。

我深信，我没有辜负中国人民的期望，也没有辜负四川父老乡亲对我的鼓舞、支持和期望，回首审视自己的一生，我是问心无愧的。

顺 便谈一下赵紫阳为四川做的两件好事，一件小事、一件大事。因为都是由我引起的，很多同志可能不知道底细。先说那件小事，其实也并不是小事。大概是一九七八 年秋，我回成都，见到作家沙汀，他说贺龙元帅对解放四川有功，他曾经多次同贺老总进行过交谈，只写了一篇通讯，他还保存一些有关资料，准备写一部长篇报告 文学，但他现在还没有获得「解放」，生活写作条件太差。那时正是胡耀邦发起平反冤假错案的初期，我去见省委书记赵紫阳，向他介绍了沙汀的写作计划和生活情 况，希望能早些「解放」沙汀，紫阳满口答应。果然不久，沙汀托人把他得到「解放」的消息告诉我。我于是去见韦君宜，她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同她商量能 不能让沙汀到北京来专门写作《贺龙传》。韦君宜以后告诉我，她已经为沙汀安排好了，请沙汀住在文联招待所。这样，沙汀很快来到北京，《贺龙传》也由人民文 学出版社很快出版了。

一件大事，是关于开辟九寨沟作为旅游区。那是一九八二年十月，我回成都，何郝炬副省长告诉我，九寨沟是最美丽最神奇 的地方，劝我去看看，还把他写的诗词《水调歌头．九寨沟》给我看。我去了九寨沟，果然一见惊人。我回北京以后，见到赵紫阳，特别向他介绍了九寨沟，我说那 是完全可以正式开辟为旅游区的人间仙境。他看了我带去的一些照片，也十分赞赏。以后他告诉国务院旅游局长去看了。这样，经过国务院批准，九寨沟正式成为旅 游胜地。以后正式对外开放接待游客时，还把我写的一首《水调歌头．九寨沟》印在门票上。几十年来，九寨沟名扬世界，提高了四川的声誉，为四川赢得了很大的 旅游收入。

我始终热爱四川，希望为四川多做一点好事。但是，以我现在所处的条件，没有多少能力做出什么大事。我决定把我的藏书全部捐献给 我的家乡——内江市图书馆。现在第一批赠书七千册在五月间已经运到内江，还有两三千册，等我去世后、狄沙去世时，再送回内江。内江图书馆特辟了一个「胡绩 伟藏书室」，他们选在九月十九日正式开放，接待读者。

我虽然九十岁了，我仍然相信，我的坚强拼搏精神还会延长我这老而不屈的生命，一定能满足我为全国人民、为四川人民贡献最后一滴血汗的心愿。

我决心紧紧地跟上诸位老朋友的步伐，在健康长寿的大道上前进！
再一次感谢家乡亲友们和四川党政机关对我的盛情接待！

二○○五年九月十五日
（注：车耀先曾任川军一个团长，大革命后是中共四川地下党的军委书记。韩天石是「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之一，是成都民族解放先锋队队长，四川地下党恢复组织以后，是成都市第一任市委书记。）
九月十五日的集会在成都易园的梨花院举行，约五十人参加，都是七十五岁以上的老年人。集会由谢韬先生主持，老友马识途讲了话，车辐、刘兆丰、胡晓风、甘本佑、熊梦、陈伯纯、黄荣武、俞稚夫等老先生参加。
原载《争鸣》杂志2005年11月(11/1/2005 11:53)
标题是五柳村编者加的.
原件丧失,这是博客屋 - 记录我们的生活 - 郑州静海瑜伽城北馆保存的

他有着最干净的灵魂--纪念何家栋先生/章铭

何家栋先生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６日在北京逝世，享年８３岁。

我是５月底得知他患上了晚期肺癌的，在此之前，他的身体一直很健康，思维十分活跃，直到发病前还常常半夜爬起来写下脑子里闪现出的想法。他写下的文章，不 熟悉的人，根本读不出是８０多岁的人写的。他的观察一向敏锐，直到生命的终点，都是如此。但是自从检查出肺病，他的身体迅速衰弱了，病魔一天一天地侵蚀着 他，原来使他看起来风度翩翩的头发，剪成了短发，几乎是转眼间，就换了一个人，他变得消瘦，衰老。虽然大家都瞒着他的病情，但是我想他是清楚的，以他的智 慧，当然能够辨识出濒繁的来客探问意味着什么。我记得在８月４日大雨过后的下午，我去看他，他的两只脚肿得厉害，眼睛已经失明，他情绪低落。我劝他住院， 他说，他不想住。家属要将他安排进北京医院，他拒绝了。他说，我告诉他们，北京医院治死了那么多的大人物，我这种小人物就算了吧。这样的何氏幽默一直到生 命的终点，都伴随着他。临走，他翻出他自己编印的两本文集，在扉页上一笔一画地写下自己的名字。我说，你要坚持住啊，还有很多事情等你干呢，他回答说，我 已经是八十多岁的人了，还能做什么呢？但是我听得出，他在坚持着，他还要干很多事情。他仍然有雄心。他渴望活下去。

