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着最干净的灵魂--纪念何家栋先生/章铭

何家栋先生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６日在北京逝世，享年８３岁。

我是５月底得知他患上了晚期肺癌的，在此之前，他的身体一直很健康，思维十分活跃，直到发病前还常常半夜爬起来写下脑子里闪现出的想法。他写下的文章，不 熟悉的人，根本读不出是８０多岁的人写的。他的观察一向敏锐，直到生命的终点，都是如此。但是自从检查出肺病，他的身体迅速衰弱了，病魔一天一天地侵蚀着 他，原来使他看起来风度翩翩的头发，剪成了短发，几乎是转眼间，就换了一个人，他变得消瘦，衰老。虽然大家都瞒着他的病情，但是我想他是清楚的，以他的智 慧，当然能够辨识出濒繁的来客探问意味着什么。我记得在８月４日大雨过后的下午，我去看他，他的两只脚肿得厉害，眼睛已经失明，他情绪低落。我劝他住院， 他说，他不想住。家属要将他安排进北京医院，他拒绝了。他说，我告诉他们，北京医院治死了那么多的大人物，我这种小人物就算了吧。这样的何氏幽默一直到生 命的终点，都伴随着他。临走，他翻出他自己编印的两本文集，在扉页上一笔一画地写下自己的名字。我说，你要坚持住啊，还有很多事情等你干呢，他回答说，我 已经是八十多岁的人了，还能做什么呢？但是我听得出，他在坚持着，他还要干很多事情。他仍然有雄心。他渴望活下去。

在他第二次住进同仁医院以后，我差不多每周到去看他。刚入院的一段时间，虽然他的身体已经很衰弱，但思维仍然十分活跃，何氏幽默依然迭出，谈起话来，根本 看不出是个病入膏肓的人。但是，随着病况的加重，一天只能睡不到一个小时，漫漫长夜，只能枯坐着，好不容易等到了天亮，但由于眼睛看不到东西，所以等来 的，并不是朗朗乾坤，而是灰黑的世界。这样的景象不能不影响到他的思维。不要说是一个癌症晚期患者，即使一个完全正常的人，连续几十天每天只睡一个小时， 也是无法忍受的。这时，他的眼前常常出现幻觉，恍惚中病房中的沙发等静物，似乎有了生命。过去沉积下来已经忘却的事情，开始复活。大概在９月２０号以后， 何先生的精神已经大不如前了，看得出，是坚强的意志力量在支撑着他，这使他在与我们谈话的那一小段时间里，保持着常态。但是这种情况一天天地变化着。当我 ９月２９日到医院看他时，他的手依然有力，但神志已经有些混乱，需要仔细分辨，才知道他说的话那些是正常的，那些不是正常的。好在何先生的许多思考，都已 经留下了文字，因此不需要什没有“临终遗言”之类的东西了。

他在中国大转型的阵痛中出生，１９３７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时，他十四岁。从这一年开始，他就离开家乡，投入了民族救亡的洪流。以他的经历，本不应该成为一个 学者，不应成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思想家，因为他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他常说，他是被共产党扫盲扫出来的知识分子。进城后，从事出版工作，但没干多长时 间，就被打入了地狱，顶着双料右派的帽子，接受农民的改造。他在贫困、疾病、苦闷、丧子之痛中，生活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间，除了检讨，没有写过其他的文 字，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在他５０来岁的时候，就已经衰老得像一个老头了。有一次我同他谈起这２０多年的空白，他说，１９４９年进城后他真正的工作时间，大 概也就是三四年，刚进城的一两年加上１９７８年平反到８０年代初退休。

这样的遭遇，使得堪称我们这个时代的活化石。最近几年，确实有一些媒体，像发现了宝贝似的发现了他。但是，无论是被发现前，还是被发现后，他从来不主动谈 自己的这些经历，谈起来，也非常平静，他以悲悯甚至幽默的态度看待这些。在我的印象中，何先生从来都是平静如水的。在他身上，你看不出来他曾经有过九死一 生的艰难历程。世纪的沧桑没有将他扭曲，而是把他变得更为完整，更加明澈。我没有听到过他指责那些迫害他的人，也没有听到过他向人炫耀他的正确或者斗争。 他从来没有想过将自己不幸的遭遇，包装起来，谋取政治上的好处，有许多人，都从自己的那些苦难经历中谋取到了实惠，从上世纪７０年代后期开始的一段时间， 这些经历是可以用作晋身之阶的，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经营一下自己。

