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反右这笔债，谁来偿还？

2007年2月出版的香港《开放》杂志今年第二期，发表了邵燕祥的新作《反右這筆債，誰來償還？》全文转发如下:

整整五十年前，一九五七年《中国青年报》的新年社论，是当时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出的点子：从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以来，歷数一九二七、一九三七、一九四七中国歷史的进程，直到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一九五七年，号召在中共「八大」路线指引下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这篇社论对当时的青年读者，带来欢欣鼓舞的力量。

然而，不但数以千百万计的读者，而且社论的执笔者，连同创意者胡耀邦大概都没有想到，在刚刚迎来的这一年，毛泽东以他后来自解的「阳谋」，实施了从党内整风到全民反右的策略大转变，清洗了大批政治界、文教界、工商界等各领域的所谓头面人物，兼及一般知识份子，青年学生以至不问政治的其他平民，或撤职降级，或监督劳动，或收容「劳教」，以至在嗣后判刑加刑。「戴帽子」人数超过五、六十万，涉及亲属面达数百万。官方称这次运动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并获得了伟大胜利。

毛早有蓄谋铲除中共外所有政党

早在一九四七年秋的内战中，毛泽东十一月三十日致斯大林的一份电报，就曾提出「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所有政党，除中共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虽然斯大林否决了毛泽东的这一意见。但毛泽东终於在十年后的反.右.派斗争中，达到了把民主党派彻底驯化的目的。

对於广大知识份子来说，反.右.派斗争其实也并非突如其来。一九四九年后，一方面大量吸收知识份子，一方面在所有场合强调和实行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即政治再教育，配合对外的朝鲜战争，在「知识份子成堆的地方」，发动与「审干」相结合的「忠诚老实学习」，认定知识份子群在阶级出身、本人成份、学歷职业、党派归属、社会关係种种原罪，做「包下来」以后的第一次筛选，也便於在追查、批判和组织处理后控制使用。

不是呼唤「为国所用」的人才，而是招揽「为我（共產党和毛泽东）所用」的奴才，不愿驯服为奴的，即使贤才也不能用，至少不能重用，有机会就打下去。有些人才能在夹缝中存活下来，并有所作为，是靠一些良知未泯的干部的保护，这些干部在歷次运动中难免都蒙「右倾」之名，有的在反.右.派斗争中就也被打成右.派，少数在文革中受到打击。

毛五三年至匈牙利事件的谋略

中共有关决议认定毛泽东晚年的左倾路线乃自一九五七年始。当年确是他踌躇满志之时。其实从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毛就大大加快了「革命」的步伐。他丢掉要有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歷史阶段的承诺，到一九五六年初即已宣佈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大规模的经济剥夺，不费一兵一卒，不战而胜。

於是，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剩下一个资本主义阵地没有攻克，那就是资產阶级知识份子盘踞的政治和文化思想各界了。毛泽东把少数高级知识份子连同一般知识份子及青年学生看作威胁其政权的敌对势力，是可能呼应波匈事件「闹事」危及政权的主导力量。


因此，必须防患於未然，变被动为主动，一方面，要让党政干部「整风」，整掉一些容易授人以柄的缺点错误，增长执政和应变能力，就不怕工农群眾「打扁担」，更不怕「秀才造反」。另一方面，则在民主党派和知识份子中，欲抑先扬，利用知识份子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误读，号召「鸣」「放」，「帮助党整风」。这是一箭双雕乃至一石三鸟之计：这些批评意见可能锻炼基层干部党员，一也；如果矛头向上，哪怕指向高层，也可敲打他的同僚，二也；鼓动群眾「畅所欲言」，以期把隐患引发出来，造成分隔在不同单位的「小匈牙利事件」，各个击破，三也。

毛泽东运筹帷幄，重点在第三的这一预防性战役大获全胜，推翻了他心目中的「资產阶级司令部」，而未竟之功就有待於九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了。

对知识份子空前的大规模迫害

这一套形同诱捕的战略战术，在毛泽东是驾轻就熟的。一九四○年代在延安「整风」「审干」当中，就这麼干过。而製造恐怖气氛，利用群眾的恐惧和从眾心理，围剿猎物，则在一九五五年的反胡风和「肃反」运动中，一再试验成功。於是在一九五七年的全民整风和反右派中，便以空前的规模，上自全国人大和政协会场，下至穷乡僻壤的民办小学，全民动员抓右.派。其前提都是「不受法律约束」的无產阶级专政原则和对党组织或干部有意见就是反党的以党治国原则。