在他第二次住进同仁医院以后，我差不多每周到去看他。刚入院的一段时间，虽然他的身体已经很衰弱，但思维仍然十分活跃，何氏幽默依然迭出，谈起话来，根本 看不出是个病入膏肓的人。但是，随着病况的加重，一天只能睡不到一个小时，漫漫长夜，只能枯坐着，好不容易等到了天亮，但由于眼睛看不到东西，所以等来 的，并不是朗朗乾坤，而是灰黑的世界。这样的景象不能不影响到他的思维。不要说是一个癌症晚期患者，即使一个完全正常的人，连续几十天每天只睡一个小时， 也是无法忍受的。这时，他的眼前常常出现幻觉，恍惚中病房中的沙发等静物，似乎有了生命。过去沉积下来已经忘却的事情，开始复活。大概在９月２０号以后， 何先生的精神已经大不如前了，看得出，是坚强的意志力量在支撑着他，这使他在与我们谈话的那一小段时间里，保持着常态。但是这种情况一天天地变化着。当我 ９月２９日到医院看他时，他的手依然有力，但神志已经有些混乱，需要仔细分辨，才知道他说的话那些是正常的，那些不是正常的。好在何先生的许多思考，都已 经留下了文字，因此不需要什没有“临终遗言”之类的东西了。

他在中国大转型的阵痛中出生，１９３７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时，他十四岁。从这一年开始，他就离开家乡，投入了民族救亡的洪流。以他的经历，本不应该成为一个 学者，不应成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思想家，因为他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他常说，他是被共产党扫盲扫出来的知识分子。进城后，从事出版工作，但没干多长时 间，就被打入了地狱，顶着双料右派的帽子，接受农民的改造。他在贫困、疾病、苦闷、丧子之痛中，生活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间，除了检讨，没有写过其他的文 字，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在他５０来岁的时候，就已经衰老得像一个老头了。有一次我同他谈起这２０多年的空白，他说，１９４９年进城后他真正的工作时间，大 概也就是三四年，刚进城的一两年加上１９７８年平反到８０年代初退休。

这样的遭遇，使得堪称我们这个时代的活化石。最近几年，确实有一些媒体，像发现了宝贝似的发现了他。但是，无论是被发现前，还是被发现后，他从来不主动谈 自己的这些经历，谈起来，也非常平静，他以悲悯甚至幽默的态度看待这些。在我的印象中，何先生从来都是平静如水的。在他身上，你看不出来他曾经有过九死一 生的艰难历程。世纪的沧桑没有将他扭曲，而是把他变得更为完整，更加明澈。我没有听到过他指责那些迫害他的人，也没有听到过他向人炫耀他的正确或者斗争。 他从来没有想过将自己不幸的遭遇，包装起来，谋取政治上的好处，有许多人，都从自己的那些苦难经历中谋取到了实惠，从上世纪７０年代后期开始的一段时间， 这些经历是可以用作晋身之阶的，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经营一下自己。

苦难的经历，没有使他变得愤世嫉俗，相反他非常的宽容，这样的宽容甚至施予了他的那个折磨了他前半生的党。有人问过他，这个党给了他那么多的苦难，为什么 不退出这个党？他回答说，我为什么要退出？应当退出的是他们！我们没有犯错，犯错、犯罪的是他们，他们才应该被开除。我们留下来是要开除他们！他将这个折 磨了他一生的党，称作“地下党”，它的活动，出台的政策，都是在地下做的，六千万党员中有几个能与闻其事呢！

