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水：关于胡耀邦和民主墙的一段往事

王若水：关于胡耀邦和民主墙的一段往事

民主墙刚出现时，中央领导人都很关注。陈云指示《人民日报》派记者收集动态、反映情况。于是《人民日报》记者和民主墙人士有了接触。

但 是，这种联系后来受到怀疑。在一九七九年初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人民日报》两位同志联合发言，对民主墙的情况做了全面的分析，主张采取宽容的态度， 但不被中央接受。当时，党内知识分子在“理论务虚会”上发议论，党外民运人士在民主墙上贴大字报，许多观点是相同的，似乎是在互相呼应。这种现象引起了党 的高层人士的惊恐。单是一些年轻人贴大字报，他们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他们最担心的是这两股力量的结合，担心党外民运分子得到党内有影响的人士的支持。 中央一些高层人士开始指责《人民日报》。公安部长赵苍璧曾对《人民日报》的一位干部说：据他所知，《人民日报》不少人同民主墙有联系。判处魏京生的前一 天，彭真在一个会上说到支持民主墙的单位时，点了《人民日报》、团中央、外文出版社的名。没过几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郭罗基的文章《政治问题是可以讨 论的》，这篇文章早就写好了，但这时发表，被认为是为魏京生辩护，党内一些人哗然。《人民日报》和民主墙的关系，成为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

这 期间，《四五论坛》的负责人徐文立来过《人民日报》，和我有一两次接触。第一次随同徐文立来报社的还有另外两个人。我怎么也不曾想到，其中有一个人就是公 安局的“耳目”。本来，中共有规定，禁止对党内干部使用侦察手段，可是在这种事情上，他们就顾不了许多了。在这次谈话后不久，一份报告送到了公安部长的办 公桌上。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三日，胡耀邦(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纪委第三书记、中央秘书长、中宣部长）把《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和我(当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叫到他家中谈话；同时去他家中的还有中宣部副部长朱穆之和共青团中央书记韩英。

胡耀邦向大家说：“十一月三十日，公安部党组向常委写了份报告，叫我转中央，讲到若水的事，意思是对《四五论坛》有支持。”说着，胡耀邦拿出公安部的报告给我们传阅。

报 告说：《四五论坛》的负责人徐文立不止一次出入《人民日报》。十一月十五日，徐文立到《人民日报》读者来信部找一个记者，请求把他们的一封信转给中央，要 求释放刘青。王若水接见了他们，同他们谈了话。徐文立从报社出来后说：“看来王若水不是反对民刊的。”徐还说团中央也支持。十一月二十日，徐文立又去《人 民日报》找王若水。王说：“材料已发内参了，放心吧。”《人民日报》在这个内参上还加了按语。但其中反映的一些情况，如扒光了刘青的衣服进行检查，纯属捏 造。(到美国后，我就这件事问了刘青。他说确有此事，但属例行检查。)

对公安部这个报告，邓小平作了批示：“应要求王若水等人就此事提出正式报告。”胡耀邦也批示：“建议常委指定一人同《人民日报》和有关部门负责人谈一谈，把这个问题挑开，查明报社和其他单位有无《四五论坛》的后台，然后决定处理办法。十一月三十日晚十二时”。

华国锋最后批示：“建议耀邦、穆之和韩英同志抓一下。”

公安部这个报告是党组书记赵苍璧署名，送华国锋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副主席。本来没有写请胡耀邦转；胡耀邦的名字是后加上的。胡耀邦说：“我应该这样批，因为名单上最初没有我，我多了一个心。”

我 把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那次我是因有别的事去读者来信部，偶然遇到徐文立的。我看了他们带来的信，同他们进行了短时间的谈话。他们要求释放刘青，并建议政 府把民主墙管起来，不要放任自流（我理解他们是想用这个办法使民主墙合法化）。我同意把他们的信在报社的内参上发表。他们的信中有一句刺彭真的话，我建议 删掉（这被公安部理解为替他们出主意）。我对徐文立他们说：民主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个早上完全实现，还有些阻力要克服，有些老习惯不可能一下子改掉，这 只能一步一步来。但不管怎么样，现在总比过去民主多了。我还说，中国人的事中国人自己管，你们何必找那么多外国人呢！（那时找徐文立的外国记者非常多）徐 文立辩白说，是人家找上门来的。

我对胡耀邦说：我看过民主墙的一些言论，其中《四五论坛》是最温和，最理性的。他们不同意骂邓小平，还批评《探索》。应当说这个组织还是可以的。接着，胡耀邦讲话，别人也讲了话。

胡 耀邦说：“徐文立是什么人，我不清楚。公安部可能清楚，也可能不清楚，但他们认为表现不好。我说过，他们是想同党比高低。从前我也同林希翎谈过，你个人主 义太严重，将来可能犯大错误。后来还为这事找我调查。他们说林希翎在监狱中怀念我，后悔当初没有听胡耀邦同志的话。我后来对专案组说，你们判重了。去年林 希翎还给我来信。对这种人轻轻说不行，要重重说。”

韩英说，“徐文立是铁路电工，烈士子弟，二十几岁，小青年。”

胡 耀邦讲到对这些青年做工作的问题。谈到广东的李一哲，胡耀邦说，“绝不要同他辩论，辩不过他。不要扣帽子。但他那张大字报不是马克思主义，是小生产的社会 主义。我同几个青年讨论过四小时，他们还服了。”他又讲到他同吕朴（音乐家吕骥之子）、王军涛的谈话，大意是：你们搞政治不行，只能在老一代领导下和帮助 下搞，否则肯定没有前途。在学校的青年还是要好好学习，不要从学校跳到社会上去，要准备将来为国家做贡献。在机关的青年要搞好业务，热爱专业，何必去发表 政治论文。胡耀邦同吕朴等人谈了两次，时间不少。最后问吕朴怎么样。吕说：一、你这个人很爽朗；二、没有架子、平易近人；三、保留自己观点。胡耀邦对我们 说：“我的两小时是拼命挤出来的，好不容易啊！头一次谈，他说很好，我再想想。一周后又来，说，胡叔叔，我还没有想通。……不管什么时候，总有些青年是教 育不好的。希望每个人都成材，不可能。历史是无情的，不能慈光普照。化那么大的精力都不行，只有让他们碰壁。可能你们《人民日报》有些同志有些偏爱，甚至 错爱。”

胡耀邦又谈到徐文立说：“凭我的本能，这种人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当然这是他的问题，不等于是若水的问题。若水是老党员、老 同志，可以信任的。‘大跃进’时不赞成（若水注：其实，当时我没有不赞成大跃进，只是把我所在的农村的弄虚作假的情况向中央作了报告），四人帮时受压。但 可要提醒：要谨防上当。我赞成进行教育，这是第一；第二，绝不要上当。为什么抓住了你，抓不住别人呢？必须在思想上立场上保持一个距离。请若水提出一个正 式报告，文字不要长，恐怕要谈点教训。也可以谈对《四五论坛》的看法。中央无非是要了解一下，精神上不要有负担。”

胡耀邦又说：“最近一年来，各省市对《人民日报》有批评。我认为有些上纲太高。但有些要注意，包括社论。当然我也有毛病，有的话有缺点。完全没有缺点也难，尽量注意。《人民日报》成绩还是主要的，若水同志也一样，当然也要吸收教训。”

韩 英说，徐文立确实找过团中央，也是为了刘青的事。他说，各校党委对这些人很难做工作，因为读书不如他们多。韩英还讲了他同王军涛的谈话的情况，说，这些年 青人同我们想的不一样。“他们认为中国不是社会主义，连十七年也不是。不然，为何不如日本？你看他这个观点！可他还信心十足。”韩英还找了王军涛爸爸，他 爸爸说服不了儿子。

胡耀邦问：“那怎么会把他选进团中央?”

韩英说：“他是四五英雄，不选他不行啊。”

朱 穆之的态度最强硬，讲话也有针对我的意思。他说：“我反对自发组织。这些人对党和国家失望了，认为你们这一套不行，要另找道路。对自发组织当然要做工作， 放弃领导不好，但做工作是什么立场?是鼓励他们还是纠正他们?为何他们那样反应?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受到支持。我不同意说这个组织（指《四五论坛》）是可以 的。对自发组织、自发刊物不能一分为二，就是要反对。我也不同意提‘思考的一代’，好像还没有找到一条路，还需要‘探索’，像魏京生那样。”

朱穆之这样一说，胡耀邦的态度也有微妙的变化，说：“对！”

胡绩伟没有多说话。

回去以后，我把同徐文立的谈话情况写了报告，读者来信部那位记者也把他奉命和西单民主墙的联系情况写了报告，交了上去。邓小平没有说什么，似乎没事了。

接着，民主墙被禁。

这次谈话一个月以后，一九八○年一月十六日，邓小平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讲话。他批评了民主墙之后，说了一大段极为严厉的、有针对性的话：

共 产党员，党的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在这场反对各种犯罪分子的斗争中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绝不允许任何人背着党同这些人发生联系。这里所说的，是 指对他们抱同情态度的那种联系，至于有的同志是为做他们的工作才去发生的联系，当然不在此例。对他们持同情态度的那种联系，的确是有的。……支持那些人活 动的有一些就是共产党员，甚至于还是不小的干部。对这些党员要讲清楚，他们的立场是非常错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立即彻底改正，就必须受到党的纪律处 分……” 看到这段话，我想起来，我在报告中确实承认了我对徐文立是持同情态度的。这“同情”二字，恰好给邓小平的担心提供了证据。

以后，我就成了有嫌疑的高级干部。有关部门作了很多调查，但从不找我本人。只是遇到什么事，就有人把对我的怀疑提出来：“他和地下组织的关系……”

邓 小平说“有的同志是为做他们的工作才去发生的联系”，这当然保护了胡耀邦。但看得出来，邓对这种办法并不感兴趣。从那天的谈话看，胡耀邦确实没有说同情的 话，对徐文立等人也缺乏了解。但他主张对话，做工作，进行引导。然而，那些年轻人可能会认为，这还是首先认为自己是完全正确的，只是要说服他们，而不是想 听取他们的意见。这还是共产党的“思想工作”的老一套。而那些保守派又会指责说，胡耀邦纵容了民主墙分子，也纵容了我们这样的党内干部。当时贵州有一个“ 启蒙社”，胡耀邦主张用“教育”的办法解决这个组织的问题，并且他认为这个办法是成功的。但胡耀邦这个办法不为公安部所赞同，也没有得到邓小平的支持。

几年以后，胡耀邦以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名被赶下了台。接着，一批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被清除出党，包括我在内。

