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网站 2005-06-19
念耀邦 有人，生命象一滴水，很快就被历史蒸发得无影无踪。有人，生命象汩汩流水，流入田野，滋润大地，激发和养育了更多的生命。胡耀邦就是流水。当他的生命之歌休止的一刻，田野里的小草、小花顿时感奋起来、挺拔起来、活跃起来。有限的生命变成无限的活力；一时的作为赢得永恒的价值。
去年4月15日，传出胡耀邦逝世的消息，好象一声号令，中国人民尤其知识分子更尤其青年学生，同声哀泣、同步深思、同时化悲痛为力量，高唱国际歌、高唱民主颂、高唱改革进行曲。
耀邦不畏艰险为别人平反冤、假、错案，他自己却在沉冤中离开了人间。他当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时，顶着两个“凡是”的风浪，提出两个“不管”：不管是什么时候定的案，不管是什么人定的案，定错了都可以翻。他公布过一个数字：各种冤、假、错案的总数约有4千多万人（包括“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按4口之家计算，株连所及就是1亿6、7千万人，相当于欧洲几个大国的人口总和。这也是中国的世界之最。世人遐想过矮人国、女儿国、君子国，还没有人描绘过实实在在的冤民国。这1亿6、7千万曾为冤民国中人，怎能不感念耀邦！他为别人申冤，别人也必定为他申冤。冤从何来？不能不使人想到中国的民主问题；追求民主，又不能不使人想到反对民主的腐败势力。根本不需要每秒几亿次的电脑，再迟钝的人脑，按照上面的程序，即使每小时一次，胡耀邦逝世的当天就能算出正确的结论来了。那天，还有人算出：“胡耀邦一死，郭罗基不得翻身了。”可见这位下台总书记对我关系重大、命运相通。哀哉中华，折了民主旗手；念我自身，痛失良师益友。忧思难忘，夜不成眠。第二天一早，到鼓楼发了一份电报：
“北京 中共中央
沉痛悼念耀邦同志逝世。一个富有理性而又热情奔放的为中国的现代化和改革事业献身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请向他的家属转致慰问。
郭罗基
1989年4月16日”
过了几天，传达下来邓小平的一个讲话，其中说到：“有人就是要为他（指胡耀邦）争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老实说，不够格！”我心里一怔，莫非说的是我？后来得知，北京一批对中国的“讣告学”有研究的朋友，确是在为他争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倒是无意，只因为我还不知道人死了也是要分等级的：什么“优秀的”、“杰出的”、“伟大的”是不能乱用的；什么“革命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也是要听候敕封的。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里，总是按生前的身分确定死后的谥号，阴阳两界均有不可僭越的“礼”。共产党人起事的时候，都是反对等级制度的。不料在自己建设的新社会中仍然摆脱不了等级秩序，而且也要带到阴曹地府。1987年12月9日去世的我的朋友、历史学家黎澍，也是老干部，有资格进入八宝山的。他曾预为之谋，嘱咐家人，死后不要把他送到八宝山。他说：“那里面的死魂灵，有的生前就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他们。我不愿意加入他们的等级社会。”耀邦有知，他本人当然不会对八宝山的等级社会感兴趣。为死人争头衔，不过是活人之间的较量罢了。1975年12月，康生死了。在众多的头衔中有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美称。虽然康生没有留下任何理论著作，还是慷慨地给了他一顶桂冠。不到一个月，周恩来去世，却没有享受“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待遇。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时候，人们在悼念文章中还在为他争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大权在握的“凡是”派坚持要删掉，说“这是原来的悼词中所没有的”，而悼词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三次的”。按照两个“凡是”的逻辑，这就触犯了天条。因此汪东兴责问《人民日报》负责人胡绩伟：“你们是不是想重写一篇悼词？” 人民爱戴的领导人，为他争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可得；反人民的家伙康生之流，轻而易举地当上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可见，这种官方“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东西！胡耀邦逝世后与周恩来逝世后的情景何其相似，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大规模的抗议性悼念。后来发生的事情，全世界都震惊了。事过一年，迟至今日，我才得以平静地追忆往事，表达对耀邦的怀念之情。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慨叹：“吟罢低眉无写处”。此时的我，写还是可以写的；有处可写，无处发表。趁现在记忆清晰，写下来留作晚年思考一生的参考吧。
第一次 我第一次知道胡耀邦的名字是1952年。那时，我在无锡市当团委书记；他接替冯文彬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是我的上司的上司。我把他当作敬而远之的人物，没有想到后来竟成为平生知音。
我第一次见到胡耀邦是1956年。那时，我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他在北京大学的大饭厅作报告。50年代，常常有中央首长到北大作报告，讲了什么都不记得了。几十年后还记得耀邦这样讲过：“一个人朝气蓬勃而犯了错误，比躺在地上不犯错误的人强，因为他总是在前进。”耀邦本人就是朝气蓬勃的，讲起话来手舞足蹈，还在台上转圈，不时引起哄堂大笑。耀邦要大家学好外文，说象他这样的“土包子”连外国人的名字都记不住。当时的巴基斯坦总理叫苏拉瓦底。“苏拉瓦底，苏拉瓦底，输了挖底（打扑克术语），好，记住了！”这一下把人笑得前俯后仰。我和许多大学生一样，觉得在心灵上和胡耀邦很亲近。再一次重逢，竟是22 年之后的1979年了。
我和耀邦的第一次交往是在理论工作务虚会期间。
聚首理论工作务虚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而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问题很多。涉及和“凡是”派的争论，叶剑英建议在会后开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继续讨论。胡耀邦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就是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理论工作务虚会的成员，先是由新闻、宣传、理论、文化、教育各界提名单，汇集中共中央宣传部。我有幸被列入耀邦圈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参加者的名单。与会者100多人，分成6个组。我所在的第三组，周扬是召集人。1979年1月 18日，胡耀邦作《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报告。久违了，虽然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但虎虎生气不减当年。他讲到如下一段话，喜形于色：
“我们的理论宣传队伍，在这两年中发生了可喜的变化。这支队伍在战斗中前进，进步是很大的。特别令人高兴的，是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涌现了一大批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善于思考问题，敢于发表创见的闯将。这两年的思想理论战线并不平静，有过那么几次风浪。这些同志在斗争中冲锋在前，不愧为思想理论战线的前卫战士。他们敢于实事求是，破除迷信，顶住种种非难和指责，不怕飞来的帽子和棍子。他们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抓住真理，所向披靡，敢想敢说敢干敢闯。这种无所畏惧的彻底唯物主义精神是非常可贵的。这一批优秀闯将的出现，增强了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力量，是一个了不起的收获。”
耀邦用了那么多美好的字眼来称道的理论“闯将”，谁知后来被称作“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一个个都遭到灭顶之灾，他本人也落得个纵容包庇的罪名。
耀邦是个容易动情的人。讲到愤慨之处，他挥舞着拳头：
“……冲破一切‘禁区’，打碎一切精神枷锁，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理论专制主义、理论恶霸作风。”
“理论专制主义”、“理论恶霸作风”，这是胡耀邦的创造性提法。理论战线上确有专制主义、恶霸作风，但专制主义、恶霸作风当然不限于理论战线上。