苦难的经历，没有使他变得愤世嫉俗，相反他非常的宽容，这样的宽容甚至施予了他的那个折磨了他前半生的党。有人问过他，这个党给了他那么多的苦难，为什么 不退出这个党？他回答说，我为什么要退出？应当退出的是他们！我们没有犯错，犯错、犯罪的是他们，他们才应该被开除。我们留下来是要开除他们！他将这个折 磨了他一生的党，称作“地下党”，它的活动，出台的政策，都是在地下做的，六千万党员中有几个能与闻其事呢！

　　有时我想，像他这样一个 宽容的人，一个心中充满了悲悯和大爱的人，为什么会不为这个体制所接纳，一而再再而三地遭遇到整肃？况且，何家栋还为这个体制塑造了人格上的纪念碑，像今 天仍然畅销的《把一切献给党》等就出自他的手笔。我想，问题就出在这里。按照中共体制的标准，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战士。在他身上充盈着的人性光芒，是没有被 改造好的证据。在中共树立的英雄身上，偶尔也描述一下这些人物所流露出的人性，对亲情的眷恋，比如朱德对母亲的回忆，官方史学关于毛泽东对妻子杨开惠的感 情等等。但是官方史学在描述这些人性的时候，所突出的是领袖们为了原则对亲情的牺牲。再说了，这些人性是已经刻在纪念碑上的，而不是现实中存在的，不是活 着的、存在于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中共需要这样的纪念碑。但是如果纪念碑上的人物活过来，他们将毫不留情地将他作为危险分子，作为敌人，予以消灭。何家栋 曾经隐喻般地描述过自己的命运。在一篇文章里，他引用了萧伯纳《圣女贞德》结尾的情节：民女贞德死后被尊为圣女，后来被烧死。但当她重新现身时，那些受过 其惠和迫害过她的人一起跪倒在地，称颂她的美德。贞德问他们：我要不要从死亡中复活，以活生生的女人回到你们当中？他们全都惊慌失措地跳起来，高叫着：你 太伟大，我们配不上，于是纷纷逃走。她由此得出答案：如果她真的活过来，他们还会再次烧死她一次。人性可以作为圣徒的一种性格，他本人就是被圣徒所吸引而 成为组织的一员的，甚至说，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何家栋就是这样的圣徒。他热情地、发自内心地参与塑造这样的圣徒。但是，他不知道，这样的圣徒必须保持虚幻 的形态，必须是死的，必须是异化的，而在现实中，却必须像对待病毒那样隔离和消灭这样的圣徒性格。

何家栋身上散发着的人性光辉，注定了他无法逃脱每次运动。他身上的那种光，成了引来猎人的标记。他从来就没有达到体制绞肉机的规格要求。面对着人，他无法在他们身上踏上一只脚而不感到痛苦。他总是希望像对待人那样对待人。

这样的性格来自于中国农民般的质朴。对他来说，这些只是一种基于做人的常识。一种绵延了数千年的文明因子。在何家栋那里，这样的性格积淀得是如此深厚，以 至于虽屡遭清洗而没有被消除。但是经过了２０多年的苦难，一种自觉的意识在慢慢地生长。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随着马克思的被发现，他获得了新的启蒙，其 结果就是使何家栋成为一个自觉的人道主义者。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是一个重新启蒙的时代。其思想依据之一，就是新发现的马克思。马克思早期著作中所体现出来的人道主义热情，打动了他。在他自己编辑的文集 中，第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被误解的马克思”。对于他这样的革命者，马克思是无法绕过去的。这位生活在１９世纪欧洲的学者，构成了他们主要的思想资源。在 革命成功之后３０年，他们才发现，那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原来只是被肢解了的，是专制主义和兽道主义的借尸还魂。通过新发现的真正马克思，他找到了我们这 个时代所犯错误的根源。比如，通过阅读，他发现马克思的思想来源中，不只是像列宁所的那样只有三个，而是还有一个，那就是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人道主义。他指 出，舍弃了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成了断尾巴的蜻蜓”。他还说：“如果从马克思学说中剔除了人道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就成了为暴力而暴力的恐怖主义了 ”。事实也正是如此。无论是什么主义，只要是反人道的，那一定是通向奴役的。相反，无论什么主义，其最大的魅力，都来自于人道主义，这条道路将把人带向自 由。何家栋正是通过人道主义，最终走向了自由主义。他说：“马克思主义如果不和自由主义结盟，就必然和封建专制的法西斯主义沆瀣一气”。

自由主义的基础，就是尊重每一个人，尊重他们的选择。他们反对以集体的名义，以国家的名义，以领袖的名义，牺牲个人。在我们这个世纪里，有多少罪恶是以这 个主义那个主义的名义做的啊！然而，所有这些主义，都是反人道主义的。而真正的自由主义，首先是建立在人道主义基础上的。何家栋正是从人道主义出发，走向 了自由主义。