到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时，全党全国已经形成一套对知识份子进行集体迫害的理论体系和实施机制。一年多前周恩来所作关於知识份子问题的报告，对知识份子特别是高级知识份子的待遇的某些改善，但不到一年后就遭到毛泽东指责，说对知识份子不敢讲改造了，「右」了。周恩来和决策层中有识之士不能违拗毛的意志。於是出现了全党动员对付知识份子的局面，不但反右后期不得「甄别」，而且在处理右派分子时猛下狠手，首用「戴帽子」办法加强政治定位、人身管制和精神威慑，并发明「劳动教养」新规，将半数左右的落难者等同刑事犯一般监禁劳改，许多人因此家破人亡。

毛泽东在一派得胜还朝的气氛中，把反.右大兵团作战的群眾运动方式施之於经济生產生活领域，发动「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运动及公共食堂化，造成全国大饥荒，导致两三千万至三四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然后，经过一九六二年初七千人大会，随后又重提阶级斗争的「基本路线」发动反击，为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伏线铺垫，就不必多说了。

平反冤案，没有道歉没有懺悔

一九七八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在此前后的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标誌著中国共產党在文革结束后，有过力求取信於民，争取民族和解的意愿，虽然这更多地是为了重新取得执政合法性基础，但并不排除许多经过文革灾难有所反省的干部，突破狭隘功利性的边界，恢復歷史的真相，并在实践中追求并检验真理。胡耀邦就属於这样的领导人之一。他在那一代觉悟到歷史不可欺、人民不可欺的共產党人中有相当的代表性。

对於他们来说，我是后来者。同样经歷了一九四九年后的歷次运动，论觉悟我也是「后觉者」。我在一九八二年初的一篇《代自传》中，写道：「谈到二十多年前的『反右斗争扩大化』，难道能够只是戚戚於个人的遭遇，而不捫心自问：对於当时已肇其端的 ...... 给整个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深重的痛苦与危害的左倾灾难，作为一九五七年以前入党的共產党员，我就没有一份应该承担的责任吗？」


这篇东西在《文学报》发表的当时，就有人向我直率指出，谁要你承担这份责任？你承担得起吗？谁听你的？你承担哪家的责任！

这无异一瓢理性的冷水。然而，我没有听到谁应该承担歷史责任，耳边只有所谓反右派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的老生常谈，文革也渐成讳莫如深的禁区。杨宪益夫人戴乃迭逝世时，杨宪益之妹杨敏如教授在说到戴乃迭文革牢狱之灾和丧子之痛，最后说了一句话：「我要替我的国家向你说一声『对不起』！」看到这裡，我忍不住两行老泪。

但这句话应该由杨敏如来说吗？我虽也在反右和文革中受到衝击，但我是不幸中的幸者，比起已死的人，我活了下来，比起破家的人，我尚有枝可依，但我能代替中国共產党，向无辜死难者道歉吗？我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默默地向自己的良心念叨，然而，我一个个体的再深重的负疚之情，与一个以千百万人的名义行使生杀予夺之权的群体应有的歷史懺悔比起来，又有多大的份量？

和台湾处理二二八事件截然不同

前不久报道了北京法院的一个判例，即某富人雇兇杀人已处死刑。他生前欠款数百万元的债务，经债权人起诉其遗属后，法院判决，既然死刑犯的妻子和儿子继承了他的遗產，依法就应该继承他的「遗债」，其生前所欠由他的遗產继承者偿还。这一情理法统一的原则，其普遍的适用性不言而喻。

国民党一九四七年在台湾製造了「二二八」事件，欠下台湾人民一笔血债。半个世纪之后，台湾当局为那次事件有关的死难者平反昭雪，发放了抚恤金。已经在野的国民党负责人马英九也向死难者家属表示哀悼和道歉。这表明了台湾政权在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时代精神和歷史潮流面前的明智选择。