会议是在北京科学会堂的报告厅举行的。耀邦讲完最后一句话“希望大家踊跃发表意见，努力把这一次在伟大转变中召集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好”，就请坐在主席台上的人讲话。他特别向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打招呼：“老部长，请你讲讲。”我仔细一看，那不是陆定一吗？确实就是“文化大革命”前坐镇中共中央宣传部20多年的“老部长”。他那呆呆的模样，和“文化大革命”前的精明强干大不相同，几乎认不出来了。陆拱拱手，表示不讲了。我和陆定一以及他的夫人严慰冰是无锡老乡。后来严慰冰告诉我：“那时定一刚从监牢里放出来没几天。刚回到家里，脚上袜子都没有。在里面，被吊起来打……”她是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初，第一个被抓起来的“反革命分子”，也度过了10多年漫长的牢狱生活。她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引用李密《陈情表》中的几句话来形容自己：“发苍苍，视茫茫，齿牙动摇。” 这些老共产党员没有想到会坐共产党的监牢，也没有想到共产党的监牢如此厉害。
理论工作务虚会是解放思想的核爆炸，震动京师，远播四方。从真理标准的讨论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再到理论工作务虚会，思想解放运动步步升、节节高。耀邦是真理标准讨论的发起者、推动者、支持者。耀邦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升为政治局委员。耀邦又是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组织者、领导者。如果还承认粉碎“四人帮”以后有一个思想解放运动的话，那么胡耀邦功不可没。
特殊关系的开始 理论工作务虚会期间，开始了我和耀邦的特殊关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过，我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思想要解放，理论要彻底》。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凡是”派纷纷检讨。《红旗》杂志是“凡是”派把持的阵地，一直抵制真理标准的讨论。严家其、张显扬等看了我的那篇文章后出主意，叫我把它交给《红旗》发表，试探一下，他们是真认错还是假检讨。《红旗》主编熊复收到了稿件既不说“发表”也不说“不发表”，把球踢给了中央宣传部长胡耀邦。根据以往的经验，文章交领导审查总是凶多吉少，大家都担心会被“枪毙”。
我这篇文章是批评毛泽东的。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我的一位朋友来家闲谈。我说：“我要写一本书，题目是《人怎样变成了神？》”她心领神会，说：“你趁早别写了，写了也没人给你出版，弄不好还要当反革命。”我说：“我写了可以留给儿子，儿子还有儿子，总有一天可以出版。”1977年3月，华国锋、汪东兴搞了一个五号文件，还要严厉追查所谓“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革命罪行”，在全国各地抓人、杀人。我的那位朋友找上门来关切地说：“你的书千万别写了，免得惹是生非。”仅仅过了一年，既然十一届三中全会可以为彭德怀平反，那么就是证明反对彭德怀的毛泽东不正确。我也不必写了书留给儿子了，而且连写书都来不及了。我立即动笔写文章，批判对毛泽东的“造神运动”。我用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毛泽东说：“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这一点是否适用于毛泽东本人？如果说不适用，那么毛泽东思想就不灵了。如果说适用，那么不能禁止谈论毛泽东的过失。我希望在对待毛泽东的态度问题上，把当时正在进行的实践是真理的标准的讨论向前推进一步。毛泽东的言论也要用实践标准来检验，区分正确与错误。所以文章中说：“这个问题不解决，实践标准不能贯彻到底，解放思想也只能停留在半路上。”
过了几天，传来耀邦的意见，他说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同意发表。我们几个难兄难弟喜出望外。他看了三遍，亲自作了修改。在中国的领导人中，往往是自己的文章叫别人来动笔；象耀邦那样自己动笔修改别人的文章，确实不多见。他还请朱穆之（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再看一遍。朱穆之又提了一些意见，交我本人修改。文章发表在《红旗》1979年第3期上。人们注意到这篇文章和《红旗》历来的调子不同。有人还把它分页贴在西单民主墙上。香港《大公报》以“《红旗》找到了真理标准——第三期载文论述正确对待毛主席问题”为题，发表了一篇“本报特稿”。其实，这是胡耀邦的意思，决非《红旗》的本意。《红旗》直到1986年第6期寿终正寝，一直没有找到真理标准。
耀邦的长子德平告诉我：“您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父亲说他考虑了很久才决定发表。”德平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的时候，我给他们年级讲过哲学。他是高干子弟中少数几个没有傲慢态度的好学生之一。后来他在党内的地位比我高，但见了面还是恭而敬之地喊：“老师！”
不久，耀邦又批评了我的这篇文章。这就怪了。
理论工作务虚会在邓小平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之后，改变了原定计划，草草收场。接着，对理论工作务虚会产生了种种非议，直到后来把它说成“资产阶级自由化之源”。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刚刚讲过：“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的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要重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1979年3、4月间，北京盛传“有三篇文章出了问题”，甚至又沿用往日的词汇，称之为“三株大毒草”。一篇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3月8日同时发表的陆定一的《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文中有这样两句话：“彭德怀同志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意见书’是正确的。错误的不是彭德怀同志，而是反对彭德怀同志的人。”据说，只能讲彭德怀是正确的，不能讲反对彭德怀的人是错误的。陆定一这样讲了，就出了问题。这也不难解释，因为反对彭德怀的人除了毛泽东以外，还大有人在。但是，要说成“彭德怀是正确的，反对彭德怀的人也是正确的”，这就必须修改普通逻辑学教科书，否则难以成立。另一篇是《人民日报》3月9日发表的短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提法》。据说，因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提法是毛主席讲的，不能妄加非议。还有一篇就是我写的《思想要解放，理论要彻底》。据说，这篇文章讲的“理论要彻底”就是彻底否定毛主席。有的省，在省委扩大会议上点名批评这三篇文章。在一次新闻工作会议上，耀邦也提到这三篇文章有问题。胡绩伟是耿介直言之士，马上顶撞他：“陆定一的文章是我和杨西光作主，没有通过你。另外两篇文章都是你看过的。郭罗基的文章你亲自作了修改，还说写得好。如果这三篇文章有问题，我和杨西光两个人负责一篇，你一个人要负责两篇。”耀邦笑呵呵，无话可说。只有象耀邦这样具有民主风度的上级才经得起顶撞；也只有象胡绩伟这样忠诚正直的下级才敢于顶撞。“四人帮”时期，胡绩伟和王若水因为讲了真话被打成“《人民日报》反动势力的代表人物”。在耀邦手下工作，胡绩伟经常大胆放言。一个是中宣部长，一个是《人民日报》总编，他们配合默契，以至人们调侃说他们是“拉二胡”。我敬佩胡绩伟的直率，不过在这一点上缺乏深思。耀邦自己同意发表的文章为什么又加以否定？第一，不至于如此健忘；第二，又并非嫁祸于人；第三，必有难言之隐。从这件事情开始，我注意观察耀邦，我认为有时他的嗓门里发出来的是别人的声音。
从此，耀邦和我建立了一种颇为特殊的关系。他对我很赏识，甚至对人讲过“才华横溢”之类的话。在某种压力下，他又来批评我；批过之后就保护。当泰山压顶的时候，他又不保了。我倒了大楣，他则表达深情的关怀。
否定了三个“否定” 张志新事件的公开揭露，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
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张志新，因为在党的会议上批评林彪、江青，反对“文化大革命”，先是被判无期徒刑，后又处以死刑。在关押期间遭轮奸，临刑前还被割断了喉管。真是吓人听闻的暴行！辽宁的《共产党员》月刊报道了张志新的事迹，《人民日报》决定转载。当时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们都表示反对，理由无非是什么“给党抹黑”之类。干了卑鄙龌龊的事情没有关系，但不能说、不能写；好象本来还不“黑”，一揭露就抹上了“黑”。耀邦在中央宣传部力排众议，支持《人民日报》转载，还说：“张志新是当之无愧的刘胡兰式的英雄人物！”共产党员刘胡兰是被国民党杀害的，而“刘胡兰式的英雄人物”张志新却是死在共产党的屠刀之下。近百年来，中国大陆所上演的戏剧，不断变换脸谱，但老是重复同样的情节。只是苦了人民！
《人民日报》转载以后，全国哗然。各报刊发了大量的文章，评论张志新事件。我应《光明日报》之约，1979年6月24日发表了《谁之罪？》一文，进行愤激的控诉：