　　有时我想，像他这样一个 宽容的人，一个心中充满了悲悯和大爱的人，为什么会不为这个体制所接纳，一而再再而三地遭遇到整肃？况且，何家栋还为这个体制塑造了人格上的纪念碑，像今 天仍然畅销的《把一切献给党》等就出自他的手笔。我想，问题就出在这里。按照中共体制的标准，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战士。在他身上充盈着的人性光芒，是没有被 改造好的证据。在中共树立的英雄身上，偶尔也描述一下这些人物所流露出的人性，对亲情的眷恋，比如朱德对母亲的回忆，官方史学关于毛泽东对妻子杨开惠的感 情等等。但是官方史学在描述这些人性的时候，所突出的是领袖们为了原则对亲情的牺牲。再说了，这些人性是已经刻在纪念碑上的，而不是现实中存在的，不是活 着的、存在于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中共需要这样的纪念碑。但是如果纪念碑上的人物活过来，他们将毫不留情地将他作为危险分子，作为敌人，予以消灭。何家栋 曾经隐喻般地描述过自己的命运。在一篇文章里，他引用了萧伯纳《圣女贞德》结尾的情节：民女贞德死后被尊为圣女，后来被烧死。但当她重新现身时，那些受过 其惠和迫害过她的人一起跪倒在地，称颂她的美德。贞德问他们：我要不要从死亡中复活，以活生生的女人回到你们当中？他们全都惊慌失措地跳起来，高叫着：你 太伟大，我们配不上，于是纷纷逃走。她由此得出答案：如果她真的活过来，他们还会再次烧死她一次。人性可以作为圣徒的一种性格，他本人就是被圣徒所吸引而 成为组织的一员的，甚至说，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何家栋就是这样的圣徒。他热情地、发自内心地参与塑造这样的圣徒。但是，他不知道，这样的圣徒必须保持虚幻 的形态，必须是死的，必须是异化的，而在现实中，却必须像对待病毒那样隔离和消灭这样的圣徒性格。

何家栋身上散发着的人性光辉，注定了他无法逃脱每次运动。他身上的那种光，成了引来猎人的标记。他从来就没有达到体制绞肉机的规格要求。面对着人，他无法在他们身上踏上一只脚而不感到痛苦。他总是希望像对待人那样对待人。

这样的性格来自于中国农民般的质朴。对他来说，这些只是一种基于做人的常识。一种绵延了数千年的文明因子。在何家栋那里，这样的性格积淀得是如此深厚，以 至于虽屡遭清洗而没有被消除。但是经过了２０多年的苦难，一种自觉的意识在慢慢地生长。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随着马克思的被发现，他获得了新的启蒙，其 结果就是使何家栋成为一个自觉的人道主义者。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是一个重新启蒙的时代。其思想依据之一，就是新发现的马克思。马克思早期著作中所体现出来的人道主义热情，打动了他。在他自己编辑的文集 中，第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被误解的马克思”。对于他这样的革命者，马克思是无法绕过去的。这位生活在１９世纪欧洲的学者，构成了他们主要的思想资源。在 革命成功之后３０年，他们才发现，那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原来只是被肢解了的，是专制主义和兽道主义的借尸还魂。通过新发现的真正马克思，他找到了我们这 个时代所犯错误的根源。比如，通过阅读，他发现马克思的思想来源中，不只是像列宁所的那样只有三个，而是还有一个，那就是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人道主义。他指 出，舍弃了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成了断尾巴的蜻蜓”。他还说：“如果从马克思学说中剔除了人道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就成了为暴力而暴力的恐怖主义了 ”。事实也正是如此。无论是什么主义，只要是反人道的，那一定是通向奴役的。相反，无论什么主义，其最大的魅力，都来自于人道主义，这条道路将把人带向自 由。何家栋正是通过人道主义，最终走向了自由主义。他说：“马克思主义如果不和自由主义结盟，就必然和封建专制的法西斯主义沆瀣一气”。

自由主义的基础，就是尊重每一个人，尊重他们的选择。他们反对以集体的名义，以国家的名义，以领袖的名义，牺牲个人。在我们这个世纪里，有多少罪恶是以这 个主义那个主义的名义做的啊！然而，所有这些主义，都是反人道主义的。而真正的自由主义，首先是建立在人道主义基础上的。何家栋正是从人道主义出发，走向 了自由主义。

何家栋的思想中所拥有的坚固的人道主义底座，使他与他的同时代人区别了开来。这个基础从来没有动摇过。多少人都曾经为了迎 合、为了躲避、为了改善处境，而输诚投降，在不同程度上成了同谋，被迫害过，也迫害过别人。比如１９４９年以来，无论被官方史学认作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还是 错误路线的代表，无论是无辜的牺牲还是魔鬼，都在不同阶段，不同程度上，迫害过别人。但是何家栋却是例外，他一直就是旁观者。基于他那本能般的人性，他保 持了人格的独立。这个位置最终成就了他，使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清醒的观察者和真正的觉醒者。他有着我们这个时代最干净的灵魂。