一九九四年一月

（作者系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原发在寻求真相

people, hybApril 16, 2006 6:35 pm
2009年2月27日转移至此

李锐为张黎群等编《胡耀邦传》作序

李锐为张黎群等编《胡耀邦传》作序

下面是全文：

我们党的历届领导人，从陈独秀开始，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秦邦宪、张闻天、毛泽东、华国锋……，一一回顾起来，最得人心的是胡耀邦。他去世已经十五年，可是声誉更隆，更被怀念，在党内党外公众的心目中，他是党的良心，社会的良心。
耀邦是应该得到这样的历史的地位的，因为他是真正扭转乾坤，推动历史前进的人。党在毛泽东去世时解决了“四人帮”，面临“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耀邦理直气壮、挺身而出了。当叶剑英派他的儿子将“四人帮”已被抓起来的信息告诉耀邦时，他立即进言：“中兴伟业，人心为上；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当时被称为“隆中三策”）这时全国还在“两个凡是”的统治之下。耀邦在中央党校副校长的岗位上，顶着极大的风险，组织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左倾错误思想的长期束缚。他明确提出：“这十几年的历史是非，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的讲话，光看文件不行，还要看实践。”以实践为分清历史是非的标准，这比后来发展的大讨论要早半年。随后在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岗位上，以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要横下一条心，该坚持的一定要坚持，该挺身而出说话的，一定要挺身而出。”他大胆排除上面来的干扰，平反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直到五十几万右派分子，不但还历史以公正，而且为改革开放大业找到了一大批得力干部。十年浩劫后，不做好这两件大事，就无从拨乱反正，打开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所以大家都认为，耀邦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始，推动历史前进的先锋人物。
耀邦为什么能具有如此的眼光和气魄？仅仅是由于文革十年的教训吗？据我所知，耀邦从理论到实践的过人胆识，由来已久。他十四岁参加革命后，就遇到打“AB团”，自己几乎被杀，这当然是刻骨铭心之事。以下简要记述几件他的这种有关经历。
延安抢救运动时，他很是反对，在自己掌权的总政组织部，亲自做逼、供、信试验，打出假特务，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报告。
1950年到1952年，担任川北党政领导时，他亲自起草“人民代表公约”；土改中实行保护富农和对地主的温和政策；不许农民乱罚乱斗，进城抓人。当年邓小平这样评价他：“有主见，不盲从。”
1952年到1966年，他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提倡八个大字：“朝气蓬勃，实事求是。”他说：“实事求是就是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要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不弄虚作假。要有实干的精神，言行一至，表里如一。”他认为执政党尤其要这样要求。战争年代，形势逼得你非实事求是不可；执政以后，即容易自以为是，走向反面；坚持实事求是，必须深入实际，尤其需要民主制度和党的纪律的保证。
1954年10日，《中国青年》编辑问他，“怎样理解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耀邦回答：“无产阶级不是只讲革命，只讲斗争，它也讲爱心，讲人情味，讲对同志、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尊重、关心和爱护。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才是可爱的，人们才能从中感受到更多的欢乐和温暖。”
1957年反右派时，他不在国内；回国后，对团中央打的右派进行安慰。他同我谈过，生平憾事，对项南和苏进没有保护好；两次自责，批斗彭德怀时没讲公道话，开除刘少奇党籍也举了手。
1962年下放湖南帮助工作两年时，他亲自来到浏阳、醴陵、平江的生产大队蹲点。四清运动开始，对政策界限和方法步骤都作了规定：凡属集体瞒产私分，不做处理；手脚不干净的，公物归还，不搞坦白检举；群众向干部提意见，只“背靠背”；同时号召“一手抓生产，一手抓运动。”湘潭地区因此没有发生乱斗和影响生产，大家都满意。
1964年12月到1965年6月，在陕西第一书记任上，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四清运动越来越左时。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开展了“解放思想、解放人、放宽政策、搞活经济”为主题的超前民主改革，纠正社教运动中侵犯人权的错误作法。发出这样的号召：“社教运动是教育人，不是整人”；“要维护人权，尊重风俗人情 ”；“民主要过硬”；“领导人要听反对的话”。他强调“生产好不好，是检验工作好不好的最主要标志。”同时，恢复集市贸易，允许短途运输，发展乡镇工业，提倡植树造林（谁种归谁）。当年在西北局的领导下，陕西“左祸”特殊严重。耀邦本人被叶剑英保护先行回到北京，他的副手等则受到十年迫害。
耀邦在文革中始终是清醒的。初期同团中央几位书记同舟共济，每天有几千万人来揪斗他们。有人揭发他反对毛主席，说过“太阳也有黑点”；反对林副主席“突出政治”，说：“游泳时要突出鼻子，不然就要呛水”；他说过“康生一贯左”。他只承认学习不够，工作有错，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有次在长辛店，被打得全身皮肉红肿。他认为毛泽东骄傲了；“不让权，不做自我批评的。”“骄傲害死人呀！”文革后期，他叹息“搞八年还看不到头”，“多行不义必自毙”。
文革后期，耀邦主持科学院工作，主持起草了《汇报提纲》，根据马克思的著作，最早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从而否定了“知识私有”、“白专道路”等错误提法，并作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新长征”的报告。后来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这《汇报提纲》成了集中批判的“三株大毒草”之一，他又受到残酷斗争。
由于上述这些事例，我们知道耀邦一生历经革命磨练，特别注重理论实践的结合，尤其看重实践效果，因而能抓住过去党和毛泽东屡犯错误最终走上文革绝路的症结：即接受了斯大林的一套做法，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思想的绝对统治，名为无产阶级专政实为一党专政，一党专政又变成了领袖专政。毛泽东还结合中国自秦始皇以来的帝王专制：乾纲独断，一言九鼎，发展个人崇拜，尤需高呼万岁。甚至要超过历代帝王，做到内圣外王，君师合一。林彪领会迎合，做到极致：四个伟大，一句顶万句，手摇小红书，身上挂像章，早请示晚汇报。于是党内党外，都做驯服工具，甘为奴隶奴才。于是文革浩动，犹如邪教猖狂。因此，耀邦特别重视面改革，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体制必须同步改革；尤其政治要民主化，认为强求“保持一致”，就没有思想自由和言论、出版自由。他在兼任中宣部长以后，在 1978年最后一天和1979年第三天，同全体工作人员两次讲话，正式宣布，要把中宣部办成“思想解放部”，要建立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科学、求实、开放、文明、富裕的体制，以代替那种被异化了的专制、迷信、僵化、封闭、落后、野蛮、贫困的体制。他愤怒地遣责文化专制主义。他说：“多少年来，我们党内有那么一些理论棍子，经常打人。我们党内有好几根棍子，不是好棍子，而是恶棍，不管你做什么好文章、好作品，抓住你一点，无限上纲，说你是‘反党小说’、‘ 黑画’等等。这种恶劣作风不加以清算，百花齐放能搞得好吗？这种方法，说轻一点是形而上学，说重一点是文化专制主义，是特务行径。”随后在一次文艺界座谈会上，他向大家推荐马克思的第一篇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就是反对文化专制主义。我们社会主义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为什么还要通过审查制度，让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只能表现一种色彩呢？”
1979年3月25日，西单民主墙出现《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中国人权宣言》等大字报，随后作者魏京生等被捕，耀邦就极不以为然。他给一位青年写了一封公开信，在《人民日报》4月10日头版发表。信中说：“教育青年的方法，不是压，不是抓，应该是‘引导’两个字。‘引导’比‘教育’更精确，意义更大。这是我们几十年工作的经验总结。压制的方法，一个巴掌打下去，是封建家长的办法。”随后6月间，他又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发言中，更加严正地对取缔民主墙和逮捕魏京生等人发表了意见：“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牢。魏京生抓了三个多月，至今没有作过检讨。听说他现在还在绝食。他一死就会在群众中成为烈士，是人们心中的烈士。”（请问，我们现在还能在中央的会议上听到哪个领导人发出这样的声音吗？）耀邦当时还主张成立一个民主公园。后来，北京市虽然将月坛公园定为民主公园，由于政治形势影响，无疾而终。当年党内老人支持耀邦的只有叶剑英。叶说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
要知道，逮捕魏京生是邓小平下的命令。耀邦为什么能如此仗义执言呢？这自然同他的极其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有关，同他的才、学、识有关，更同他的大智、大仁、大勇有关。耀邦只读过半年初中，但他一生手不释卷，极好读书，而且真正博览群书（《博览群书》的刊名即是他题写的），古今中外，从二十四史到西方历史，从马克思主义到各种社会学说，中外文学名著，诗词歌赋，以及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等科学书籍，包括圣经、辞典，他都涉猎或精读。在延安时，他的勤奋好学就颇有名声。他认为没有广博的知识，就做不好工作。“博古通今”四个字安在他身上是合适的。陆定一称他为大知识分子，确有根据。他重视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他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来接受人权、自由、民主、科学、法治和市场经济这些规则的，这是西方百年间向前发展的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非资产阶级的专利。我们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却同这些规则没有缘分。耀邦尤其重视个人的思想自由和独立精神，重视属于人的人仅、人道、人格、人性、人情。因此，他认为重视和运用这些规则，决不是搞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由于李维汉谈到过去封建专制主义的长期危害，1980年8月，邓小平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个重要讲话，经政治局讨论作为中央文件下发。胡乔木认为当时形势比反右派前还严重，要接受波兰团结工会的教训，如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将造成形势的混乱。这个讲话也就被置之高阁，反而接受了胡乔木等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张。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耀邦被选为中共中央主席时，他说了这样真诚而感人肺腑的话：“虽然我担任这样一个重要职务，但有两点是没有因而改变的：第一，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第二，我的能力和水平没有变，我还是昨天的我。”邓小平随即说：“耀邦刚才的讲话，证明了他是党的主席的合适人选。”这是耀邦身上的一大特点，权力没有改变他的本色，知道自己有多大本事，因此能尊重他人，不论职位高低，能听得进不同意见。
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部名著中所说的，人们创造历史，“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的条件下创造。”耀邦在从事他的历史事业的时候，不得不面对种种既定的条件，不得不受到这些既定条件的牵制。我们不要以为他有了总书记这样崇高的职位，就有了多大的自由。在党的几位元老面前，耀邦是被提拔上来的“晚辈”。元老们的改革开放思想，程度有别，见解不一；他们还多具有某些传统习惯，如“兴无灭资 ”、“阶级立场”等传统观念负面影响，不易消除。因此耀邦有时不能不违心听命；元老之间如意见不统一，何去何从也使他为难。更大的阻力还在两位左王的遇事干扰，他们视耀邦为眼中钉，在两位老人间穿梭挑拨，说三道四。如理论务虚会就受到胡乔木的干扰，半途中止，他还代邓小平起草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大讲专政，贬斥民主。1979年耀邦倡导的两个讨论：一是批评过去忽视基本经济规律，为生产而生产的“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二是“要把人放在第一位 ”的“关于人民群众主人翁地位”的讨论，也受到胡乔木的攻击，向华国锋告状，讨论随即停止。接着批判郭罗基的两篇文章—《政治问题也可以讨论》、《认真杜绝个人崇拜》，关系到言论自由、“思想犯罪”的问题。胡乔木斥责《人民日报》，也牵连到耀邦。1981年批判《苦恋》，闹得更凶，认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存在着软弱涣散的状态”，也是指耀邦而言。耀邦指责了理论棍子，于是棍子就恶狠狠地对着他了，首先是“清君侧”，砍掉他的左膀右臂。
1983年 1月20日，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四化建设与改革》的报告，提出“全面而系统地改革”的问题，批评了那种“农村要改革，城市不一定改革；经济部门要改革，政治、文教部门可以置身事外”的思想。明确指出：“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关于“衡量名项改革对与不对的标志”，首次提出“三个有利于 ”：“是否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可以说，这是实行全面改革的初步纲领。可是，这个极其中肯、极其适时的全面改革思想，却遭到胡乔木、邓力群的强力抵制，认为跟十二大精神不符，反对见报，并到陈云处告状。于是发生逼耀邦下台的一幕。二月中旬政治局会议上，陈云对耀邦作出了较严厉的批评。胡乔木提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说“到此为止”。邓力群便立即向两个宣传系统的会议传达了陈云的批评，引起一种震动。虽然这次阴谋的目的没有达到，他们仍继续其反对全面改革和反耀邦的活动。接着在三月间，借周扬的报告，批判“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反对耀邦所倡导的解放思想、解放人的号召。其后果是周扬愤懑而去世，《人民日报》人事变动。六月间，他们又发起“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除了理论、新闻、文艺领域在劫难逃外，还涉及农村改革和四个特区的问题（污蔑特区是“租界”），几乎酿成又一次文革。由于受到赵紫阳和书记处其他同志的一致抵制，丑剧闹了28 天就呜呼了。
面对如此严重的干扰，耀邦始终坚持全面改革和全面开放的思想，而且日益深刻和成熟。这反映在他最后一次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之中。在思想政治领域这是空前开放的文件，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方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决议》中以下这些彻底解放思想，促使国家现代化、民主化、法制化的意见，都是过去中央文件中没有出现过的：“拒绝接受外国的先进科学文化，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要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在社会公共生活中，要大力发扬社会主义人道精神，尊重人，关心人。”“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大解放。”“社会主义法制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调节人们的关系，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动，制裁和打击各种危害社会的不法行为。”还有如此明确的规定：“要遵守宪法规定的原则，实行学术自由、创作自由、批评反批评的自由。”由于邓小平的坚持，这个决议虽不得不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种“棍子”语言写进去，但主调还是上述思想理论的创新。
遗憾的是，这个决议尚未付诸实行，耀邦就在1987年1月被迫离职了。杜甫咏武侯诗云：“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耀邦出师未捷，壮志未酬，一直到他离开人世，也未能看到他为之奋斗的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改革的曙光，不能不抱终天之恨，死不瞑目吧。
中国有句老话，“不以成败论英雄”。耀邦就是一位不能以成败论的英雄，大家都见到了他的丰功伟绩。他在某些人精心组织的一场“雾月十八日”中，黯然告别政治舞台，这也不能说是他的失败。假如他跟常见世情一样，处处注意揣摩各方的心思，曲意迎合，讲究“平衡”，当然也就可以保住自己的平安和地位。可是他大义凛然，不拿原则做交易，才出现了那样的结果。这个被世俗看作的“失败”，正是他坚持自我的胜利。他对这场“雾月十八日”毫无精神准备，这是他的天性，他毫无防人之心，总是以善心待人，宽厚待人，这才是我们的胡耀邦！
为什么他的去世会引发那样一场大“风波”呢？通常情况，执掌大权的政治人物的去世，会引起政局的变化，乃至引发政治地震，并不少见。可是，耀邦是在早已离开权力核心之后去世的，却在全国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应，这在历史上是并不多见的，可说是举国同悲。那些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年轻人，不仅是为了悼念一位年长的知心朋友，为这们知心朋友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愤愤不平，更是表示拥护耀邦所倡导的全面改革，尤其是希望政治体制改革能早日实现，国家民主化、法制化、现代化早日到来。
当年那些年轻人两个最重要的口号：一是要民主，二是反腐败。从那时起的十几年间，腐败现象可以说是以加速度发展着。上上下下，蔓延全国，中外古今是极少见的。这一现象是耀邦“失败”后发生的。这岂不也从一个角度表明：我们的国家和党要为他的“失败”付出怎样的代价么。就他个人来说，这“失败”岂不正好说明他的正确么。这也就是说，耀邦用他的成功和“失败”，提供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中国要走什么路，不能走什么路。
耀邦去世的前十天，1989年4月5日，我应邀到他家中，他同我作了七个小时的长谈，谈了他同邓之间十个有分歧的问题，他并没有什么不对之处。他说：应当还历史的本来面目。4月19日，在中顾委的支部会上，我反映了这个情况，我说这是耀邦的政治遗嘱。这次长谈我已经详细写出，文章编在《怀念耀邦》第四集中。这四集共百万字的主编张黎群、张定、严如平、李公天、唐非，都是团中央的老人，他们集资在香港出版，国内却不能发行。现在有关党史的出版物和博物馆的陈列中，已见不到胡耀邦的名字和照片了（当然也见不到赵紫阳的），这能叫作“史”吗？人们能够从这种党“史”读本和陈列中受到实事求是的教育吗？唯物主义者能够这样的吗？在当前这种伪史、假象泛滥成灾之时，又经上述五位忠实的部属（张黎群）不久前去世）多年劳动撰写的《胡耀邦传》的问世，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不仅可满足广大读者的渴望，也可告慰耀邦在天之灵。他们尽管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必要的资料也不齐全，但他们力求做到客观地、真实地反映耀邦生平，既不溢美，也不文过，不为亲者讳，也不为尊者讳，把耀邦的功过是非当成历史的经验教训。秉笔直书。文信国公《正气歌》云：“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认为史家的直笔是体现天地之正气的。这本《胡耀邦传》，就是一部体现了天地正气的信史。
张黎群等五位作者，在团中央工作多年，养成实事求是的作风，书中除了反映出他们的这种学养之外，还贯注了他们对领导兼朋友的耀邦的深厚感情。耀邦的平易近人，待同志如家人，遇事可以相互争执，善于接受意见，知错必改，决不自以为是。工作中出现了问题，他首先承担责任，决不诿过于人，他总说：“知错就改，光明磊落一辈子；知错不改，内疚一辈子。”这些话使他们最难忘却。张黎群曾是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的社长，同耀邦的关系密切。1957年耀邦率团赴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时，张黎群几乎被团中央机关工作的主持人打成右派分子，耀邦回国后把他保护了下来。他们五位对耀邦的亲身感受，想必也会感染读者的。
我深信，读了这本书的人会更了解耀邦，更亲近耀邦，更崇敬耀邦。我更希望读者们在这本书的激励之下，更自觉地成为耀邦事业的后继者，努力在各自的岗位上去完成他的未竟之业，使我们的国家早日实现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认真实施宪政，成为真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我已经快八十八岁了，我也会这样做。
最后，我想振臂高呼这样一句口号：向胡耀邦学习呵！
二00四年十月初