“法国大革命时代的革命者米拉波，在专制制度的监狱里受到了锻炼，成为著名的演说家。坚强的共产党员张志新，是在挂着‘无产阶级专政’招牌的专制制度的监狱里受‘锻炼’的，可是，中国非但不允许她成为演说家，而且被堵上嘴巴、被割断喉管、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所发生的事情，竟低于 18世纪法国的历史水平，却胜过中国历史上反动派镇压共产党人的残忍。在反动派的法庭和刑场上，共产党人还可以唱《国际歌》、喊‘共产党万岁’！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刽子手更加害怕真正的共产党员所发出的真理的声音。这是超级专制主义、超级法西斯主义的一个铁证。”
文章的最后，我写下了理性的沉思：
“既然张志新是无罪的人，那就一定要谴责、惩罚真正的历史罪人；既然张志新是无罪的人，那就一定要改造把无罪的人搞成罪犯的社会环境；既然张志新是无罪的人，那就一定不要再让无罪的人成为惨死的张志新。”
文章发表后，反响之强烈出乎我的意外。《光明日报》驻昆明记者站站长王茂修对我说：“洛阳纸贵，洛阳纸贵，边城都轰动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著名演员周正在中山公园朗诵《谁之罪？》，博得阵阵掌声，电台又再次重播。许多朋友和张志新的亲属都来向我表示感谢，说我代表他们讲出了心里话。我的邻居、美学大师宗白华老先生说：“这是人人心中所有，而又人人笔下所无。”过奖了。但对这篇文章的抨击也出乎我的意外。有人说，凭这篇文章就可以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光明日报》为了表示对我的支持，从两千多封读者来信中选出若干，以《广大读者支持<谁之罪？>》为标题，登了两个半版。北大经济系的萧灼基（那时还没有成名）给我的信中说：“如果追究《谁之罪？》的作者，我甘愿陪绑！”编者可能认为“陪绑”太刺激，改为“奉陪”。天津煤气公司的一位读者也说：“如果追究郭罗基，我愿奉陪。”中央宣传部的办公厅主任戴云，果真要追究。他在部务会议上对我罗列了三条罪状：第一，否定文化大革命；第二，否定伟大领袖毛主席；第三，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在当时的中国可称弥天大罪。北京对付我们这些理论界的“自由化分子”，好象采用打篮球的“人盯人”战术。这个戴云就是专门盯住我和李洪林的，他十分注意我们两人的动态。他得了鼻咽癌，发现后不到一个星期就死了。朋友们为我和李洪林庆幸，其实不值得高兴。戴云死了，又会有张云、李云，反正都是人云亦云。耀邦听完戴云的起诉，只说了一句：“有那么严重吗？”轻描淡写地把他的三个“否定”都给否定了。后来，否定“文化大革命”成了官方的态度，而且唯恐不力，还要加上“彻底”二字。不是早就说我“否定文化大革命”了吗？非但不算功劳，仍然抵消不了“自由化”的罪名。1980年8月，邓小平提出的改革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我1979年6月提出的社会主义条件下还要改造社会环境不是一个意思吗？邓小平讲了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我讲的还是“否定社会主义”。我在《谁之罪？》这篇文章中对毛泽东的批评，确实要比《思想要解放，理论要彻底》更激烈。耀邦否定了戴云的批评，实际上也否定了他自己不久前说我“彻底否定毛主席”的批评。可见，耀邦对那篇文章的批评决非他的本意。
不是自己想说的话为什么要说？周恩来临终前讲了一番话。邓颖超说，这是永远不能告诉任何人的。周恩来自己想说的话永远不能告诉任何人，而自己不想说的话又不能不说。分析和评价这种现象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很难简单地说对还是不对、好还是不好。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说，他在采访红军将士时，只能听到“我们”干了什么，听不到“我”干了什么。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培养了一种群体意识，化小我为大我，个体自觉地作为群体——党和红军的体现者。由此发扬光大，个体作为社会、人类的体现者，这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另一方面，“党说”如同“佛说”，党的意志扼杀了个人意志，也干出许多荒唐可笑的蠢事。我自己深有体会。1957年，我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当支部书记，因不同意把同班同学沈元打成“右派”，被指责为“思想右倾”，即使思想不通，还要按照党的意志检讨自己。1959年，我因反对大跃进的浮夸风而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受到批判，也是思想不通，又按照党的意志作违心的检讨。周恩来、胡耀邦都是人品很好、党性很强的人，同时也是违心的话讲得很多、内心很痛苦的人。他们至死没有摆脱这种痛苦。原因就在于，他们总是极力用“我们”来代替“我”；把“我”消融入“我们”。什么是“我们”？无数的“我”才形成“我们”，“我们”不应当排斥、压抑、扼杀“我”。我在1959年以后逐渐脱胎换骨，摆脱了这种痛苦又陷入另一种痛苦。当运用“我”的头脑进行独立思考，维护“我”的人格尊严，决心不再作违心的检讨时，总是和一种强大的力量发生对抗，历尽坎坷，至今还被目为“自由化分子”。我因不讲假话而拯救了自己的灵魂。但我的好意常常被当作恶意，付出的爱得到的回报是恨。这难道不也是一种痛苦吗？
“胡耀邦保了郭罗基” 我认为，真理标准的讨论必须继续前进，步步深入。除了对待毛泽东的态度问题以外，还有一个重大问题。《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凡是”派人物吴冷西反对的理由之一就是：“这是政治问题，不能讨论，根本不应该提出这个问题。”当时的反驳说：这是哲学问题，为什么不能讨论？似乎默认了政治问题就不能讨论。政治问题为什么不能讨论？1979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的《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反对者回避主题、转移视线。我主张不能因发表所谓的“反革命言论”而抓人，于是就说这篇文章是为刚判刑的魏京生辩护的。北京城里议论纷纷，有的诅咒，有的欢呼。我在 1979年一连发表了三篇“有争议”的文章，从此，我也成了“有争议”的人物。
当天下午，耀邦给胡绩伟打电话，问：“你们发表郭罗基的文章是不是为魏京生辩护呀？”
胡绩伟说：“这篇文章是9月份写的，那时魏京生还没有判刑，怎么谈得上为他辩护呀！”
我写文章的主观意图不可能想到为魏京生辩护，如果看起来象是为魏京生辩护，只能说是撞在我的枪口上了。为魏京生辩护的事也是有的，但不是这篇文章，而是随后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我还向主席团递交了一个声明，对法院的工作报告表示不信任，最后投了弃权票。为魏京生辩护又怎么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任何公民可以充当被告辩护人，判决生效后任何公民可以代理提出申诉。不许辩护和申诉，不可能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使辩护和申诉的内容错了，公民的权利是无可指责的。法律的条文是有了，但国人缺乏相应的法律观念，好象为犯罪者辩护也是犯罪，至少是立场有问题。农民的儿子胡耀邦，在这一点上也缺乏现代意识，为某些庸人的偏见所左右。
谈了几句，胡绩伟觉得耀邦的说法有点离谱，就问：“你看过这篇文章没有呀？”
耀邦很老实，答道：“啊呀，我还没有看过。”
“你没有看过怎么能提意见呢？”
“好，好，好，等我看过以后再说。”
我相信，耀邦一定会看的。胡绩伟告诉我，以后他没有“再说”。倒是别的领导人，同样也根据传说批评，一直断定我的这篇文章是鼓吹“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这样的领导人有威而无信。不管耀邦有什么缺点，他是一个真诚的人，因而显得可敬可亲。人民宁可听有缺点错误的真诚的实话，不愿听滴水不漏、天衣无缝的虚假的谎话。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央干部大会上作《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其中有一段话：“现在不是讲什么这样那样的问题可以讨论吗？可以讨论，但是，在什么范围讨论，用什么形式讨论，要合乎党的原则，遵守党的决定。”当时我在昆明参加学术活动。传达时，人们一听就说这是针对我的《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讲的。回到北京后，朋友们还告诉我，这个由胡乔木起草的报告，本来是点我的名批评《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讲稿放在邓小平的桌子上，他的家人问：“你看了郭罗基的文章了吗？”
答曰：“没有。”
她说：“没有看人家的文章怎么能批评呢？”口气和胡绩伟对胡耀邦的讲法差不多，可见这是人之常理。所不同者，不是下级对上级。对方的反应也不同。
邓小平说：“那你去看看，有什么问题。”胡耀邦是：“等我看过以后再说”；邓小平是肯定有“问题”再去看，而且自己不看，叫别人去看。
邓家的人找了北京理论界的几位朋友征求意见，都说文章没有什么大问题。这才把点名的地方删去，成了无主语的句子。