这是海峡那边的事情。在海峡这边，如毛泽东当政的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这个时段，对大陆人民也欠了债，数额的大小和时限的长短都是不容忽视的。刘少奇是为毛泽东树立个人权威，推行极左路线的得力助手之一。但到了一九六二年初，面对「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饿死成千万人的惨酷局面，他开始惧怕歷史的谴责，对毛说：「饿死人是要上书的。」而毛则行若无事，刘少奇并因这一碰撞而失宠。

毛泽东在回顾平生时，把他亲自发动的文革，跟夺取全国政权并列为自己的不朽贡献。他在反.右.派前后著作和讲话的文字定稿，大部都已收入「毛选」第五卷，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邓小平的有关言论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组成部分。

毛泽东绝不认错绝无欠债感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中共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的指导思想的基础。因此，在文革后宣佈「彻底否定文革」之后，「为尊者讳」，文革以至反.右.派等歷史事件，又都变成所谓敏感问题不许重提了。新闻出版方面的禁令三令五申，连文化学术界提出「如果鲁迅活著」的话题，都被有关部门指为挑拨中共与知识份子的关係，而巴金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在相关文字中遭到删除和封杀。可见，从毛时代以来，包括文革时期控制舆论、掩盖真相、歪曲歷史的思路和操作经验，已是积重难返。

这就是说，曾经对人民欠债的歷史，连同当时的若干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不绝如缕地影响到今天。不能不看到体制由一代以至两代人确立以后，它就会惯性运行，直至渗透到人的思想、感情、日常生活中去。

就如毛泽东，他以申韩为师，取法歷代帝王，承认自己是列寧斯大林的学生。他不仅要建立无產阶级专政，而且要做他自称「大权独揽」的统治者。他亲手在一九五○年的「五一」口号中添加了「毛泽东万岁」，他欣然接受胡乔木以「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三个定语歌颂中国共產党，因为歌颂党就是歌颂他。他一意孤行，不让人讲话，听不得批评，更绝不认错。因此只能用新的错误去掩盖旧的错误，让别人甚至是批评他的人去作他的错误的替罪羊。他只能在积欠人民的旧债上加上新债，而他从不会有任何欠债感。他在饿殍满地的大饥荒时没有欠债感，他在全国民不聊生时没有欠债感，相反的，他认定自己是革命的代表和真理的化身，理应接受全民的膜拜。「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反革命」，党内党外，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他是唯一的核心，至尊至上。

中共当局躲不过反右的索赔要求

今年，是反.右.派斗争五十周年。有不少反右的受害者，提出索赔的要求。据说他们写给各级党委政府乃至中共中央的信函没有得到答復。所谓索赔，主要指当年扣发的工资，还有「改正」后安排不当以致晚年生活困难等。有的已成燃眉之急，按说都是应该及时解决的。但为甚麼无人理睬呢？因为这一索赔看似经济问题，实际是政治问题；需要偿还的是经济债，更是政治债。而毛时代以来的政治债，决不限於反右一案，之前之后，积欠太多太多。


现在的问题所在，不系於国库的支付能力，而系於当局对既往歷史的认识｜｜如何对待歷史，如何对待歷史上的负面经验，如何避免重蹈歷史覆辙，由此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一是绕不开，躲不过，二是事不宜迟，早搞比晚搞代价小）达到清醒的共识，才谈得到实事求是地负责任地处理歷史遗留问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著真理标準讨论与平反冤假错案，好不容易发韧的对歷史的再认识，不幸中断，如今要重新啟动，却远不是轻而易举的了。如在八十年代直到九十年代出版重版重印过的《庐山会议真相》（李锐著），据闻在新世纪竟登上了禁印的书目，一本书的遭遇传达了不止是一本书的资讯。歷次政治运动的亲歷者、受害者都不能违抗自然规律而必然老去，但歷史债会因当事人和见证人的逐渐消逝而一笔勾销吗？

如果由於种种侷限而不能从汲取歷史教训的角度进入政治体制改革的思维和实践，那就不但不能清理旧债，搞不好还要欠下新债。从一九八○年邓小平做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许诺，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一而再地失去机遇，一而再地推迟延期，应该看到，歷史留下的时限已经不多了。 二○○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邵燕祥：中国当代著名诗人、散文家。一九三三年生於北京。一九四六年开始发表诗歌、散文和杂文。一九五七年因文学创作被打成右派，一九七九年恢復政治名誉。现为中国作协理事。有多种诗集、文集出版。