五柳村原发在加拿大博客空间（posted on Thursday, November 17, 2005 8:09 AM）
2009年2月27日转移在此

胡绩伟为张黎群等编《胡耀邦传》作序

胡绩伟为张黎群等编《胡耀邦传》作序

下面是全文：

《胡耀邦传》，在耀邦诞生九十周年的前夕终于出版，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耀邦是我们党最优秀的总书记。他为我们党、我们国家和我国人民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永垂不朽的。

在二十多年的折腾、特别是在“十年内乱”之后，我们的国家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城乡人民处于啼饥号寒的苦难境地。正当中国共产党陷于危难的严重时刻，党内外一大批有志之士，终于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的专制独裁统治，开辟了我国和平民主发展的新局面。胡耀邦是这批有志之士的代表人物和带头人物。这是历史的复兴和转机。

在耀邦重新登上政治舞台的十年间，我国政局出现了一个由衰到盛的中兴时期，为国为民创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惊人业绩。对于耀邦以远见卓识、敢想敢干，和他那种没日没夜、苦心孤诣的坚韧精神所作的种种努力，一桩桩一件件铭刻在千百万干部和亿万人民的心中。

请想想：建国以来，经过没完没了的各种政治运动，尤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打击，挫伤、迫害了几千万人、上亿的人。国家最优秀的干部和杰出的人才，遭受到严重摧残和伤害，其中家破人亡的人不计其数。

十年“文革”结束以后，在多数高中级干部（包括大批党国元勋和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以及很多知名人士），都望眼欲穿急盼“解放”。胡耀邦等一批先进人物从这点入手，首先把大批受苦受难人们被捆绑的手脚解放开来，继而发动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把人们的头脑又从多种条条框框的束缚下也开始解放出来。这样，逐渐打开了十年浩劫的专制独裁的统治枷锁，一个充满活力的新中央和各级领导核心，才开始恢复和发展起来，整个社会才开始呈现生机。

这就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新的组织路线、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把多年来“无产阶级专政”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扭转为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的新的总路线，整个国家才又开始复兴起来，整个国民经济才重新活跃起来，人民生活也才慢慢提高改善起来。

《胡耀邦传》不只是耀邦一个人的历史，主要是我国重新振兴的历史。

我想请读者们认真地想想：我提出耀邦是我国最优秀的总书记，这个论断究竟对不对？请大家在阅读这本《胡耀邦传》的时候，特别联系到这些年来党中央那些大胆革新的政策措施和社会上的巨大变化，对比历史的情况来想想，看看我这个判断对不对？

然后，进而想一想：这样一个做出了如此巨大贡献的最高领导人物，为什么竟然落得这样一个不公正的下场？一个平反了千百万冤假错案的闯将，自己为什么反而陷入一个新的沉冤泥潭中而不能解脱！这是为什么？

这些年来，眼看一个一个的专门写作级或编辑室写出一本一本的政要传记，编出一套一套的文集，制作出一部一部的纪录片或者传记片，偏偏没有这一位功高盖世的总书记，这是为什么？

1999年几位同志自告奋勇，大胆编辑了四本《怀念耀邦》的纪念文集，为什么在大陆无法出版？这次出版的这本《胡耀邦传》，为什么大陆的出版社仍然不敢出版？全国的书店为什么不能销售？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八十周年所摄制的历史纪录片中，为什么偏偏没有胡耀邦的镜头？难道我党的历史上根本就没有一个当了八年总书记的名叫胡耀邦的这个人吗？