我的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很大争论。我向反对者说：“你们是否也写一篇文章拿到《人民日报》去发表，题目叫做《政治问题是不可以讨论的》。”等了几个月，邓小平出来讲话了，上面那段话大概是为了回答我和反对者之间的争论。可是我的文章中本来就有这样的意思：“学术问题只能由专家、学者去讨论；而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亿万人民的切身利益的大问题，必须由人民来讨论。当然，根据政治问题的性质不同，可以在不同范围内讨论。有的在党内讨论，有的在会议上讨论，有的在报刊上讨论。”邓小平只看了我的文章的标题，并未看文章的内容，否则就没有必要讲那段话了。显然他对这个标题也是很不满意的，不屑重复一下。我明明说“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他却说成“这样那样的问题可以讨论”。提出的问题是：“现在不是讲什么这样那样的问题可以讨论吗？”口气是否定性的。接着下去宣布“不可以讨论”，讲话的气势才顺。邓小平却说“可以讨论”，全面那一问就毫无意义了。当然，如果直截了当宣布“不可以讨论”就太露骨了。所以，只是说“这样那样的问题”讨论时“要合乎党的原则，遵守党的决定”。那么“党的原则”、“党的决定”是否可以讨论？好象还是有不可以讨论的东西。无论“在什么范围讨论”、“用什么形式讨论”，都要以“党的原则”、“党的决定”为前提。在讨论之前预先确立的“党的原则”、“党的决定”由谁说了算？“党的原则”、“党的决定”是否要老百姓去实行？老百姓为什么一定要实行自己不能讨论的东西？少数人发布不许讨论的原则、作出不许讨论的决定叫多数人去实行，这是什么政治体制？
同一时期，邓小平还有一项口头的批评：“哪有什么信仰危机？那是郭罗基自己的头脑里发生了危机！”这是针对《文汇报》1980年1月13日所发表的《评所谓“信念危机”》而发的。听到这个批评，我想起了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这样教导学生：“太阳的黑点只在你的眼睛里，而不在太阳上。”传达邓小平的批评的同时，还传达了胡耀邦的讲话：“郭罗基不是一家。中央党校是一家。‘信仰危机’的提法《理论动态》上早就有了，要它负责。”我怀疑，邓小平又是不看文章就进行批评。第一，我说的是“信念危机”，没有说“信仰危机”；第二，我不是鼓吹、鼓动、鼓励“信念危机”，而是为“信念危机”解方程，希望消除“信念危机”。不看文章就进行批评，根据什么？根据首长周围的人提供的材料。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师爷是官僚制度的副产品。现在还少不了师爷式的人物。在政治生活中，“小道消息”往往比“大道消息”走得更远。我的一个学生在边远地区当县委宣传部长，他告诉我，传到他们那里变成“胡耀邦说，郭罗基和我们不是一家人”。在北京，人们都理解为“胡耀邦保了郭罗基”，他把邓小平批评的矛头转移到中央党校去了。一个人需要别人来“保”，已是离“打倒”不远了。这时，教育部下了一个调令，调我到南京大学。这是一种非常措施。按规定，教育部管辖的只是部属高等学校的校长。教育部下令直接调动一个普通教师是破天荒的。在这方面，我享受到了重点大学校长的待遇。
中共中央特急件 1980 年，《新闻战线》第9期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旅大日报》对华国锋的不适当的宣传。6月30日至7月4日，华国锋在旅大视察，讲了一句“旅大是个好地方，大有可为”。《旅大日报》从7月6日开始，连续5天，天天套红，用了将近7个整版的篇幅进行宣传，号召全市人民“大学习、大讨论”、“深刻领会”、“全面地、迅速地落到实处”。10月，《光明日报》约我就此事写一篇评论文章，以配合当时正在进行的由讨论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而引起的对华国锋的错误的揭发。我写了一篇《不要再搞新的个人迷信了》。《光明日报》和其他报纸又不敢公开发表。11月至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9次会议，批评华国锋的错误。1981年初，中共中央发了四号文件，通报华国锋的错误。北京大学党委在办公楼礼堂传达文件时，念到“他热衷于制造新的个人迷信”，会场上居然发出笑声和嘘声。有人说：“要是对华国锋有个人迷信，那是叶剑英、邓小平搞的。”当时的北京大学，拥护华国锋反对邓小平、胡耀邦的大有人在。对此，我极为愤慨。所以，我把《不要再搞新的个人迷信了》作了一些修改、补充，想拿出去发表。5月11日，我先寄给耀邦，向他请示，请他批改。附信如下：
“耀邦同志：
去年听到您的一次讲话的传达，其中提到‘不要再搞新的个人迷信’。我深有感触，以此为题写了一篇文章，改了几次，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中央的四号文件批评了华国锋同志搞新的个人迷信，有人听了不以为然。党内外都有人窃窃私议，认为所列事实不足以说服人。其实，事实是大量的。所以，我想首先还是要更多地列举一些事实，来说服那些头脑闭塞的人。
还有人认为华国锋同志是反对个人迷信的，根据之一就是前一时期流行的‘少宣传个人’的说法。有的报纸也发表过大块文章，论证‘少宣传个人是马克思主义的方针’。事实证明，‘少宣传个人’并不能抵制个人迷信，相反，正是羞羞答答地继续容忍个人迷信。经过实践的检验，可以研究一下，这个方针究竟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我认为不是，文章中作了一些说明，不知对不对？
对于华国锋同志的错误，我想应当在报纸上适当进行公开批评，这对于发展我们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是有好处的。当然，也不要搞成象过去那样的‘大批判’。
这篇文章我想最好是在六中全会以前发表，不知是否合适？请您审阅批改。
此致
敬礼！
郭罗基
5月11日”
当时中央政治局已同意华国锋“辞职”，由胡耀邦接替他的工作。预定在7月1日召开的六中全会，将履行一项手续，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我提出在六中全会以前发表，说明文章是针对华国锋的。
5月30日，是一个星期日。下午，北大收发室的同志骑车到我家，气喘吁吁地说：“有中共中央特急件。”我拆开一看，是耀邦退回我的文章，他在上面用红笔和铅笔作了不少修改。还有一封信：
“罗基同志：
遵嘱，我把你要我看的文章，在主要之处‘批改’了一番。
首先，我认为原来的题目不很好，可能引起人们作一些不必要的猜测。当然，我改的也不一定好，还可再考虑。
其次，从第一页第三段以下到第三页的末段前，我统统砍掉了。这是我的主要意见。因为这一大段写的东西，去年我们在党的内部会上都谈过了，解决了。如果现在再以个人名义在公开场合端出来，会使人感到势头很大，要搞什么运动。特别是向这么多的人算过去了的账，既不合乎我们党的批评宗旨，亦不利于团结起来向前看的目的。因此，不要写。同时，不写并不会使文章减色。这倒是我要坚持的看法。至于如何接下去做文章，我改的看来也不很顺当，请你自己再斟酌。
从第三页末段以下，总的说来写得不错，使人读了有启发。当然个别地方还可表达得更周全一点。这，请你自己或者再听听其他同志的意见后修饰修饰。
修改后我赞成在哪一个报刊上发表。但，是否一定要争取在党的下一次全会之前，那倒不一定。因为我们的下次会议，不但不会再突出清理这个问题，而且我们的整个指导思想，仍然是完全平心静气地总结经验，完全是为了更好地团结起来面向我们的伟大未来。这一点是需要向我们的同志反复说明，要求大家切实地把握好的。
胡耀邦
1981年5月30日上午”
这个星期日的上午，耀邦还在工作。信上中办秘书处的编号是“胡(81)978”。这一年的前五个月，耀邦处理了978封来信，平均每天六封半。他在中央组织部平反冤、假、错案时，一年处理了4000多封来信，平均每天11封。比《三国演义》中的庞统处理积案的效率高得多。我因自己的事和别人的事给领导机关写信不下30次，只有耀邦每次都有交待，其他均石沉大海。领导人常说，有问题可以通过正常途径解决。老百姓通过正常途径提出问题，往往置之不理，更谈不上合理解决了。能否解决人民的疑难，只是取决于领导人的个人品质，缺乏制度上的保证。制度越是令人失望，老百姓就越是寄希望于关心民间疾苦的“清官”。周恩来、胡耀邦的逝世之所以能牵动千百万人的心，其源盖出于此。
耀邦把文章的题目改为《要认真杜绝个人迷信》。文中批评华国锋的段落都删掉了。他还说不一定在六中全会之前发表。六中全会以后，他当上了中共中央主席再发表，文章的矛头就针对他自己了。耀邦的用心良好。但他弄错了，在80年代的中国真正有资格搞“个人迷信”的不是他。
我按耀邦的意思征求修改意见。看过他的复信的人都说，这是朋友之间商讨问题的口气，毫无居高临下的架势。曾有人认为“胡耀邦到处乱跑，随便乱讲，不象个领袖”。的确，他不符合具有中国特色的领袖模式。他是另一种模式——“平民政治家”，不仅因为他出身于平民，更重要的是他身居高位之后仍然保持平民气质。
我根据北京理论界朋友的意见，将文章改了几次。即将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个人迷信”的提法改为“个人崇拜”。我也作了相应的修改，以《要认真杜绝个人崇拜》为题，送交《人民日报》发表。
耀邦准备在7月1日发表一个上台后第一次公开亮相的讲话——《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6月下旬，他找了中央党校的孙长江、《人民日报》的范荣康和书记处研究室的几位同志，开个小会，征求意见。耀邦说：“最近郭罗基写了一篇批评个人迷信的文章，我给改了一下。前面一部分我不大赞成，统统砍掉了。后面写得不错，有新意。”我的文章中写到，列宁曾派人向各家报纸转达他的意见，禁止对他的歌功颂德。耀邦给我的信中说“使人读了有启发”，他对这一点大概印象很深。他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以后没几天，就找北京各新闻单位的负责人打招呼，不要对他歌功颂德。他又把在小会上讲的上面那几句话重复了一遍。这样反而引起大家的注意，不少人都来问我：“耀邦砍掉的是什么？”我只好将原稿拿出来给大家看。砍掉的部分是：