何家栋的思想中所拥有的坚固的人道主义底座，使他与他的同时代人区别了开来。这个基础从来没有动摇过。多少人都曾经为了迎 合、为了躲避、为了改善处境，而输诚投降，在不同程度上成了同谋，被迫害过，也迫害过别人。比如１９４９年以来，无论被官方史学认作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还是 错误路线的代表，无论是无辜的牺牲还是魔鬼，都在不同阶段，不同程度上，迫害过别人。但是何家栋却是例外，他一直就是旁观者。基于他那本能般的人性，他保 持了人格的独立。这个位置最终成就了他，使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清醒的观察者和真正的觉醒者。他有着我们这个时代最干净的灵魂。

我觉得， 何家栋的觉醒有着特别的意义。他的悲剧也更有普遍价值。他并不象是一个激烈的反叛者，而是一个温和的、警惕的怀疑者和思考者。相比张志新那样伟大的抗争， 何家栋与体制的抵牾带有平凡人的色彩，他的独立、他的不盲从，他与体制的不合拍，都是出于对自己人格底线的维持，他总是从一个理智的普通人，从常识出发， 但这也同样是困难的。体制需要的是高昂，是附和，是从众，是集体恶的狂欢。但是，他不是这样的人。他不愿在集体的名义下作恶。那些在集体的名义下作恶的 人，在中国的２０世纪里，几乎都有机会成为社会的主流。而只有他，永远处于被整的状态，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处在赋闲的边缘。

然而，他守住了自己的立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才是真正的异端，是这个时时陷于颠狂的民族的真正脊梁。

在何家栋身上，人性和理性保持着和谐。对于像他那样经历的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坚固的人性底座，使他在看问题的时候，从来就是实事求是的。他虽然是 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的理想，就是彻底地尊重人，实现人的价值。翻阅他写下的那些文字，你看不到高调。他总是理性的。像是一位温和的老师，不是通过呐喊， 通过战斗影响社会，而是通过漫谈，通过对话，用自己的思考启发别人。他是一个启明的人，又是一个启明者。当然，这或许使他不像一个战士，类似鲁迅、殷海 光、雷震等那样的战士，但是，无论什么时候，读他的文字，你都会觉得那是一位诚实的人写下的，对于我们这个总是狂躁的民族，这样的文字尤其显得可贵。

何 家栋公开发表的文章并不多。相当一部分文章，还沉睡在他书桌的抽屉里。在其生病前，仍然保持着十分旺盛精力，笔耕不缀。这些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 就是他特有的那种谈话风格。读他的文章，就象与他谈话，平实，简洁，不时出现一些幽默的句子，我们将它称作“何氏幽默”。读他的文章，常常会产生一种感 觉，觉得写这些文字的人，像是一个新人。比如他写文章批评时髦的“后学”，什么“后现代”，“后殖民”等等，但是，他自己写的文章，似乎比那些后学家们还 要时髦。发生在他身上的这种现象，被朋友们视作是一种奇迹，只有天才人物才具有的那种超越时代的精神风貌。阿伦特在评论雅斯贝尔斯的时候，指出过雅氏学习 新的经验的能力。大多数人，到了５０多岁，通常都会变得非常固执，他们都只能看到对自己意见的确证，但是只有偶尔在少数人身上，才“不断更新着自身”，阿 伦特说：“恰恰是因为他不断保持着自身——正如他一直以来都关注世界并跟随着当下事件的发展，同时永远保持着自己的敏锐和才智一样······这种当代 性，或者说在这样大的年纪还能保持对当下世界的理解力，真像是一种意外的好运，它使得年老不再只是一种惩罚。”这些话也可以用在何家栋身上。我觉得，何家 栋之所以在８０岁高龄还能保持着敏锐和才智，重要的是他心灵的开放性，而这种开放与坚定的人性立场相关。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由于有了这种开放 性，在他的周围，围绕着的，都是思想活跃的年轻人，他与它们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他乐于同他们交流，不存在什么代沟，这样的生活，确如阿伦特所说，“使 得年老不再是一种惩罚”。

生前，他的思想传播主要是通过口口相传。他几乎从未参加过公开的会议。文章也只在很小的范围里被阅读。然而，这 些仅限于一个不大范围的思想，还是引起了某些人的恐惧，他们将他视作危险分子，以至于先生刚刚停止呼吸，自费印制、准备分送亲友的文集就遭到了查封，如今 一个多月过去了，这些书还被扣着。他的去世，在一些人那里引起了莫名的担忧，他们害怕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消息。先生１０月１６日中午去世，１８日一大早就火 化了。除了家属，没有一位朋友得到允许，向他作遗体告别。他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悄无声息。这或许也是他的心愿吧。他生前就不重形式。是的，隆重的仪 仗，总是过眼烟云，只有思想和人格，才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他是不朽的。　
二０００六年十一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