几十年来，我们总是宣传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坚持的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今天，公然把一个具有卓越功勋的党的总书记一笔勾销，难道这是“伟大、光荣、正确”的表现吗？能叫作“实事求是”吗？这不是在给自己的脸上抹黑吗？

这不仅违反国法党纪，还违反中国人的为人道德，是太不尽人情的！人们对自己世了的父母、祖父、曾祖父……，即使他并不很好，我们也常常为他祭奠扫墓。如果他还是一个很好的亲人，我们总要想办法来哀悼他，缅怀他，纪念他，更是永世不忘！

纪念过世的先人，是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如果谁对自己的先人无情无义，人们就会当面或者背后骂他是“不肖子孙”、“数典忘祖”。很可惜，在我们国家里，这种“数典忘祖”的大人物却大有人在。

明年十一月，是耀邦九十寿辰的纪念日，编写《胡耀邦传》的几位作者选在这个纪念日来出版，正是表示我们千万不能“数典忘祖”。所以我对这本传记的出版，十分高兴，又难以抑制心中的愤慨。我希望一切有良心中华儿女，尤其是处于领导岗位的人，都能真正继承和发扬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尊重历史、尊重先贤的光荣传统！

二00四年八月九日

五柳村原发在加拿大博客空间（posted on Thursday, November 17, 2005 8:13 AM）
2009年2月27日转移到这里

楊繼繩：胡耀邦情結

胡耀邦情結
楊繼繩

原载香港明报月刊2005年12月号,2005-12-12

胡耀邦離世已十六年，但胡耀邦情結在人們中間不但沒有淡化，反而更加強烈。圖為一九八九年群眾在北京悼念胡耀邦的情況。（明報資料室）

　　我們必須承認，在中國的很多人心中、特別是在知識分子心中，是存有胡耀邦情結的。胡耀邦離開我們已經十六年了，時間一年又一年地消逝，但胡耀邦情結在人們中間不僅沒有淡化，反而更加強烈。

解構「情」與「結」

　　所謂胡耀邦情結，一是「情」，二是「結」。「情」是因為胡耀邦是一位好人，而且是一位對中國改革開放立了頭功的好人，人們當然不會忘記他。在這一點上，不管持什麼看法的人，都不會有多大的分歧。「結」說起來比較複雜，因為他的下台，以及他下台時中共對他的種種指摘，實在有相當多的人有意見。然而，不管這些意見是不是正確，基於眾所周知的原因，無法成為當今的主流看法。對立的看法相糾纏，成了「 結」﹔眾多的人的看法受到壓抑，成了「結」。

　　胡耀邦是一位好人。他平等待人，在下級面前沒有架子，很容易和人溝通。他敢於發表自己的看法，但吵架不記仇。他熱情高漲，敢作敢為，從不考慮個人得失。他是一位很民主的領導人，力主黨內生活正常化、民主化、健康化。他沒有「山頭」思想，對「誰是誰的人」這種說法很反感，常說「我是黨的人」。他讀書萬卷，口若懸河，重視知識，特別看重有知識的人。他不以權謀私，雖然位高權重，卻沒有為子女、親屬謀取任何利益。他口無遮攔，從不設防，說話難免有疏漏，因而被人抓著不少「辮子」。知識分子卻喜歡他這樣，認為這才是平民領袖的風格，不是「一句頂一萬句」的超人。

改革立頭功

　　說胡耀邦在中國改革中立了頭功，一點也不言過其實。如果沒有「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就不可能破除現代迷信，就不可能有改革開放的思想﹔如果沒有大刀闊斧地平反冤假錯案，讓大批蒙冤幹部回到工作崗位，就不可能有這麼大的一支實行改革開放的幹部隊伍。這兩項工作是風險最大、難度最大的。胡耀邦力挽狂瀾，並且承擔了風險，才把這兩件大事完成了。

胡耀邦不僅完成了改革的思想準備和組織準備這兩件大事。之後，他的改革之劍一直指向最為關鍵的方面。例如，粉碎四人幫以後，各單位還設有政治部，這是一個權力很大卻是固守舊思想的部門。胡耀邦不管三七二十一，把這個部門砍掉了，還說﹕「政治部是整人的，今後不整人了，不要政治部了。」胡耀邦說的是軍隊以外的政治部。

　　此外，也是在粉碎四人幫以後，各單位每天都要搞政治學習。有的是利用工作時間，有的是下班後學習一兩個小時才能回家。這種政治學習內容陳舊，不僅費時，而且每天在人們頭腦中增添新的禁錮。胡耀邦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實行了多年的政治學習一刀給砍掉了。像這樣的改革，等於在太歲頭上動土，是很危險的事。

　　但胡耀邦不怕。

　　最富爭議的是胡耀邦關於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態度。作為組織中人，胡耀邦不可能大力抵制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但他對知識分子手下留情，並且盡可能保護。對批判文藝作品、反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態度，他不夠堅決，使得「反對精神污染」只搞了二十八天就無疾而終。

　　正是在這方面，令知識分子對他懷有好感，也令一部分人對他很不滿意。這是他下台的主要原因。他為保護知識分子而下台，在知識分子心中留下了陣陣的隱痛。

評價不冷靜

　　胡耀邦情結還與一九八九年的那場政治風波有關。胡耀邦情結是那場風波的導火線，而那場政治風波又強化了胡耀邦情結。

　　胡耀邦情結的實質是，對胡耀邦有沒有一個還以歷史的公正的問題。這麼一個好人，對改革開放立下了這麼大的功勞，為什麼讓他下了台﹖即使要他下台，為什麼不能體面一點，如在幾個月以後的「十三大」上按正式程序下台﹖為什麼在他下台時，又有這麼多不實事求是的指摘﹖也是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中國當今的主流意見不可能回答這些問題的。即使多數人認為要還胡耀邦以歷史的公正，但目前還不具備這樣的歷史條件。

　　胡耀邦是一個好人，但他不是一個完人。胡耀邦情結造就了這麼一種現象﹕你說他不好，我偏要說他十全十美﹔你說他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我偏要說他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胡講了一些錯話，但人們總是有意忘卻，如允許私人開小煤礦，讓「油水快流」，我當時就覺得是錯話，現在還認為是錯話。胡耀邦有些講話當年知識分子就不滿意，如《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而現在偏要說這篇講話不是胡耀邦的本意，認為胡耀邦本來可以講得更好。胡耀邦一些即席發言有不少漏洞，人們卻不在意這些漏洞，還說「寧可聽漏洞百出的真話，也不願聽滴水不漏的假話」。
　　胡耀邦是堅定的改革者，思想是非常解放的。但他還是制度中人，他的改革開放和思想解放是有限度的。他在位時有的講話還是很保守的，《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就是一例。但是，由於有了胡耀邦情結，人們有時按自己的意願把胡耀邦的思想解放程度擴大了，似乎他力主推行徹底的政治體制改革，實現了今天一部分人希望的那些目標。其實，胡耀邦是一位組織觀念很強的中共黨員，在當時，他不可能有現今人們期待的那些主張。

　　對胡耀邦就是這樣，一會兒被打入低谷，一會兒又被抬上高峰。抬高和打壓他的是政治風浪。政治浪花還模糊了他的面目。胡耀邦到底有多高，他的真實面目到底是個什麼樣子，得等風平浪靜以後才看得明白。胡耀邦情結和政治風浪相關，那場政治風浪的影響不消失，胡耀邦情結就不可能完全解開。胡耀邦情結不解開，就很難客觀、冷靜地評價胡耀邦。

讓時間解結

　　胡耀邦情結的存在，說明中國不僅對過去二十五年的改革歷史，還對今後改革的方向，也還沒有統一認識。中國是一個大國，十三億人，認識不一致是很自然的事情，但這並不要緊。放開言路，讓各人說各自的話，只要留下可靠的歷史資料，認識總有一天會基本一致的。此外，對今後改革方向的認識不統一不要急，當前需要改變的事情還有很多，改革的活動空間還很大。先改認識基本一致的，而隨著改革的深入，現在認識不一的也可能會逐漸統一認識。市場經濟是過去多年來被視為萬惡之源、洪水猛獸的東西，我們不是也接納了嗎﹖只要對中國有好處的東西，遲早會被中國人接納的。

　　胡耀邦情結是歷史的情結。歷史之結只能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才能解開。什麼樣的歷史條件呢﹖就是﹕造成情結的社會激奮之情已經冷卻，有利害關係的當事人失去了影響。如果在胡耀邦身上真的有歷史不公正的問題，那麼，隨時間的推移，公正和不公正的力量此消彼長，一旦公正的力量超過了不公正的力量，正義就可以伸張。或者說，造成不公正的權勢已經消失，還歷史以公正有利於社會和諧。上述的社會條件齊備，「結」就不解自開，歷史的本來面目就會顯現。具備這樣的條件需要時間，時間才是醫治政治創傷的良藥。在「結」未解開之前，各方面要有一個平靜的心態，對不同的看法持寬容的態度，給各種不同思想以自由表達的空間。不要以勢壓人，用實踐去找出是與非的結論。如果用施加壓力的方式，硬要對方接受自己的意見，有可能這一個「結」還沒有解開，又會出現另一個新的「結」。歷史之結，通常是一個社會「病灶」，在一定的條件下，「病灶」會一觸即發，成為社會衝突。
　　我說時間是醫治政治創傷的良藥，並不是叫人消極地等待。在解開歷史之結的條件出現之前，還有很多事是可以做的。比如﹕積極推進民主化建設、真正實行憲政、努力把胡耀邦當年開創的事業推進。做好這些事，既可以防止歷史之結造成社會不和諧，也可以加速上文說的那個歷史條件的出現。在胡耀邦九十誕辰之際，中共中央舉行紀念活動，就是一個積極的態度。

五柳村原发在加拿大博客空间 posted on Monday, December 12, 2005 11:09 AM
2009年2月27日转移至此

姚监复：杜导正向戈扬致歉，谁将向杜导正道歉？

杜导正向戈扬致歉，谁将向杜导正道歉？─向戈扬致哀
姚监复

难忘的一天──二○○八年十月十六日见到司马璐和戈扬

　　二○○八年十月十六日我从波士顿赶到纽约宾馆时，《世界日报》名记者曾慧燕正准备亲自开车送国内来美的朋友去拜访司马璐和戈扬两位老人，她热情地拉我上车奔赴老人院。赶在晚餐之前，我们会见了高龄的司马璐。他还记得二○○七年高瑜同我在美国向他打电话问好的往事，记忆力令人吃惊的好，甚至记得六十多年前在延安时，李普在批判他的会上没有发言参与围攻的好心，专门在我的通讯簿小本上，写了一段话托杨继绳给李普回信，感谢从遥远的过去延续至今的友情与关心。在友好、热情的交谈、照相后，司马璐在我的小本子上又写了一段话：