“个人迷信的存在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条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随着左倾思想的扶摇直上，个人迷信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个人迷信结出的苦果是思想僵化、感情硬化、人性异化、社会退化。影响所及，各种神圣的口号、夸张的语言、呆板的说教，充斥报纸、刊物、书籍、广播、电影、展览等宣传阵地，贯穿车间、田头、商店、教室、兵营的日常生活。个人迷信的声浪铺天盖地而来，对于社会造成莫大的污染。
“1976年10月以后，‘造神运动’本该收场了，不料有人又祭起两个‘凡是’，唯恐现代迷信断了香火。老的个人迷信的污染没有清除，又搞起‘大树特树 ’，制造新的个人迷信。一时之间，到处用滑稽可笑的仪式迎请画象、敬接题词。有的地方，把某个人用过的东西当作神物供起来，还要把某个人的故居搞成圣地。 1978年国庆，北京舞台上演出的节目主要是歌颂一个人。有的节目居然歪曲历史，不惜捏造事实。歌剧《刘胡兰》中那一曲有名的‘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 ’，改得面目全非，忽然唱出‘游击队里出了个华政委’。《中国青年》复刊第一期出版后，当时的一位中央负责人竟以没有华国锋同志的题词为理由，下令禁止发行，已经发了的还要追回。问题严重到这种地步，似乎没有某个人的题词就不能办事了。1978年12月11日《广西日报》更换报头题字，毛主席写的被华主席写的所取代，‘广西日报’四个字套红加框，占了头版的三分之一的版面。这一天，报纸的中心就是报头题字。当地党委还作出决定，说题字‘对于我们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紧跟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加速我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有力的鞭策，对《广西日报》、对全区新闻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为什么某个人书写几个毛笔字竟有那么大神秘的力量和那么多曲折的思想？这不成了神仙的符咒了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予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以极高的评价，否定了两个‘凡是’，并重申反对突出个人的方针。五中全会又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其中明确规定‘禁止对领导人进行无原则的歌功颂德’。尽管这样，事情并未到此为止。1980年6月，华国锋同志在旅大视察，当时的《旅大日报》连续报道5天，用了将近7个整版的篇幅，而且天天套红。华国锋同志说了一句‘旅大是个好地方，大有可为’，这本是很一般的感叹词，不仅对旅大，对中国的许多地方都是适用的。《旅大日报》却在这句话上大做文章，专门为此发了社论号召全市人民‘大学习、大讨论’、‘深刻领会’、‘全面地、迅速地落到实处’。这样一句很普通的话，究竟有什么深奥的内容值得全市人民‘大学习、大讨论’……呢？一个特定的个人，不管讲了什么，就必须享有特定的宣传规格，这是‘文化大革命’中习以为常的做法。那时，宣传某一个人的讲话达到如痴如狂的程度。看来，有人对于这种个人迷信的盛况还是一往情深的。”
朋友们看了耀邦砍掉的部分，又对照他的复信，明白了他的心态，同时还捉摸到了“宣传口径”。在中国，一时有一时的“宣传口径”，不合“宣传口径”的文章，写得再好也难以出笼。但是耀邦的“宣传口径”又不合别人的“宣传口径”。
马温事件 我的文章在《人民日报》编辑部待发的时候，事情又发生了变故。
《解放军报》正在批判白桦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这是1980年12月邓小平提出“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之后的第一个战役。《人民日报》对于批判《苦恋》一直不予理睬。人们对《解放军报》和黄钢主编的《时代的报告》所刊登的那些“大批判”文章极为反感。六中全会以前，耀邦说：“暂时冷却一下。”由批《苦恋》引起的轩然大波逐渐平息。想不到邓小平又出来讲话了。7月17日下午，他找王任重、朱穆之、周扬、曾涛、胡绩伟谈话。主要之点是说：“关于《苦恋》的批评，我们今天达成个协议：《解放军报》可以不必再批了，但《文艺报》要写出质量高的好文章，对《苦恋》进行批评。你们写好了，在《文艺报》上发表，并由《人民日报》转载。现在香港和国外有些议论，说什么《解放军报》打了败仗，韦国清地位不稳了，这完全是胡说，是造谣挑拨，但是很值得我们注意。” 邓小平想出了高招：以转载《文艺报》文章的方式让《人民日报》介入，双方达成妥协，大家不失面子。邓小平在谈话中忽然指着胡绩伟说：“郭罗基和周培源在北大尽搞派性，你《人民日报》热心发表他的文章是不正确的。”周扬当场为我作了辩护。他说：“郭罗基在‘批邓’的时候进行了抵制，表现是好的。后来，跟‘凡是’派作斗争，很勇敢。他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差一点被吴德打成‘右派’。他写的文章大部分是好的。”邓小平还批评王若水和“非法刊物”有联系，胡绩伟为王若水作了辩护。邓小平没有吭声。邓小平的谈话先是由胡绩伟根据自己的记录整理成文。“左家庄”的好汉们指责胡绩伟“篡改了小平同志的指示”，改由胡乔木重新整理。邓小平谈话时胡乔木不在场，如何“重新整理”？还不是编造一番。经胡乔木之手，邓小平批评我和周培源的话变成了这样：“有些人思想路线不对头，同党唱反调，作风不正派，但是有人很欣赏他们，热心发表他们的文章，这是不正确的。有的党员就是不讲党性，坚持搞派性。对这种人，决不能扩散他们的影响，更不能让他们当领导。”(见《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5 页。)“他”变成 了“他们”，范围扩大了，罪名也加重了。这些都是周扬告诉我的。
《要认真杜绝个人崇拜》那篇文章，本来马上就要发表了。现在，我想胡绩伟为难了：发表，冒犯邓小平；不发表，对不住胡耀邦。胡绩伟来电话了，要我到《人民日报》去一趟。从北京大学去《人民日报》社得从西到东穿过北京城，十分不便，我不想去，反正已猜到他要说什么了。
我说：“是不是文章不发表了？”
他说：“不是，你还是来一趟。”
我到《人民日报》社，胡绩伟有事出去了，他请理论部主任何匡、副主任汪子嵩转达。这两位都是我所敬重的人物。何匡是老干部，所以同志们称呼他的时候加个 “老”字，亲切地叫“老何匡”。解放初期他就是山东大学的党委书记，为人耿直，几十年不得升迁。他有一个特点，编审稿件只删不增，对别人的文章从不妄加一字。常和他来往的作者都有这样的感慨，经他一改，文章还是自己的文章，只是比原来的少了一些，却反而增色。大家都说这是“老何匡的绝活”。这种编辑作风是值得提倡的。有时也碰到这样的编辑，从观点到文风都要按他的口味改过。我只好说：“你何不自己写一篇？”汪子嵩在50年代当过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论辈份是我的老师。他是一个敢于讲真话的人。1958年到河南、河北进行调查，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提出了不同看法。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漏网右派分子”，开除出党。他们转述的邓小平谈话的内容我早已从周扬哪里得知。我们三人相对欷嘘，不觉黯然神伤。何匡笑起来很特别，刚一笑接着就没声了。有人说，人家是眼泪往肚子里咽，何匡是笑声往肚子里咽。这时，他已没有笑声可咽了。他们说，胡绩伟的意思是文章还要发，用个笔名。这样，胡耀邦一看就知道是他要发的，邓小平看了不知道是郭罗基写的。胡绩伟以为这是两全之计。问我是否同意？我根本不在乎“名”，不加思索就同意了。于是大家就来想个笔名。我说，随便；他们也说，随便。大家都说随便，反而不好办了。
汪子嵩说：“就叫文什么的。郭罗基文绉绉的，不知为什么现在把他说得很可怕。”他对我是知根知底的。
我说：“是啊，我是一个温和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什么可怕的！”
何匡说：“温和的马克思主义者，那就叫‘温马’。”
我又说：“这‘温马’不好听，就叫‘马温’吧。温和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温和派，反正是一个意思。”这就是“马温”的来历，想不到后来惹了麻烦。
1981 年8月14日，《人民日报》第三版以“马温”的名字刊登了《要认真杜绝个人崇拜》。我有一个习惯，文章发表前总是要不断修改。汪子嵩来信说：“不要再改了。因为这篇文章和你这个人的关系，发表后必然会引起重视，一定有人要在鸡蛋中挑刺。千万不能象上次那篇文章那样，被抓住一点，两年后还要算帐。”“上次那篇文章”指的是《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人民日报》发表我的文章本来就很谨慎，邓小平讲话以后就更谨慎了。发表前尽量把棱角磨掉。我感到痛惜的是删去了这样一段话：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指出：公社制度将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国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还归给社会肌体。(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7页。)人们可以看到，凡是个人崇拜盛行的地方，巴黎公社的原则遭到歪曲。事情恰恰发展成相反的情况：社会组织和社会活动都置于国家的干预之下，社会肌体失去了自动调节的能力。国家吞食了社会，党又吞食了国家(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最后是领袖吞食了党，一切权力集中于个人，所谓一元化领导实际是一人化领导。站在这种权力结构顶峰的人，看起来是法力无边、无所不能的。个人崇拜不过是对于由一定政治体制造就成为法力无边、无所不能的个人的确认。在这种体制下，没有批评监督，什么事一个人说了算，即使是个人品质很好的人，也难免不犯错误。因此，坚持反对个人崇拜的马克思主义方针，必须改变突出个人的权力结构，否则，就象神话中的多头怪，失去一个脑袋还会长出一个同样的脑袋。”