陈奉孝：反思反右运动

　　今年是反右运动五十周年。为了构建和谐社会，执政党认真反思已往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还清历史旧债是十分必要的。如果发下种种禁令，企图强迫人们遗忘过去，那不过是愚蠢的鸵鸟政策，是徒劳的。五十年前那场全国规模的反右运动对国家民族造成的巨大伤害，现在官民基本上都有了共识，那么为什么不能进行一下认真的反思呢？多年前已有不少海外的专家学者在研究五十年前的这段历史，难道我们还要等着出口转内销吗？
　　对于那一场反右运动，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是这样说的：
　　
　　这一年（指五七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的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对这样一种定性，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我认为这种定性是不正确的。
　　第一. 说发动这场反右运动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的前提是“有极少数右派分子
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但是请不要忘记，“大鸣、大放”并不是“极少数右派分子鼓吹”起来的，而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鼓吹起来的。现在六十岁以上的人，大概都还记得，毛泽东号召人们给共产党提意见时，开始人们都不提，他便反复强调要人们大胆向共产党提意见，并且要求人们在提意见时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免”，态度多么“诚恳”！但是当人们提的意见比较尖锐的时候，特别是当有人提出“中国有没有个人崇拜”问题时，触到了他那根过敏的神经，他把脸一翻，说什么这是他的“引蛇出洞”，是“阳谋”。不仅如此，后来他还说“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好啊，并力主写进了宪法里，这一点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上述共产党的决议里面怎么把“大鸣、大放”说成是“极少数右派分子鼓吹起来的呢？这难道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颠倒黑白吗？堂堂的共产党的决议怎么能这样不顾历史事实随意编造呢？共产党还想取信于民吗？实在可悲！
　　第二. 所谓“向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据我的记
忆，当时并没有哪个右派分子公开发表过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也没有谁公开要求过共产党下台。这一点是有案可查的。据“文革”后报刊杂志上揭露出来的材料看，当时所谓的“章、罗联盟”、“轮流座庄”等罪名，全是毛泽东凭空捏造出来的。
　　第三. 所谓“严重扩大化”了，怎么样叫“严重扩大化”呢？有没有个明确的界限？
究竟百分之几的人被打错了叫“扩大化”，百分之几的人被打错了叫“严重扩大化”，对此有没有个明确的规定？难道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都被打错了，还叫“扩大化”或“严重扩大化”了吗？拿两个例子作比方。第一个例子是当年共产党内打“AB团”时说是“扩大化”了，后来被彻底否定了。难道当年打“AB团”时连一个也没有打对吗？恐怕就“扩大化”的程度来看，五七年的反右运动比起当年的打“AB团”运动，其“扩大化”的程度要严重的多！为什么那次打“AB团”运动能被彻底否定，而对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不能彻底否定呢？第二个例子是尽人皆知的“文革”。十年“文革”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场空前的大灾难，应该彻底否定，在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已有共识，这一点毫无问题。“文革”是毛泽东的一大罪行。“文革”中一大批开国有功的老干部都遭到了迫害，至于中、下级干部和普通老百姓遭受迫害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但是在“文革”中挨整的人是不是连一个都没有一点问题呢？恐怕不见得。那么“文革”为什么能被彻底否定呢？
　　关键是看运动过后谁掌权。“文革”以后，以邓小平为首的在“文革”中受迫害的老干部重新掌了权，所以才能彻底否定“文革”。而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干部是都负有不同程度的责任的，因此他们不能彻底否定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因为如果彻底否定了反右运动，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否定了他们自己，问题的关键恐怕就在这里。
　　那么邓小平为什么要给“右派”摘帽、给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右派”改正、平反呢？这就是老作家萧军在改正、平反后说的那句话：“我们不过是棋盘上的一个卒子，车、马、炮拼光了，现在用着我们这些卒子了，所以才把我们搬出来。”
　　事实上，毛泽东建国后掌权二十七年，他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把一批批知识分子打了下去，“十年文革”又毁了一代人，把经济搞的到了崩溃的边缘，而周边的国家如日本、“四小龙”都发展起来了，美国、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更不用说。中国的确是大大的落后了，再不努力发展经济、发展科技事业，中国真的要被开除“球籍”了，这一点邓小平看的很清楚。因此“文革”后他掌了权，提出了大搞“四个现代化”的主张，这当然是英明正确的。但是要搞“四个现代化”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而“文革”中又毁了一代人，知识分子出现了“断代”现象，因此他才决定给当年的“右派”摘帽、改正、平反，把这帮人又请出来了，这大概也是他的“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耗子就是好猫”论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苏联在打败德国法西斯当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解放了东