　　「今天是我难忘的一天。姚监复　杨继绳　丁抒　曾慧燕　张伟国留念

　　司马璐（马义）

　　二○○八年十月十六日纽约」

　　杜导正向戈扬致歉

　　二○○八年十二月我专程赴《炎黄春秋》杂志社，把载有曾慧燕写的我们会见司马璐、戈扬的文章与照片的《世界周刊》送给杨继绳。我向杜导正社长指出照片中的戈扬时，杜导正严肃地诚恳地说：「我应当向戈扬道歉！」我惊问：「为什么要道歉？」杜导正说：「当年我当新闻出版署长时，是我处理《新观察》杂志的。」他在作真诚的忏悔。很可惜，也很遗憾，我没有在戈扬生前，把杜导正的道歉转达给她，现在只能送给在天国微笑着的戈扬──一份迟到的诚挚的道歉！

　　当年的新闻出版署长杜导正奉命撤销了一份受到欢迎的杂志《新观察》及负责人戈扬的职务。一个轮?，二○○九年的《炎黄春秋》社长、老新闻出版署长杜导正，又遭到同样的命运，第×代新闻出版署长又奉命处理杜导正社长的职务。经过斗争，杜导正颇有信心，认为能维持住社长职务。人们希望《炎黄春秋》能够保持住原来的民主特色和讲真话的风格，不致被阉割、改造、软化、退化……。但愿不要出现撤换社长，上报审稿制度使《炎黄春秋》失去春秋笔法之本色。

　　将来谁向杜导正道歉？

　　人们估计这种悲观估计的可能性会成为现实，而那种乐观的善良愿望有可能成为镜花水月。我们且拭目以待：看看杜导正与《炎黄春秋》在二○○九年的命运是喜剧还是悲剧？还要放眼未来：将来是谁向杜导正道歉？他能不能像杜导正那样对戈扬道歉？在中国，二十一世纪杜导正重复二十世纪戈扬悲剧的命运，为什么恶性循环不断上演？……但愿「勿使后人复哀后人也」。作为大陆的领导人，应当思考这个教训。

　　但愿领导人能顺应历史潮流，尊重宪法给予公民的权利。如果不敢开放民主，担心多党制威胁一党专政；那末，保证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自由的权利，总是理应做到的最起码的为政之道吧!?连让人们讲话的权利都被剥夺掉的社会，怎么是和谐社会呢？谐，就是皆言，都讲话也。连这一点宽容的气度都没有，那也就是失去了执政的自信心。一个人扼杀自己的呼吸器官，必然走向死亡。一个政权扼杀言论自由，必然闭目塞听。堵塞住高压阀，必然引起毁灭性爆炸。自杀性政策，不打自倒、不战自亡。这样一个不能引起人们同情和怜悯之心的自杀性政策，必然会失去民心，走向失败。有良心的诚实的官员，像杜导正，最终会向戈扬道歉，敢于同自杀政策决裂，进行这样深刻反思的善良人们会越来越多。戈扬，微笑吧！安息吧！

二○○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原载《动向》2009年第2期

穆青、郭超人、陆拂为：历史的审判

穆青、郭超人、陆拂为：历史的审判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北京时间九点十八分，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经过两个多月的审讯以后，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十名主犯进行了终审判决。

　一伙阴谋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罪犯，终于受到了社会主义法律的制裁。一伙妄图改变历史进程的野心家，终究未能逃脱历史对他们的审判。

　凡是经历过十年动乱的人们，决不会忘记林彪、“四人帮”一伙在中国大地上逞凶肆虐的那些恶梦般的情景。那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年代。如同神话中一股从铜瓶里冒出的青烟，很快变成了魔鬼一样，几个长期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涂抹着各种油彩的角色，居然在顷刻之间窜上了权力的高峰，变成了一种似乎可以左右一个伟大民族的庞然大物。他们盗用党和国家的庄严讲坛向全国人民发布着各种指令，愚弄数以百万计的红卫兵进行宗教式的朝拜。他们装模作样地摇着“红色宝书”，明目张胆地践踏宪法，甚至把自己的名字塞进了党章。他们满以为可以扭转乾坤，操纵人民的未来。但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就从他们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天开始，无情的历史已经决定了他们今天命运。一百三十八年以前，马克思在一封书简里就这样写过：“国家是一种极其严肃的东西，要它表演某种滑稽剧是办不到的。一只满载傻瓜的船也许能在风里行驶一段时间，但是它终究要向不可幸免的命运驶去。”看来，马克思笔下的傻瓜正是林彪、“四人帮”一伙的绝妙写照。这些被野心和权欲弄得发狂的傻瓜个，乘船逆流行驶了十年之后，终于被人民的海洋吞没了。一座建立在贪婪、欺诈、阴谋的沙滩上的权力大厦，象海市蜃楼一样消逝了。

　历史经常用许多偶合嘲弄着那些过眼烟云的人物。十四年前，当北京西山正是枫叶如丹的秋天，林彪、“四人帮”一伙开始了他们的冒险生涯，得意洋洋地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十四年后，在北京又一次万山红遍的时刻，这些烜赫一时的显贵们终于把自己的政治日历翻到了最后一页，无可奈何地坐在被告席上听候人民对他们的审讯。作为新华社记者，我们目睹了这场戏剧性的变化。这不能不使我们深信“天网恢恢”这句古代名言中所含有的唯物主义的哲理。

　在特别法庭上受审的这伙无耻的丑角，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疯狂演出了长达十年的丑剧；现在，终于退场了。尽管在审讯的过程中，江青百般狡辩，猖狂反扑；张春桥拒不开口，负隅顽抗。但是，在判决书列举的一桩桩铁证如山的罪行面前，任何伎俩也无法改变他们必将遗臭万年的结局！

　其实，特别法庭对这伙罪犯进行判决所依据的罪状，仅仅是他们全部犯罪记录中很小的一部分。即使如此，它们也足以使世界上一切有理性的人们为之发指。正如李密在控诉隋阳帝的罪行时所说的：“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在十年浩劫的日子里，中国大地上哪一座城镇和村庄曾逃脱过他们魔瓜的践踏？那些被无辜抓进“牛棚”和监狱里已经死去和仍然活着的人们，都是林彪、“四人帮”这伙罪犯无法抵赖的见证……



一



　当我们坐在特别法庭的记者席上，采写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审的报道时，十年动乱中一幅幅惨不忍睹的场景不时从我们眼前闪过，我们耳过又仿佛响起了千百万受难者的悲吟。几百万字的罪证材料，象一部编年史一样，揭开了这一伙阴谋家是怎样窃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黑幕，记录了一个封建法西斯反革命集团是怎样产生和覆灭的过程。

　马克思在论述路易·波拿巴是怎样登上法国政治舞台时指出：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在中国，林彪、“四人帮”正是巧妙地利用封建专制的“亡灵”和现代迷信的“梦魔”，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借以孳生和繁殖的温床。他们把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变成招引封建专制的经幡；他们把人民群众对领袖人物的感情，变成祭奠现代迷信的贡品。他们把无数先烈用鲜血建树的历史功勋一笔勾销，把亿万人民拥戴的领袖人物神化为“几百年”“几千年才产生一个”的历史主宰。他们把对待领袖个人的态度作为“左”和“右”、“革命”和“反革命”的唯一标准。从这里出发，他们也就为自己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铺设了阶梯。现在，当我们重温这段阴差阳错的历史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林彪，“四人帮”在进行许多罪恶活动时都惯于采用极其隐蔽的手段，唯独制造现代迷信倒是相当露骨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林彪在接见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全体人员时就正式宣称：反对领袖，“就是反对一切”。“什么唯物论，什么辩证法，什么历史唯物论，什么自然科学，不学也行”，唯有学会忠于领袖，才是“超过一切、高于一切”的最大学问。从这以后，神化领袖个人竟成了共产党员党性的最高表现；对领袖个人稍有异议，包括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意见分歧，都变成反党反革命的最大犯罪。这样，在现代迷信的狂热中，林、江反革命集团象一条熬过冬眠的大蟒一样，开始在中国的土地上蠕动起来。在那些日子里，林、江一伙编导的“三忠于”、“四无限”的滑稽戏，被强行普及到全国的城镇和农村。农民在锄地以前要面向东方致敬，工人在车床旁要朝着画像行礼。在学校在机关，在医院的病床上，在飞翔几千米高空的民航机里，到处可以看到“早请示、晚汇报”这种无神论者做“弥撒”的奇景。在北京东西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我们就多次目击过，数十万群众为一句“最新指示”的发表，进行通宵达旦的“庆祝”和“欢呼”。

　林彪、“四人帮”一伙利用这种被赋予宗教色彩的现代迷信，在社会生活中制造了一条封建法西斯的政治逻辑，反对领袖个人就是反革命，反对林彪、“四人帮”就是反对领袖本人，因而也是反革命。林彪、江青、张春桥、谢富治等人制订的《公安六条》就明文规定：凡是反对林彪的都以“反革命”论处，凡是反对中央文革的都定为“反动行为”。随着他们反党夺权活动的加剧，这种政治逻辑的推理范围象数学概念上的“无限大”一样，每日每时都在随着不同的政治行情任意膨胀。于是，反对林彪的亲兵家将，反对江青的食客门徒，也都统统属于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之列。据特别检察厅的调查证实，仅仅由于对林彪、江青一伙有一字一句的不满而被定为“恶毒攻击”加以逮捕、判刑的，全国就有十万多人。在“四人帮”惨淡经营的上海，在“炮打中央文革”等罪名下制造的冤案错案就有二十四万九千多起，受到株连的无辜群众在一百万人以上。

　在那十年浩劫中，林彪、江青一伙掀起的现代造神运动，象一场拔地而起的龙卷风，不知破坏了多少温暖的家庭，不知窒息了多少无辜的生命。我们在全国各地采访中，耳闻目睹的各种无奇不有的冤案何止千万！一个老工人由于打扫领袖塑像上的灰尘，变成了“现行反革命”，被“专政”多年，因为他的手抓过座像的颈部，那姿势有“谋杀之嫌”。一个五岁的孩子在游戏中误把一枚像章挂到了小猫的头上，母亲就不得不抱着孩子一起接受“革命”的批斗。从人口密集的城镇，直到偏僻遥远的山村，印刷工人无意排错了一个铅字，贫农社员不慎喊错了一句口号，机关干部粗心地把印有领袖照片的废报纸丢进了废纸篓……都毫无例外地成了“恶毒攻击”的“阶级敌人”。