我自己认为，这一点是我的思想比两年前进步的地方。耀邦所修改的第一篇文章《思想要解放，理论要彻底》，在批判对毛泽东的“造神运动”时，主要是从意识形态方面做文章。现在这篇文章就从意识形态做到权力结构了。个人崇拜的实质是权力崇拜，只要掌握了权柄，即使没有“主席”、“总书记”的头衔，照样是崇拜的对象。上面那些话耀邦只字未改，表明他是赞同的，或许还属于他所说的“有新意”之列。《人民日报》生怕引起麻烦，一定要删掉，我也只好割爱了。
但是，麻烦一点也没有减少。马上有人告发：“马温就是郭罗基，胡绩伟对抗小平同志”。我的狐狸尾巴天生就藏不住。远在山西的我的一位读者朋友竟能看出这篇文章是我写的，居然还打来一个电报“向马温祝贺”。北京的读者更不用说了。“马温”这个笔名也成了罪名，说是“郭罗基想当弼马瘟，要大闹天宫”。我不过自称为“温和的马克思主义者”，何曾想当“弼马瘟”？倒是以玉皇大帝自居的人，听了龙颜不悦。
文章的主要罪状是“没有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因为它“非议少宣传个人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我认为，把“少宣传个人”说成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方针”，至少是理论上的贫乏，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更糟。我给耀邦的信中特别请他注意这一点。文章原稿中有这样一段话：
“个人崇拜是一种错误的历史观。因此，仅仅少宣传个人并不能有效地制止个人崇拜。要看是什么样的宣传。如果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地宣传个人，同时也是宣传群众，那就不在乎多少；如果按照历史唯心主义观点，错误地宣传个人，多宣传固然要反对，少宣传也不行。突出个人、夸大个人、吹捧个人、神化个人、崇拜个人，难道只要减少宣传就能视为合理而加以容忍了吗？过去有这样的说法：‘需要一点个人崇拜’。只要‘一点’，似乎不要很多。结果不是‘一点’，是一场大灾。当个人崇拜达到被崇拜的人也感觉‘讨嫌’的程度，就提出要‘降温’。这就是说，要减少狂热的劲头，但也不要使它冷却。事实上，个人崇拜还是出现持续‘高温’，降不下来。‘少宣传’和‘降温’，意思差不多。既然只是减少宣传，那就为谄媚奉承之徒揣摩心理、等待时机留有余地。象有些报纸那样，一年365天只有3、5天套红宣传，在某些人看来也不可谓多，似乎并不违反‘少宣传’的方针。实践已经证明，在客观上存在着个人崇拜的地方，“降温”和“少宣传”不是加以制止，而是羞羞答答地继续容忍。”
邓小平谈话以后，《人民日报》考虑到“需要一点个人崇拜”和“降温”都是毛泽东讲的，为稳妥起见，又把这段话大部分删去，只保留了“……错误地宣传个人，多宣传固然要反对，少宣传也不行。”道理不充分了，这是个缺点。
批评者说我违反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反对“少宣传”就是主张“多宣传”。因为文章是胡耀邦同意发表的，当然“多宣传”就是指宣传胡耀邦。本来矛头是指向华国锋的，耀邦引火烧身，反被诬为授意郭罗基搞“多宣传”。
《文汇报》9月5日发表了一篇《要坚持“少宣传个人”的方针——与马温同志商榷》，什么来头？不知。《人民日报》不得已在第二天予以转载。我写了一篇《坚持反对个人崇拜的马克思主义方针》进行答辩。《文汇报》不予发表，《人民日报》不敢发表。《人民日报》编委会还被迫作了检讨。他们因为发表我的文章而作检讨，已经不是第一次了。10月1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宣传动态》第58期刊登了《报刊宣传必须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批评马温的文章和《人民日报》的做法，并声言“是党的组织记律所不允许的”，看样子还要动“家法”。11月11日，我写了一封8000字的长信，致“习仲勋同志并书记处诸同志”，为我自己和《人民日报》辩护，对《宣传动态》的论点进行反驳。习仲勋当时是书记处常务书记。信的最后有几点要求和建议：
“一，我希望能得到答辩的权利。我写过一篇答辩文章，被退了回来。请书记处作主，《文汇报》、《人民日报》是否可以发表我的答辩文章？答辩有错误，可以再批评。
二，我要求将这封信在《宣传动态》上刊载。
三，根据《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的有关规定，书记处能否召集一些理论工作者就‘少宣传个人’问题进行内部讨论？可以将《要认真杜绝个人崇拜》一文和《宣传动态》的《报刊宣传必须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以及我的这封信印发给到会者参考。”
等了一个多月，没有答复。12月20日，我又去信催问，还是杳无音信。“通过正常途径解决问题”，常规的处理就是置之不理。什么百家争鸣的政策，什么党员有申诉、答辩的权利，一旦触犯“逆鳞”，统统宣布作废。
《宣传动态》通报了《人民日报》的检讨，还要求“全国的报刊都应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自己报刊上存在的问题进行一次清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从此，谁还敢发表郭罗基的文章？邓小平的一句话具有超宪法的效力。我被剥夺了言论出版自由。邓小平自己说：“宪法和党章规定的人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34页。)我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要不要“坚决保障”？是不是说，别人不得侵犯，邓小平就可以侵犯？我到南京后，有时也写一些不触时政的哲学文章，用笔名发表。稿末的“真实姓名”是向友人“商借”的。发表文章象打游击，放一枪就换个地方，发一篇就换个笔名。起笔名也煞费苦心，以免再生“弼马瘟”之嫌。《要认真杜绝个人崇拜》是我在北京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由这篇文章引起的纠缠，却不因我离开北京而结束。6年之后，到了1987年9月23日，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作了一个《关于郭罗基同志所犯错误的审查结论》，还说：“郭罗基同志在1981年8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要认真杜绝个人崇拜》一文，说党的‘少宣传个人’的方针，‘是不科学的’。郭罗基同志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同党中央决定相反的言论，是违犯党的纪律的。”
我所提出的论点和发表的文章，请示过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并得到他的同意。如果说我“政治上同党中央不一致”、“违犯党的纪律”，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胡耀邦不能代表党中央；代表党中央的不是名义上的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我和胡耀邦一致而仍然被指责为“政治上同党中央不一致”，同样，胡耀邦也是“政治上同党中央不一致”。邓小平7月17日的谈话还批评了思想战线上的“涣散软弱状态”。8月3日至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了全国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新华社报道说“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就如何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改变涣散软弱状态的问题，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这就发出了一个明白无误的信息，胡耀邦也必须执行别人的指示。胡耀邦完全失算了。他还以为会有人对他搞个人崇拜而加以“杜绝”，结果，人们认为胡耀邦搞个人崇拜还不够资格，代表党中央的不是他。他刚当上了中共中央主席，就给了他一个“上马威”。如果他确是不能代表党中央，可以撤换；然而，并不，还是要他在不能代表党中央的境地下当中共中央主席。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奇特的。大学里有一种提法，叫做“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有识之士指出一个悖论：党委有权领导，但不须负责；校长必须负责，又无权领导。套用这一说法，中国的政治体制可以说是“核心人物领导下的总书记负责制”。出了事要总书记负责，两任总书记都下台了；而核心人物依然拥有无须授予、无须委托、无须任命的天然权力。
后来我才慢慢体会到“少宣传个人”的妙用，原来它是二郎神的兵器——三尖两面刃，可以左右对付，双向出击。如果宣传别人就说宣传太多了，违反了“少宣传个人的马克思主义方针”。轮到宣传自己，又可说：“多乎哉？不多也！”因而并不违反“少宣传个人的马克思主义方针”。既可反对多宣传别人，又可反对不宣传自己，其功效和“白猫、黑猫”差不多。
两起“严重政治事件” 与《解放军报》批《苦恋》的同时，还有两起“严重政治事件”，都发生在江苏。