欧，苏联的国际威望大大提高。在东方大国中国，共产党又打败了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出现。因此社会主义思潮在全世界迅速发展。在西方的法国、意大利、英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大国，共产党的势力迅速发展壮大，从党员的人数上来讲，法共、意共曾一度成为最大的政党。但在西欧，社会主义始终存在着两种思潮。一种是以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政党，它们虽然也主张社会主义，但反对暴力革命，同时也拒绝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这是从当年的第二国际继承下来的。而共产党则主张通过暴力夺取政权，并主张在取得政权后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在中国表现得更明显，因为毛泽东说过一句名言：“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一点当然是从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继承下来的。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民主制度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思想在人民的头脑里已经扎了根，因此二战前，共产党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并未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二战后由于苏联在二战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不少人开始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因此西方各国的共产党才能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可是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秘密报告”发表后，西方各国人民一下子看清了斯大林领导的苏共所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残暴本质，特别是当年的“匈牙利事件”，苏联的坦克镇压了匈牙利人民的起义，这一下使得西方各国人民更进一步认清了苏共以及他们本国共产党的真面目。西方各国的共产党，大批大批的党员退党，特别是美国共产党总书记法斯特也宣布退出共产党，这对国际共运的确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那以后，西方各国的共产党的势力和影响迅速减小，国际上确实出现了一股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国际共运也从此开始走向低潮。
　　那么在中国会不会出现象西方那样的反社会主义思潮呢？这股思潮会不会危及到共产党的政权呢？我认为不会。原因是什么呢？用现在中国领导人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来说，那就是“国情不同”。
第一， 中国自从辛亥革命以后，内战连年不断，又加上八年抗日战争，国民党政权的
腐败，中国人民的确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老百姓生活之困苦，可以说是世界之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建立了新中国，人民不再受到战乱之苦，人民的生活安定了。从总体上来讲，人民的生活水平，尤其是工人的生活水平比解放前确实是提高了。尽管共产党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曾一度引起农民的不满，但与解放前的国民党腐败政权相比，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是拥护共产党的。因此在这样一种大前提下，在西方刮起的那股反社会主义思潮，根本不可能危及共产党的政权。
第二， “匈牙利事件”的爆发主要是反对苏联的军事占领，在中国根本不存在这样的
问题。不错，苏联当时也租借了我国的旅大军港，但这与大批苏联红军驻扎在东欧各国、直接插手控制东欧各国的内部事物相比，根本成不了一个问题。苏联租借中国的旅大军港，并没有影响到中国的独立自主，因此在中国不可能爆发“匈牙利事件”。
第三， 中国是一个经过了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国家，“打天下者坐天下”的思
想观念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里已经扎了根。天下既然是共产党打下来的，理应由共产党坐天下，这一点绝大多数中国人是接受的。除非当时的“右派”能组织起人来跟共产党搞武装斗争，而当时这样的条件根本不存在。
　　第四，“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延伸和变种，因此中国人更容易接受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这一点与欧洲各国大不相同。
　　从以上分析来看，尽管在西方和东欧出现了一股反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这股思潮也不会出现，即使出现了，在当时也不可能发展起来，更不可能危及到共产党的政权。因此我认为发动那次全国规模的反右运动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是错误的，作为反右运动应该被彻底否定。