　不言而喻，在这种政治条件下，那些敢于向林彪、“四人帮”以及他们制造的现代迷信挑战的人们，便不能不受到“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的话）以至“千刀割，万刀割”（江青的话）的惩罚。张志新被割断喉管送上型场，已为人所共知。遇罗克的遭遇宛如“一个冬天的童话”，也已家喻户晓。然而，如果翻一翻那地下室里堆积如山的档案，听一听人民群众饱含泪水的诉说，人们还会了解到更多至今仍隐姓埋名的人们可歌可泣的事迹。

　在我们熟悉的朋友中就有这样一位同志。这是一个勇敢纯真的南国女性，名叫林昭。由于她不愿意向风靡一时的现代迷信活动屈服，被关进了上海的监牢。但是，她坚持用记日记、写血书等种种形式，表过自己对真理的坚强信念，心甘情愿地戴着“顽固不化”的枷锁，过早地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她就义的详细经过至今无从查考，我们只知道这样一个消息：一九六八年五月一日清晨，几个“有关方面”的代表找到了她年迈的母亲，宣告林昭已于四月二十九日被枪决。由于“反革命分子”耗费了一发子弹，她的家属必须交纳五分钱的子弹费。这真是使人毛骨悚然的天下奇闻！在中世纪被判“火刑”烧死的犯人无须交付柴火费，在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用“电椅”处死的犯人也从未交过电费，唯有在林、江的法西斯统治下，人们竟要为自己的死刑付费，这不能不说是又一个“史无前例”的创造发明！

　也许在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代对上述这一切将难以置信，但不幸的是，它确实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中的事实。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曾经为它感到极度的羞耻。请不要轻视这种羞耻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差耻已经是一种革命”，“羞耻是一种内向的愤怒。如果全民族都有真正感到了羞耻，那它就会象一头准备向前扑去而往后退缩的狮子”。经过了十年羞耻的退缩，我们民族终于象一头雄狮一样，冲出了封建专制和现代迷信的牢笼，勇敢地向林彪、“四人帮”一伙扑去，并把他们捕获到今天的审判台前。



二



　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总是经历一个由浅入深、由现象到本质的曲折过程。当林彪、“四人帮”这伙风云人物刚刚崛起时，人们还没有充分估计到，他们在耍弄反革命阴谋和权术上竟有着如此巨大的能量。现在，经过十年动乱之后，纵观他们全部犯罪活动的记录，人们不得不承认：他们在攫取个人权力上的贪婪无耻，他们在镇压群众时的狠毒无情，他们见风转舵的诡诈，他们指鹿为马的蛮横，可以说远在历史上某些暴君酷吏和奸党侫臣之上！

中国古代有一个荒淫无道的殷纣王，为了同自己的爱姬打赌，一句话就把正在涉水过河的两人的双脚砍断。这件事在史书上被当作残暴的典型例证，受到人民的千古唾骂。而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女皇”江青也只用了一句话便使成千上万的兄弟姐妹断股折臂，有些甚至丧失生命。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江青在召见河南省群众组织的代表时，公然煽动群众“拿起武器”自相残杀。她的话一经传达，郑州等地立即成立了武斗指挥机构，拉起了庞大的武斗队伍，修筑了工事，配置了武器。四天之后，郑州烟厂硝烟弥漫，接着，开封化肥厂的枪声日夜不停。这两场武斗的结果是三十七人当场毙命，二百九十人伤残，三百人当了“俘虏”，其中两名“俘虏”被枪杀和活埋。事后，当人们向江青汇报这两次“战况”时，她竟听得眉开眼笑，连声称赞武斗指挥者的才能，说他是“扬子荣”式的英雄，他的事迹“可以写一本戏”。从这开始，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一场把千百万人民投入血海的“全面内战”的惨剧拉开了帷幕……

　是的，这是在众所周知的“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进行的。在这期间，我们党确实犯了令人痛心的“左”的严重错误，致使林、江一伙得以利用这种错误来进行自己的反革命勾当。但是，正如不能将医生的医疗事故造成的伤亡与强盗打家劫舍进行的凶杀相提并论一样，我们决不允许林、江反革命集团把自己货真价实的刑事犯罪诡辩成什么“路线错误”。特别法庭展示的大批罪证材料说明，对这伙破门而出的窃国大盗来说，实现“改朝换代”是他们的共同目的，施展阴谋诡计是他们的共同手段。受审的十名主犯每人都有一套残害忠良的鬼蜮伎俩，都有一本血迹斑斑的罪帐。他们象《西游记》里一群饱含毒汁的蜘蛛精一样，用颠倒黑白和无中生有的蛛丝，在中国的大地上织成了一幅大诬陷和大谋杀的罗网。从德高望众的开国元勋到辛劳一世的掏粪工人，从南征北战的将帅到入伍不久的新兵，惨死在这幅罗网下的干部和群众何止万千！

千百年来受到人民诅咒的宋代大奸臣秦桧，在陷害抗金名将岳飞时用过一个非常有名的“罪状”叫“莫须有”，意思是“也许有”罪，结果就使一位驰骋中原的民族英雄屈死在风波亭上。如果与林彪、“四人帮”一伙相比，秦桧在诬陷别人时还多少有些遮遮掩掩，而林彪、江青之流却要肆无忌惮得多！且以江青为例，她除了伙同林彪、康生、谢富治等人陷害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外，仅在有关单位保存下来的部分讲话录音中，她直接点名陷害的干部和群众就有一百七十四人，强加的罪名有四五十种之多。什么“叛徒”、“特务”、“汉奸”、“恶霸”、“走资派”、“反革命”、“里通外国”等等，不一而足。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江青到北京体育馆观看游泳跳水表演后，在几分钟的“即兴”演说中，就“即兴”地宣布了两个“反革命分子”的罪状。一个是有名有姓的“反革命”，罪状是“这个人很坏、最坏”，另一个“反革命”她连名字还不知道，但已判定了他的罪行。她的原话是这样说的，“还有一个高个子，每次去都看到他好象要打我的样子，眼睛里充满对我们的仇恨，这个人关起来没有？不关起来也要弄下去劳动改造……。”毫无疑问，那个“高个子”很快就遭殃了。

在这次审判中，当特别法庭判定江青等被告应对他们制造的各种荒诞无稽的政治谋杀案承担刑事责任时，他们虽然对大量血淋淋的事实无法抵赖，但却把这一切推诿为“群众运动”的“过火行为”。这更是枉费心机。在整个十年动乱中，鼓吹“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是他们，狂叫“革命的打砸抢好得很”的是他们，煽动群众“不要担心过火待行为”的也是他们。过去，他们把“群众运动”当做自己手中猖狂进攻的矛；今天，他们又把“群众运动”作为保护自己的盾。但这丝毫不能减轻他们各自的罪责，相反使广大群众更加清楚地看透他们“运动群众”的罪恶嘴脸。

但是，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他们在公开利用“群众运动”的同时，还承袭了中外历史上一切反动阶级的共同手法，秘密地网罗死党，组织自己的“第五纵队”。爬上了“副统帅”高位的林彪，建立了特务组织大小“舰队”，密谋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钻进了中央政治局的张春桥，还亲自在上海组织代号叫“244”的特务小组，暗中迫害大批干部和群众。试问，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些身居要职的新贵们还要在国家专政机关之外，建立直属于他们个人的秘密组织，从事“隐蔽的斗争”。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行为？写到这里，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明朝的东厂和锦衣卫。这些“直接遵旨行事”的钦差，一面大讲“仁爱”的封建礼教，一百大兴冤狱捕杀志士仁人。看来，历史虽然前进了几百年，但在一切与人民为敌的丑类们的身上，仍然免不了要出现政治上的“返祖”现象。在林彪、“四人帮”这伙衣冠楚楚的“左派”们的背后，不正是露出了古往今来各种反动势力所共有的尾巴吗？



三



林彪、江青一伙一面在“文化大革命”的名义下大肆毁灭中国民族的灿烂文化，一面却居然把这场浩劫称作二十世纪中国的“文艺复兴”（林彪）。但是，这一比喻正如恩格斯嘲讽杜林时说的那样：“把鞋刷子综合在哺乳动物的统一体中，那它决不会因此就长出乳腺来。”

被恩格斯评为“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的文艺复兴，不仅在政治思想领域用“人道”代替“神道”，用“人权”代替“君权”，用思想解放代替宗教桎梏，而且在文学艺术的园地里为人类造就了多少象达·芬奇这样的艺术巨匠，留下了多少如《蒙娜丽莎》这样的艺术珍品！那么，被林、江一伙标榜的中国的这场“文艺复兴”究竟为人类创造了一些什么？又为人类留下了一些什么呢？身历其境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证词”。一九六六年的秋天，这场浩劫开始不久，我们就在首都目睹了许多触目惊心的景象。在“五四”运动发祥地的北京大学，一批素负盛名的学者、教授和科学家们的脸上涂着黑汁，头上套着纸帽，任人侮弄。在一个文化机关的图书馆门口，一场“破旧”、“焚书”的“盛典”正在进行，两根竹竿挑起一块横幅，上面写着“送瘟神”三个大字。一堆一堆图书被七手八脚投进冲天的烈火里，不管是莎士比亚还托尔斯泰的名著，也不管是司马迁和王实甫的作品，都在滚滚浓烟中化为灰烬……。这种似梦非梦的情景使许多善良的人纳闷，如果“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要把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都帖上封资修的标签奉送给剥削阶级，那么，这场“革命”的结果，又拿什么留给“无产阶级革命派”自己呢？

在林、江革命集团的煽动和指挥下，“焚书”和“坑儒”同时并举。知识分子不仅遭到体罚，还得忍受“触及灵魂”的“辱刑”。如果把他们遭受迫害的经历汇集成书，这部巨著的篇页不知有多么浩繁！在这里，我们谨向读者介绍发生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事。

中国昆虫学会理事长刘崇乐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反动学阀”。这位年近七旬的昆虫学家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全身浮肿、步履蹒跚，但仍被押解去农村参加三秋劳动。连昆虫没有足够的食料都难以生存，而这位病弱的老人却长期食不果腹。有一次，他饥饿难忍，颤颤抖抖地去拣食掉在地上的玉米粒，马上挨了几个耳光，刚进嘴的玉米粒又被迫吐了出来。接着，“勒令”他去走独木桥，他摇摇晃晃，在一阵哈哈的狞笑声中跌落河里。就这样，这位享有盛名的学者，被一种他从未研究过的“毒虫”折磨死了。动物研究所还有一位副所长，在浩劫来临前就离开人世，但仍逃脱不了死后受蹂躏的厄运，他的骨灰盒从八宝山被搬出来“杀鸡儆猴”；当着许多科学家的面给用铁锤砸碎，浇上汽油点火焚烧。