《雨花》1980年12月号发表的顾尔覃的《也谈突破》和《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发表的应学犁、孙辉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后期的几个理论问题》，被认为是对抗党中央的“严重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人打小报告，说顾尔覃有三个“突破”：第一，政治上突破四项基本原则；第二，文艺理论上突破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三，突破体验生活的领域。胡耀邦一听就说：“这是严重政治事件。”江苏省委兴师动众搞起了批判。有人为顾尔覃辩护，说是批判不合原意。耀邦看了文章，发现顾尔覃所说的意思是几个方面都要有所发展，“突破”不过是文学字眼。他立即给中共江苏省委打电话，改正以前的说法，还要求转告顾尔覃：“不要背包袱。”象耀邦这样敢于向下级承认错误的，并不多见。具有中国特色的领导人，为了维护自己不可动摇的神圣形象，往往明知有错偏不认错。人民对他无可奈何。等到哀乐一响，便骂声四起。有的，哀乐还没有响，已骂声载道矣！何如耀邦，哀乐响过，犹有遗爱。
1981年4月 18日，中央宣传部《给江苏省委宣传部的电话稿》要求对《南京大学学报》的文章进行处理。“现将乔木同志和我们的意见告诉你们”：“这篇文章的观点是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已经超出了百家争鸣的范围。”还说“这并不是一两个人所特有的观点，而是当前理论界部分同志中存在的一种思潮”。随后，中央宣传部的《宣传动态》又发挥了“乔木同志的意见”，写成“专论”，题为《对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观点应进行适当的批驳》。4月27日，北京市委宣传部转发了上述中央宣传部的文件。5月11日，北京大学党委又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宣传部的文件。各地都要求层层落实，照此办理。当时理论界出现一片紧张空气。我阅读了应学犁、孙辉的文章，仔细研究了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大学党委的一系列文件，发现事实有很大的出入。我不认识应学犁和孙辉。到南京大学后才知道应学犁原名蒋广学。孙辉至今没见过。我为他们所受的委屈感到不平，更为理论界出现的不正常状况产生忧虑。在收到耀邦5月30日的信后不久，又写了一信：
“耀邦同志：
您的来信收到了。我发现，您对我的文章看了不止一遍，一定费去不少时间，内心很是不安。您的批改，我完全同意，遵照您的意见，我再请理论界一些同志看看，然后好好修改。
在这封信里，我要讲一点意见。我认为是事关重大的，因此，不得不再次打扰您。
由《解放军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批判《苦恋》引起的轩然大波，现已逐渐平息。又听说，南京有两篇文章构成了‘严重政治事件’，一篇是顾尔覃的《也谈突破》，另一篇是应学犁、孙辉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后期的几个理论问题》。最近北京市委、北京大学党委印发了中央宣传部《给江苏省委宣传部的电话稿》、《江苏省委宣传部的报告》、中央宣传部《宣传动态》‘专论’——《对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观点应进行适当的批驳》等文件，不知意欲何为？
批评和讨论本来是繁荣艺术和发展学术的重要手段。我们一搞就空气紧张，吓得人不敢讲话。
中央宣传部的《电话稿》中说：“要注意批评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实事求是，以理服人。”讲得很好，但实行起来不容易。中央宣传部《宣传动态》的‘专论’恰恰违反了中央宣传部自己提出的这一原则。‘专论’指出《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后期的几个理论问题》一文的‘严重政治错误’是：
一，‘它把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看作是“开历史的倒车”’；
二，‘诬蔑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狭隘经验论和历史唯心主义”’；
三，‘攻击我们党是一个“反科学、反民主、反进步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招牌，以农业社会主义为核心，以封建社会主义为归结的派别”’。
这三个判断，没有一个符合作者的原意，真是惊人的歪曲！
关于第一个判断：
作者在讲到小生产的反科学与产生官僚主义的关系时写道：‘所以列宁说：无产阶级的政权“单靠专政、暴力、强制是保不住的。唯有掌握了文明的、技术先进的、进步的资本主义的全部经验，使用一切有经验的人才保得住。”我们之所以和列宁的教导背道而驰，颠倒先进与落后的关系，在实际上开历史的倒车，归根到底是我们从小生产的世界观出发，根本不相信科学和先进生产力的伟大力量。’这里，‘开历史的倒车’何所指，并不十分明确，很难判断是说‘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当然，从上下文来看，经过一些推论，也可以说同‘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有关。但推论毕竟是推论。如果说第一个判断通过遥远的联系还能与作者的原意沾一点边的话，那么第二个判断完全是反其意而用之。
关于第二个判断：
作者讲到‘狭隘经验论和历史唯心主义’是这样写的：‘我们在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过程中，往往给马克思主义理论添上个狭隘经验论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尾巴。’这里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尾巴。如果反对这个论断，只能说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这样的‘尾巴’。怎么能断定作者是‘诬蔑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呢？难道我们党是把‘尾巴’当作指导思想的吗？作者还写道：‘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是反对狭隘经验论的。但应当指出，就在我们反对狭隘经验论的同时，另一方面又在偷偷地宣扬狭隘经验论。’‘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是反对历史唯心主义的。但不容置疑的是我们在反对历史唯心主义的同时，也还犯有历史唯心主义的错误。’这些话的意思是清楚的：我们党在自觉地反对狭隘经验论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同时，又不自觉地犯有狭隘经验论和历史唯心主义的错误。如果反对这个论断，只能说，我们党并没有犯这些错误。怎么能断定作者是‘诬蔑我们党的指导思想’ 呢？难道自觉的东西不算指导思想，只有不自觉的东西才是指导思想吗？
关于第三个判断：作者讲到那个‘派别’，完整的句子是这样写的：‘如果说，小生产的汪洋大海，在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关口，必然会在我们党内孵化出一个反科学、反民主、反进步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招牌，以农业社会主义为核心，以封建社会主义为归结的派别的话，那么，现代中国的大工业一定会锻炼出同这个派别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革命战士。’这里说的是党内的一个‘派别 ’。如果反对这个判断，只能说，党内没有这样的‘派别’；或者说，小生产的汪洋大海不可能在党内‘孵化’出这样的‘派别’。怎么能断定作者在‘攻击我们党 ’呢？不正是批判者自己把‘一个反科学、反民主、反进步的……派别’看作就是党吗？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批判方法？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都很熟悉，无须多加评论了。
文章中写了什么，作者自己是很清楚的。中央宣传部的《宣传动态》用了这种批判方法能不能使作者心服？《宣传动态》还说，这篇文章的观点‘是当前理论界部分同志中存在的一种思潮’。如果再把这种批判方法用到‘理论界部分同志’头上，会产生什么后果？平时我看不到《宣传动态》。去年偶尔见到一期，上面登了一篇批评宣传工作中的片面性的文章。我感到，那篇文章自身讲别人的观点、抓人家的问题，倒有相当大的片面性。
《宣传动态》指出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后期的几个理论问题》一文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三个判断，《江苏省委宣传部的报告》中也有。是4月8日中央宣传部给江苏省委宣传部的电话中指出的，还是江苏省委首先提出的，我不得而知。口径一致，似乎成了定论。从江苏省委宣传部到中央宣传部，又从中央宣传部到北京市委宣传部再到北京大学党委，都是照抄照转，没有一家核对原文，提出一点修正或补充意见。现在，文艺批判、理论批判还有‘一窝蜂’的现象。江苏省委宣传部的报告中说，要‘写出一些具有一定理论深度和说服力的批判文章’，这就很好，我们希望能见到这样的文章。