我觉得， 何家栋的觉醒有着特别的意义。他的悲剧也更有普遍价值。他并不象是一个激烈的反叛者，而是一个温和的、警惕的怀疑者和思考者。相比张志新那样伟大的抗争， 何家栋与体制的抵牾带有平凡人的色彩，他的独立、他的不盲从，他与体制的不合拍，都是出于对自己人格底线的维持，他总是从一个理智的普通人，从常识出发， 但这也同样是困难的。体制需要的是高昂，是附和，是从众，是集体恶的狂欢。但是，他不是这样的人。他不愿在集体的名义下作恶。那些在集体的名义下作恶的 人，在中国的２０世纪里，几乎都有机会成为社会的主流。而只有他，永远处于被整的状态，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处在赋闲的边缘。

然而，他守住了自己的立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才是真正的异端，是这个时时陷于颠狂的民族的真正脊梁。

在何家栋身上，人性和理性保持着和谐。对于像他那样经历的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坚固的人性底座，使他在看问题的时候，从来就是实事求是的。他虽然是 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的理想，就是彻底地尊重人，实现人的价值。翻阅他写下的那些文字，你看不到高调。他总是理性的。像是一位温和的老师，不是通过呐喊， 通过战斗影响社会，而是通过漫谈，通过对话，用自己的思考启发别人。他是一个启明的人，又是一个启明者。当然，这或许使他不像一个战士，类似鲁迅、殷海 光、雷震等那样的战士，但是，无论什么时候，读他的文字，你都会觉得那是一位诚实的人写下的，对于我们这个总是狂躁的民族，这样的文字尤其显得可贵。

何 家栋公开发表的文章并不多。相当一部分文章，还沉睡在他书桌的抽屉里。在其生病前，仍然保持着十分旺盛精力，笔耕不缀。这些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 就是他特有的那种谈话风格。读他的文章，就象与他谈话，平实，简洁，不时出现一些幽默的句子，我们将它称作“何氏幽默”。读他的文章，常常会产生一种感 觉，觉得写这些文字的人，像是一个新人。比如他写文章批评时髦的“后学”，什么“后现代”，“后殖民”等等，但是，他自己写的文章，似乎比那些后学家们还 要时髦。发生在他身上的这种现象，被朋友们视作是一种奇迹，只有天才人物才具有的那种超越时代的精神风貌。阿伦特在评论雅斯贝尔斯的时候，指出过雅氏学习 新的经验的能力。大多数人，到了５０多岁，通常都会变得非常固执，他们都只能看到对自己意见的确证，但是只有偶尔在少数人身上，才“不断更新着自身”，阿 伦特说：“恰恰是因为他不断保持着自身——正如他一直以来都关注世界并跟随着当下事件的发展，同时永远保持着自己的敏锐和才智一样······这种当代 性，或者说在这样大的年纪还能保持对当下世界的理解力，真像是一种意外的好运，它使得年老不再只是一种惩罚。”这些话也可以用在何家栋身上。我觉得，何家 栋之所以在８０岁高龄还能保持着敏锐和才智，重要的是他心灵的开放性，而这种开放与坚定的人性立场相关。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由于有了这种开放 性，在他的周围，围绕着的，都是思想活跃的年轻人，他与它们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他乐于同他们交流，不存在什么代沟，这样的生活，确如阿伦特所说，“使 得年老不再是一种惩罚”。

生前，他的思想传播主要是通过口口相传。他几乎从未参加过公开的会议。文章也只在很小的范围里被阅读。然而，这 些仅限于一个不大范围的思想，还是引起了某些人的恐惧，他们将他视作危险分子，以至于先生刚刚停止呼吸，自费印制、准备分送亲友的文集就遭到了查封，如今 一个多月过去了，这些书还被扣着。他的去世，在一些人那里引起了莫名的担忧，他们害怕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消息。先生１０月１６日中午去世，１８日一大早就火 化了。除了家属，没有一位朋友得到允许，向他作遗体告别。他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悄无声息。这或许也是他的心愿吧。他生前就不重形式。是的，隆重的仪 仗，总是过眼烟云，只有思想和人格，才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他是不朽的。　
二０００六年十一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