人们知道，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迫害科学家，主要因为他们发表了触犯《圣经》、不容于人们愚昧偏见的学说，可是，在“文化革命”下的中国，一些早为人类文明史所证明的常识，也会成为讨伐的对象。张春桥和姚文元在上海办了个《自然辩证法》杂志，搜罗一批“造反派”在自然科学领域里“造反”。这家杂志的一个把关人连数学上“无限大”的符号“∞”都不认识，审稿时质问为什么要把“8”字横写。就是这么一伙人，象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终于发现现代物理学的基础理论“相对论”，就是哲学上的“相对主义”，把爱因斯坦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他们振振有辞地说，现代生物学的基础理论遗传学是“龙生龙，凤生凤的反动血统论”，把孟德尔划为“剥削阶级的代表”。

　这个反革命集团好比一个石磙子，在中国的科学文化园地上滚过来，滚过去，撞倒树木，摧毁花草；把泥土压硬压实，使任何种子都难以萌芽生长。科研单位被撤销，科研人员下放改造，文艺团体被迫解散，刊物和文化馆站停办，文化古迹受到令人痛心的破坏。司马迁身受腐刑还能公开地著述《史记》，哥白尼虽遭迫害尚可自由地观察星辰。可是，在“会面专政”下的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却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进行“地下活动”。他们有的在监狱进行科研，有的在“牛棚”里从事创作，有的在专政队苦练台步……尽管他们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但仍然无法填补林彪、“四人帮”在光照千古的中国文化史上造成的大段空白。

文艺复兴冲破了中世纪的蒙昧主义，而“四人帮”却把启蒙人民的教育事业当作死敌。无休止的动乱，“停课闹革命”，使我国三亿多青少年丧失了政党受教育的机会。江青一伙还不停地在如同荒原的教育园上斩草除根，宣称学校只需设一个“斗走资派专业”，大反智育。那十年对文化悠久的中国是一次大反动、大倒退。它摧残了我们民族的美德，毒化了良好的社会风尚，破坏了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培育起来的高尚的精神文明。那时，无知不为耻，伸手要官是“革命行动”，结帮夺权叫“造么精神”。行凶、抢劫、无赖、欺诈、告密、伪证，象“虎列拉”一样在中国的大地上猖狂蔓延，一批文盲加流氓式的“英雄人物”应运而生。

　每个时代都造就符合社会需要的人。恩格斯赞扬文艺复兴“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的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而人们将如何评价中国的这场“文艺复兴”呢？说它“是一个需要罪犯而且产生了罪犯——在残酷野蛮、愚昧和无知方面，在只有兽性而滑人性方面的罪犯的时代！”这也许是符合事实的确切结论。



四



在采写这篇报道的过程中，特别法庭提供的大量罪证著料使我们深切地感到，用封建专制来任意践踏社会主义民主，用现代迷信来疯狂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是林彪、江青一伙最大的罪行，也是我们民族遭受十年磨难的症结。

当世界人民取得反法西斯的伟大胜利以后，民族和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即使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当权者要镇压人民群众或迫害自己的政治对手，也不得不把法律当作自己的遮羞布。然而，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竟敢随心所欲地囚禁和杀害国家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实行封建法西劳动保护的独载专政。这不能不说是社会发展史上一种极其罕见的反常现象。

在特别法庭的审讯中，反革命主犯法青毫不掩饰地供称，她就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另一名主犯陈伯达也供认“文化革命”就象“发疯”一样。借用他们的话来形容那动乱的十年是再也确切不过的了。那的确是这帮反革命分子“无法无天”的“发疯”的时代！

人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年月里，林、江反革命集团在扼杀社会主义民主和摧残社会主义法制方面，曾经制造了多么荒谬反动的理论，动用了多少残酷野蛮的手段！林彪杀气腾腾地把“无产阶级政权”解释为“镇压之权”，张春桥穷凶地叫嚣要对人民群众实行“全面专政”。他们把主会主义当成自己任意玩耍的摆设，给社会主义法制强加上“阶级调和”的罪名。就这样，中国人民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变成了一堆废纸，由一伙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把持的“中央文革”变成了社会主义中国的“绝对权威”。只要他们一句话、几个字、画个圈，深受人民拥戴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就会销声匿迹，少迹多端的政治流氓就会冲天而起。

特别法庭用大量确凿的证据说明，国家主席刘少奇的被迫害致死，就是民主、法制横遭蹂躏的一个典型事例。江青一伙擅自“批准”中南海造反派对国家主席进行“批斗”和“抄家”，张春桥之流公然“指示”北京红卫兵掀起“打倒刘少奇”的运动。特别令人震惊的是，剥夺国家主席的职权，囚禁国家主席的人身，根本无视宪法规定和程序。就凭一批“大字报”，几本假材料，亿万人民选举的国家元首便被“盖棺论定”了。查遍中外历史，难道还能找到比这更加“无法无天”的事例吗？

正是在这种超法律的“镇压之权”的统治下，人民的生命财产不保夕，国家和政党秩序被破坏殆尽，生产长期陷于停顿，经济面临崩溃边缘，广大农兵群众和知识分子饱受倒悬之苦，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被拉回到了黑暗的深渊……

但是，林、江一伙的倒行逆施，从反面向中国人民揭示了一个真理：丧失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就会丧失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一切，人民必须用前仆后继的斗争来捍卫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一九七六年春天，中国人民对“四人帮”一伙的仇恨和反抗象火山一样爆发了。如同古代那些身穿白衣白甲的哀兵举起丧旗发难一样，压制对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悼念，激发了一场酝酿蓄积已久的革命风暴。

这场被历史学家称为“四五运动”的高峰出现在首都北京。五十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解放军官兵涌进了天安门广场。从这里传向世界的声音有哭泣，有怒吼，有血有泪，但总的基调是要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是要推翻“四人帮”的法西斯统治！

这是中国人民对“四人帮”举行的一次缺席审判。尽管这伙罪犯当时还大权在握，逍遥法外，但正义的力量已经在政治上宣判了他们的死刑！

现在，这伙反革命罪犯终于被押上了法庭的被告席，亿万人民的心愿实现了。它表明，不管道路多么艰险曲折，人民的意志终将胜利。中国人民总结了自己惨痛的教训，决心铲除产生祸害的根源，同心同德兴建一道不可侵犯的社会主义法制的长城。这是真正保卫人民权利的铜墙铁壁！

今天，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集团案的审判结束了。

从天安门的声讨到正义路的审判，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如果说五年前人民的奋起，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一段暗无天日的旧岁月的即将终结，那么，五年后法庭的判决，则宣告了一个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新时代的开始。马克思早就作过这相提并论的科学谁：历史总是不断地前进，“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人类也总是不断地前进，总是要“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庄严宣判，表明中国的历史已把十年动乱中那种无奇不有的“生活”送进了坟墓，表明中国人民已经同自己灾难学生的“过去”诀别！在不可抗拒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封建专制制度最后的回光返照消失了。

　当我们离开特别法庭驱车返回时，在雄伟的天安门广场，在庄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人们正在凛冽的寒风中等候着特别法庭对罪犯判决的结果。是的重温十年浩劫的历史，不能不又一次勾起人们内心的伤痛。但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次毁灭性的地震之后，清理废墟上的败瓦残砖，是为了重整田园，兴建新的大厦。在一场灾祸酷烈的“政治地震”之后，我们的人民已变得更加清醒和成熟，我伞兵国家重新焕发出了勃勃生机。人们满怀信心地预计，在中国共产党的光辉旗帜下，一座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观大厦必将在新的神州大地上巍然屹立。

多难兴邦，义师必胜。对于久经忧患的民族，对于饱受坎坷的人民，还有什充机关报 荆棘、泥沼、山岗能阻挡他们前进的脚步？一支不忘以往苦难和屈辱的队伍，是任何力量也无法战胜的！

一九八一年一月一日

[文章在 2005-9-9 20:34:08 被ys1937修改过]

林木：靈巌山下林昭魂

林木:靈巌山下林昭魂

1968年，“十年浩劫”期的巔峰年，“清理階級隊伍”席捲神州，血色恐怖籠罩大地。其時我雖曾叩開過地府之門竟被閻王老兒趕了回來，然而和我同時考入北京大學的蘇州同鄉彭令昭即林昭，卻遭摧折魂歸了離恨天，是日4月29。 已經三十多年了，這位烈女子的事蹟和精神尚被有司淡化和忘卻著。林昭的苦難始自右派帽子。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時的校史陳列室內仍隻字未提反右，倘沒掀起過反右運動，林昭怎會被戴帽──監督勞動──坐牢──遭槍決！在百年校慶時出版的編年史式的《北京大學紀事》中，說反右只進行到1958年1月，共抓了699個右派。都過去四十年了還要少報右派人數、壓低右派比例。且不說到該年1月是否已遠越過了700大關， 1月底以後北大可仍毫不停步地在劃著右派，我和周圍一些同學就是在那以後被戴的帽，雖然1958年1月即將被貶的校黨委書記奉命在全校師生大會上代表党承諾過“反右到此結束，今後一個不抓”。長袖善舞的“陽謀”家們一向出爾反爾。他們更不敢提及，那場暴戾的反右，直接和間接殺死了多少北大人。第一個貼出〈胡風絕不是反革命〉大字報的劉奇弟，和林昭同年級的物理系學生，戴帽後在1961年遭吊打凍餓而瘐斃獄中，是較早的遇害者之一吧。林昭他們是當之無愧的北大學子的代表，五四精神的繼承者和發揚者，北大人的驕傲。即使1957年以後，即使在“文革”期間，魑魅魍魎橫行時林昭也沒有不說話。鉗制住知識份子的嘴巴，首先是青年學生的嘴巴，中國就只剩下萬歲聲了。嘴巴堵不住就處以棄市！

在長達八年的牢獄生活中，林昭進行了十分慘烈的抗爭，用她那柔弱之軀猛烈地撞擊著牢籠的黑暗，正義和邪惡間鬥爭的劇烈程度遠非外人所能想像。僅舉一例：林昭曾被二副手銬交叉背銬達半年之久！“從未為我減輕些，譬如暫時除去一副。天哪，天哪，這是真正的地獄，人間何世？”獄警叫囂“我不制服你這黃毛丫頭我們就不相信！”林昭在獄中“備遭摧折，屢被非刑；百般慘毒，瀕絕者數！”但她的鬥志卻更形高昂。除了殘留的林昭日記、信函外，感謝林昭的胞妹彭令范女士、同學張元勳先生，錄下了林昭獄中抗爭的點滴，使世人得窺一斑，或可推知全豹吧。誠如1978年5月4日《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撰寫的社論所說：“他們採取了野蠻的蒙昧主義和暴力鎮壓手段來踐踏科學與民主。……他們完全是一群野獸，把封建法西斯制度中的一切最黑暗最野蠻的暴力鎮壓手段，全部拿來對待無產階級和中國人民的精華。”