粉碎‘四人帮’以后，理论界在拨乱反正方面是做了不少工作的，也有一些明显的错误。有些理论上的不同看法，应当开辟不同的场所，进行讨论。领导人的看法是应当认真听取的，但也不一定权力大真理就多。我看还是通过讨论和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我也发表过一些文章，肯定会有错误，我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我希望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批评要同本人见面，以便对被批评者起到教育作用。象《宣传动态》那样武断的批评，如果同被批评者见面，文章作者一定会提出不同意见，这也有助于批评者克服主观主义。今年1月，据说胡乔木同志的一次讲话批评了许多人，涉及到的不下一、二十个。话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常委会上讲的，批评的对象又不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工作人员，听说也批评到我，还有北京大学的学生。究竟批评了什么？传说纷纭，版本众多，一时之间闹得满城风雨。有的批评显然与事实有出入，但也无从申辩。这样的做法，失去了批评的作用，只能说是制造舆论。
总之，我希望党的宣传部门以及主管宣传工作的党的领导人，处理文艺界、理论界的事情时，在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党风、学风、文风方面，应当作出表率。
以上意见，如果您认为有一点道理，请提醒宣传部门和主管宣传工作的党的领导人注意。
此致
敬意
郭罗基
1981年6月3日”
耀邦将我的这封信批转给中央宣传部登“内刊”。可见他认为我说的还是“有一点道理”的，登“内刊”就是提醒宣传部门和主管宣传工作的党的领导人注意。但他也没有加以制止，因而《南京大学学报》事件和《雨花》事件的结局很不一样。我的信触犯了胡乔木。不料我非但未能解救蒋广学和孙辉，连我自己也搭进去了。*
南京大学党委对“学报事件”进行了处理。8月22日至30日，江苏省委召开思想工作会议。省委第一书记许家屯在会上说：“对《雨花》杂志主编顾尔覃同志和南京大学蒋广学同志的错误，省委虽然采取疏导方针，对他们进行了批评和教育，但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犯错误的同志对自己的错误还没有很好的认识，发表错误文章的两个刊物至今没有表示适当的态度。前一时期，有些人还对他们表示同情、支持和声援。”这就是说，不仅要解决当事人的问题，而且还要解决有些人的“同情、支持和声援”的问题。在这方面，恐怕我是首当其冲了。最后，有一个关于《南京大学学报》事件的处理报告，1981年11月7日，胡乔木(人在南京)在这个报告上写了一段批示：
“郭罗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冒尖人物(文化大革命中他是北大一派的头头)。教育部早就要处理，调他去南京。小平同志多次点名批判。郭罗基的气焰很高。据我所知，我离京以前尚未处理。南京大学的蒋广学已经处理了，效果很好。郭罗基为什么不处理？再不处理，中央不要说起表率作用，连赶地方都赶不上了。我建议，中宣部、教育部、北大党委三家组织人力审查郭罗基的文章，搞个材料，先在内部批判，然后公开批判。请将我的意见转告中宣部，并耀邦同志。”
胡乔木的话带有挑拨性，抬出邓小平来压胡耀邦。11月9日，王任重批：“同意。请守一同志研究部署。”当时王任重是中宣部长，赵守一是副部长。
11月11日，胡耀邦批：“同意研究部署”。
胡乔木滥用职权，蓄意对我挟嫌报复，由来已久。我的朋友李春光(中央音乐学院教师，反江青的英勇战士)与邓力群有私交。李曾为我向邓说项：“你们对郭罗基有误解。”邓说：“我对他没有意见，主要是乔木对他有意见。”邓力群说对我“没有意见”，很快就可看出，那是虚伪；而胡乔木对我“有意见”，连邓力群也言之凿凿了。
*我到南京大学之后，认识了蒋广学。他告诉我，在我从北京去南京前，党委找他谈话，说：“郭罗基快来了，你要注意。”蒋广学莫名其妙，他根本不知道我在北京为他辩护的事。在掌权的人看来，我为他辩护必有某种“关系”。
“批郭罗基就是批胡耀邦自己” 虽然胡耀邦对胡乔木的“意见”批了话，并无动静。1982年初，邓小平发话了：“我已经说了两年了，怎么郭罗基还不去南京？”这才明白，两年前教育部给我下的调令是奉他的旨意。1982年上半年，北京理论界和北京大学先后发动批判运动，批判我“组织上、理论上、政治上的严重错误”。所谓“组织上的严重错误”就是“不服从调动”；所谓“理论上的严重错误”，就是“搞自由化”；所谓“政治上的严重错误”，就是“和西单墙、地下刊物有联系”。
3月16日至4月28日，中央宣传部召开大型的北京地区理论座谈会。王任重根据胡耀邦的意见，说明开会的目的和方法，号召理论工作者“要为真理而斗争”。通篇没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之类的说法，也没有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冒尖人物”的“部署”。王任重的讲话使得当时理论界的紧张空气稍为缓解。这次会议，我已经被排除在外了。《光明日报》副总编马沛文在会上为我辩护，说调动是“发配”。这一下闯了大祸。理论座谈会中途换马。中央宣传部长王任重下台，邓力群上台。王任重的讲话作废，胡耀邦的意见被推翻。邓力群一亮相，紧锣密鼓，理论座谈会变成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 的战场。按胡乔木定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冒尖人物”的调子，对我进行了缺席裁判，马沛文则陪绑。
中国的政治好象天文学上的“黑洞”，内幕永远搞不清。胡乔木提出公开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冒尖人物”郭罗基，从王任重、胡耀邦在此前后的言论看来，似乎并不以为然，但为什么要“同意”？“同意”了，为什么又不实行？王任重不实行，又为什么换上邓力群来实行？邓力群与胡耀邦意向相左，作为中共中央主席的胡耀邦为什么同意邓力群上台？这都是千古之迷。
教育部给我下了“十二道金牌”。调动的理由嘛，“莫须说”。我又给耀邦写了一封申诉信，提出不同意见。信是通过北京大学党委转的。我没有得到答复，教育部和北大却一再催我去南京报到。我估计耀邦根本没有看到我的信，这时我的信到不了耀邦手里了。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女战士蹇先任(她和贺龙所生的女儿贺捷生是我大学时代的同学)对我说：“我来帮你送去！”她要我把我的申诉信和我们教研室支部给胡耀邦的信重抄一遍，加上她自己的一封亲笔信。
“耀邦同志：
我从来没有打扰过您，现在有一件事不得不打扰您。
转上郭罗基同志的一封信，请一阅。他本来已通过组织给您一信，对工作调动提出意见。但北大党委还是要他走。他担心这封信到不了您的手里，所以又抄了一遍，连同他所在的党支部的书记一信，托我转交。关于调动的原因，我不太清楚。郭罗基同志是我女儿捷生的同学。1955年我就知道他，对他有所了解。他16岁参加地下党，是我们党培养的理论人才。‘文化大革命’中，正当聂元梓不可一世之时，他挺身而出反对聂元梓。后来，又反对‘梁效’，抵制‘批邓’。有人告诉我，当时的北大，对‘批邓’不表态的只有两个人，一个周培源，一个郭罗基。粉碎‘四人帮’以后，他是反对吴德、汪东兴的。三中全会后，他写了不少文章。他的文章我没有全部看过，可能有不当之处，但总还是写了一些好文章。现在对他这样的处置是不公正的。他还向我讲了个人和家庭的许多困难，我认为是值得同情的，请予关注。
此致
敬礼
蹇先任
3月1日”
3月6日胡耀邦作了批示，交中央组织部办理：“郭罗基和那些造反起家的人是不同的。有什么问题，摊开来同他本人谈清楚。然后调离北大，另行分配工作。不要再拖了。”“调离北大”就是不一定调离北京；“另行分配工作”就是不去南大。耀邦特别指出“不要再拖”，果然，一拖事情就起了变化。教育部和北大党委对我说：“中央的精神还是叫你去南大。”我请他们把耀邦的批示拿出来，他们只谈“精神”，不谈原件。僵持了一个时期。教育部和北大党委在幕后进行了紧张的活动。忽然传下来邓小平的指示：“叫郭罗基去南京，不去就开除党籍。开除了党籍还要去，再不去就开除公职。”没多久，这几句话又成了中央书记处第167号会议纪要。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韩天石在干部大会上有恃无恐地说：“郭罗基给胡耀邦写信有什么用？中央作了决定，他还不是照样要划圈！”邓小平和胡耀邦是什么关系，路人皆知。北大的人说，郭罗基成了棋盘上争吃的棋子。
在我离开北大之前，还要对我进行一番批判。北大党委制定了一个批判计划，报中央书记处。胡耀邦批准了这个计划。他的批语中又说：“一定要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搞对头，一定要把党风搞端正。”高压之下，针对一个人的批判运动，能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搞对头、能把党风搞端正吗？中央党校的阮铭私下说怪话： “耀邦真不够朋友，你对郭罗基又不是不了解，怎么能批郭罗基？批郭罗基就是批你胡耀邦自己！”阮铭没想到，他自己也是囊中之物，不久就轮到他了，而且被开除了党籍。对耀邦的苦衷我是完全能够体谅的，并非“不够朋友”。批郭罗基、批阮铭、以及后来批王若水、批李洪林等等，都是间接批胡耀邦。*但如果不批，可能就是直接批胡耀邦。胡耀邦也象“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一样，想在不违拗最高决策的前提下，尽量采取措施修正、限制、防范、补救。苦心孤诣，忍辱负重，从个人品德来说，周恩来、胡耀邦都是值得推崇的。论功夫，胡耀邦远不如周恩来。周恩来以全名节寿终，而胡耀邦在壮心未已之际就被迫下台了。
*邓力群就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