　　至于在那次运动中，有人因为其家庭成员在“镇反”、“肃反”中遭到了杀害，因而对共产党抱有仇恨情绪，想借机推翻共产党的领导，这种人肯定是有的，但也是极个别的，谁触犯了法律，个案处理就是了，发动那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全国五、六十万知识分子遭到迫害，连受到株连的家庭成员在内，全国不下几百万，而事实证明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都打错了，这样还坚持说运动是“必要的，正确的”，这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当年的“右派”基本上可分为四大类。
第一类是以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费孝通等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和大学教授们。这些人大都有留学欧、美的历史背景，自由主义的思想根基比较深，要这些人完全彻底地放弃已有的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百分之百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完全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主张恐怕是很困难的。但他们也并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甚至连“民主选举”的主张，他们也没有提出过。因为他们明白，在中国是靠枪杆子说话的，共产党掌握着枪杆子。他们没有，也不敢提出自己与共产党不同的政治主张，与共产党分庭抗礼。他们没有自己独立的政党或政治组织，甚至连自己独立的报纸或其它刊物也没有。不错，他们有的分属于“民盟”、“民建”、“九三”等所谓的“民主党派”，但从政党的严格意义上来讲，中国的八个“民主党派”根本算不了是什么政党，因为这八个所谓的“民主党派”没有一个有自己完全独立的政治纲领，都宣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世界上哪有宣布自己完全接受另外一个政党的领导的政党呢？这不成了老子党儿子党了吗？
另外，在这些人身上，中国知识分子自以为是、文人相轻、互不团结等劣根性表现的尤为突出。这些人当时都是“右派”阵营中的上层人物，当年在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时，他们发挥过一定的作用，在社会上的知名度较高。当年我曾经寄希望于他们把“右派”组织领导起来，但从后来从他们在反右运动中的表现来看，这是不可能的。
第二类是以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等为代表的文艺界的作家。这些人过去一直是紧跟共产党的，其中不少人都有“左联”和“鲁艺”的背景，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大都在文化界担任过不同的领导角色，是所谓“红色文艺战士”之类。与第一类人物相比，他们基本上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理念。这些人所以被打成“右派”，往往与他们彼此之间，特别是他们与他们的顶头上司之间的个人恩怨有关。例如丁玲与周扬的关系就是这样。丁玲之所以被打成“右派”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她与周扬的矛盾。
第三类是一般的机关干部、中、小学教师等。这批人的特点是因为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因而爱对时政发表议论，其中有不少是因为给领导提意见，得罪了领导，结果被打成了“右派”。这批人在五十多万（一说七十万）“右派”当中，所占的比例最高。
第四类是“右派”大学生。这帮人的特点是年轻（年龄多在二十到三十岁之间，个别的也有不满二十岁的），思想比较活跃、单纯而激进。他们对于所看到或感受到的不合理现象（特别是他们本人所在学校的不合理现象）敢于提意见，很少顾虑，很少有功利主义的考虑。这其中以北京大学的学生“右派”提出的问题比较深刻、尖锐。他们明确地提出了“三害的根源在于制度”，“高度的集权是威胁的”，“应该加强民主和法制”。这一点，在五十年代由一批青年学生提出，应该说是很了不起的，至少比邓小平在八十年代提出“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早了三十年。
但从以上四类“右派”的总体来分析，都缺乏一个明确的政治目标。一无组织领导，二无纲领，三无自己的舆论阵地，各说各的话，基本上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面对组织庞大、纪律森严，掌握着全部舆论工具（更不要说几百万军队！）的共产党，“右派”是不堪一击的，这一点就毫不奇怪了。更可悲的是，当他们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大胆向共产党提意见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在向共产党发动“进攻”，而伟大领袖却把它认定了是在向共产党“进攻”。他们更没有预感到这是伟大领袖的“阳谋”，先是被欺骗、被愚弄，后是被镇压，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至今中国的知识分子并没有进行认真的反思和总结，不仅如此，有些改正了的“大右派”，如今又成了一些政府的高官、既得利益者，对过去的事情，三缄其口，韪莫如深，这实在是可悲啊！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至今还没有出现一个真正的哈维尔、萨哈罗夫，这也许是中国人性的弱点吧！
　　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老干部，文革后不仅得到了彻底平反，而且恢复了原工作，全额补发了工资，分配了更好的住房，受株连的子女安排了工作（而且大都是重要岗位的工作）。得到改正的右派除了拿到一张改正通知书外，虽然也安排了工作，但对他们二十多年所受的苦难和家破人亡，子女受到株连迫害，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不仅没有给予经济赔偿，对于那些受折磨迫害死在了劳改老教队里的“右派”，官方甚至连一句公开的道歉也没有，这公平吗？是不是有点太自私了？请记住，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可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啊”。
　　
　　 陈奉孝
　　 一九八八年十月
　　 二○○七年二月一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