林昭入獄前的書信和寫作，以及在獄中墨寫和血寫的文字，尤其是用鮮血和髮卡主要書寫在撕開的白被單條上的數十萬字的上書、進言、聲明、論述、詩歌、散文等文稿，包括一百多篇的〈牢獄之花〉、〈提籃橋的黎明〉、〈思想日記〉等等，無不高歌著還我人權、還我自由。林昭以血作墨，手臂上滿布了取血的切口，以記錄下自己的思想、自己的鬥爭，付諸後人，為我民族。她的最後文稿是：〈歷史將宣告我無罪〉。坐穿牢底血寫數十萬抗爭文字，古今中外是否絕無僅有？如果那些文稿還存留於世，相當部分也仍被鎖在了有關部門的鐵櫃之中。據說林昭的專案材料有一房間，其中的四大箱甚至講要絕密封存五十年。現在人們雖只看到些殘缺不全的劫後餘物，那個“大寫的人”也已巍然站立於前。激揚文字搏擊專制，“不自由，毋寧死”的浩然正氣誠力透紙背，高山仰止令人肅然起敬。

反右前林昭就在《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北大校內刊物等處發表過不少詩作。在獄中她更書寫了很多今體、古體的悲憤詩和明志詩，例如：“啊，大地／祖國的大地，／你的苦難，可有盡期？／在無聲的夜裏，／我聽見你沉重的歎息。／你為什麼這樣衰弱，／為什麼這樣缺乏生機？／為什麼你血淚成河？／為什麼你常遭亂離？／難道說一個真實美好的黎明／竟永遠不能在你上面升起？”對這些問題她回答和感歎道：“狐鼠縱橫山嶽老，脂膏滴瀝稻粱貧。”、“劫裏芳華不成春，秋風秋雨愁煞人！”、“憂樂蒼生夙願真，壯懷激烈照天陳。／吞氈誰復思侯漢，蹈海我終不帝秦。”、“祗應社稷公黎庶，哪許山河私帝王？／汗慚神州赤子血，枉言正道是滄桑！”林昭進一步高義明志“愁不能輟，憤不忍說／節不允改，志不可奪／書憤瀝血，明志絕粒／此身似絮，此心似鐵／自由無價，年命有涯／寧為玉碎，以殉中華”！這些詩句雖不是引自林昭妹妹的文章，但它們是切合林昭的思想軌跡的：“枉言正道是滄桑”、“蹈海我終不帝秦”！自己雖已命如遊絲卻仍心宇浩茫思祖國悲人民，那氣吞山河的愛國主義之激情，那攝魂奪魄的寧為玉碎不作瓦全之誓語，詩中的“帝王”能不害怕？人言燕趙多慷慨之士，弱女子林昭卻以她的吳儂軟語唱出了黃鍾大呂。且聽她另一首用血寫的詩作“將這一滴注入祖國的血液裏，／將這一滴向摯愛的自由獻祭。／揩吧！擦吧！洗吧！／這是血呢！／殉難者的血跡，／誰能抹得去？”以血明志，熱愛祖國，憂懷蒼生，悲憤交加呼天搶地，這境界當已高過關漢卿的“枉作天，難為地”之責問了吧。在萬馬齊喑的可悲時期發出如此鏗鏘之聲的能有幾人，真個是我以我血薦軒轅，為我中華文明！若把林昭比竇娥，義沖雲霄的浩然之氣豈竇娥血濺白綾之冤氣可以比擬。

北大教授錢理群先生（當年和林昭同在中文系新聞專業，但低了二級）在評論他的充滿理想主義的學姊時，稱頌她是受難的殉道的聖女。確是，在林昭的血書中一方面沸騰著青春熱血的激情反抗，同時也沉積了深邃透徹的理性思考。例如，林昭提出自由“是一個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體，只要還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實而完整的自由”、“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樣不得自由”。林昭設問“身受著暴政奴役切膚之痛再也不願意作奴隸了的我們，是不是還要無視如此悲慘的教訓，而把自己鬥爭的目的貶低到只是企望去作另一種形式的奴隸主呢？”、“即使在中國這麼一片深厚的中世紀的遺址之上，政治鬥爭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較為文明的形式去進行而不必定要訴諸流血呢？”她的回答是“自由的性質決定了它不能夠以暴力去建立，甚至不能以權力去建立”。於是，我們在顧准之外看到了另一位先驅者，戴著右派帽子的顧准比林昭晚6年被迫害致死。先驅者在身受空前的暴力摧殘之時，卻反對以暴易暴。為了全民族能獲得完整的自由，林昭把自己的血獻在了祭壇上，但是她不希望別人再流血。這具有何等崇高的人格力量和偉大的思想價值呵。或者用林昭自己的說法，“這是有一點宗教氣質──懷抱一點基督精神”的，她把自己稱作“奉著十字架作戰的自由戰士”。

我們這個國家昨天今天明天直至長遠，需要壯士烈女，需要刺殺吳王僚的勇士專諸，需要起兵蘇州帶走八千子弟的力拔山兮氣蓋世的項羽，需要擊鼓抗金的梁紅玉，需要抗擊權奸“九千歲”的“五人墓”中的義士，需要奔走呼號反抗清王朝的顧炎武，更需要“大陸青春代自由戰士”（林昭自稱）的林昭。因為“以死抗爭有時反能產生震撼靈魂的效果”（巴金語）。林昭清楚她面對的是殘暴的鎮壓機器，她曾向探監的母親說過“他們是不會放過我的，我一定會死在他們手中！”但她“我就是要去碰，我相信成千上萬個雞蛋去撞擊，這頑石最終會被擊碎的！”是的，頑石是能夠被擊碎的，君不見朱元璋、在蘇州稱王的張士誠、還有李自成、洪秀全，這些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的頑石，不是或子孫或本人就轟然倒塌了麼，因為他們只是“另一種形式的奴隸主”。魯迅先生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樑。”若儘是膽小謹慎明哲保身苟且偷安的蕓蕓眾生，倘遍佈歌功頌德趨炎附勢寡廉鮮恥吮癰舐痔沐猴而冠的奸佞小人，這個民族早就趴下了。

1957年5月19日，北京大學校園裏出現了全國第一批幫助黨“除三害”的大字報， 其中沈澤宜和張元勳合作的政治詩〈是時候了〉吹響了“五一九運動”的號角。在這之前，林昭是個熱愛共產黨的用功學生。她不像譚天榮、劉奇弟、張元勳那樣尖銳，林昭和我們這些後劃的右派分子都有一個認識過程，這也是個“組織性和良心的矛盾”過程。開始時我們接觸到那些從未聽到過從未看到過的話語，震撼得靈魂出竅，陽光下竟還存在著如許陰影和醜惡，叫人不得不去思考。不過對劉奇弟的揚白幡以招魂等過激形式，當時我實難接受、甚為反感。很快地，周圍一些朝夕相處的同學受到了相當粗暴的很不講理的批鬥，他們被說成了別有用心，這叫我們難以接受，就像林昭所說“我們不是號召黨外的人提意見嗎？人家不提，還要一次一次地動員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麼又勃然大怒了呢？”還沒容我等緩過氣來，那些同學就被說成了敵人，敵人可不是鬧著玩的，怎不叫人發急，林昭的日記上出現了“黨啊，你是我們的母親，母親應當最知道孩子們的心情！儘管孩子過於偏激，說錯了話，怎麼能說孩子懷有敵意呢？”我們的日記上記的都是發自內心的肺腑之言，不像《雷鋒日記》那樣是寫給別人看的。即使那些同學說錯了話，年青人犯錯誤上帝也原諒的，為什麼我們偉大的黨對“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如此往死裏整，世界之大就容他們不得？

在我們自己被劃為右派分子之前，我們的主要“問題”是為被劃者爭發言權，不贊成那種蠻橫的、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勢壓人的圍攻群鬥。毛主席不是說讓人講話天不會塌下來嗎，不是講毒草只有讓它放出來才能鋤除之以肥田、既教育本人又教育大家嗎，為什麼不讓人家講話？不是講他老人家也有幾個右派朋友嗎，怎麼我們一接觸右派同學就是立場問題？《人民日報》6月10日社論〈工人說話了〉，工人當然可以說話，但我們學生也可以說話呀，而且老實講一般工人說不出那樣的話來，顯由他人捉刀……。這些話很快就沒法公開說了，只能寫在日記上，或私下裏發發牢騷。它們是否被告密，不得而知，反正整個反右運動是黑幕操作。例如，我級一同學“享受”了21年的右派待遇，包括發配工廠監督勞動等。1962年也曾回北大補讀，並提出了復查要求，卻被狠批為企圖“翻案”。1979年北大為她平反時，才察覺是個假右派，檔案裏只說是勸退出黨，並未戴帽，她為自己一生被毀的青春大哭了一場。這位女同學進入21世紀後，仍屢圖輕生。如此草菅人命，嗚呼。

於是，我們就像林昭的要好同學張玲所言“不識水性卻膽敢弄潮，立即陷於沒頂”。此時，林昭給妹妹的信中說：“當我加冕成為‘右派’後，你是無論如何也不能體會我的心情的，我認為我熱愛黨的程度是壓倒一切的，沒有任何事物可以與之相比擬。我不能忍受它對我的誤解，而且誤解得那樣深。維繫我的一切全垮了，比牛虻不信蒙泰里尼還慘……”。我沒有在林昭妹妹的回憶文章中看到過這封信，我相信它是林昭的親筆，即使為他人冒作，那也確切地表述了我當時的心情。我也產生過和林昭相似的自殺之心，是我那不識字的媽媽用她溫暖的雙手拉住了我，使我推遲了十年才付諸行動。戴帽以後，我這個鬚眉濁物甚為慚愧，遠不如林昭那樣義無反顧勇往直前以命相拼了。也許畢竟我原是學生團總支書記，受黨的“教育”多了些？驟然重擊下，茫然失去了自我。鋪天蓋地，泰山壓頂，時時處處人人都在聲討著右派的狼子野心，報紙廣播大字報所有的媒體都在述說著右派得逞將臨亡黨亡國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可怕局面，我是否在客觀上幫助了社會上的右派？無休無止的檢舉、揭發、批判、鬥爭，還有反省、檢查、交代、認罪，我是否也確實錯了？既然不死，總得給極度躁動的靈魂找個安頓。雖然我覺得即使是同學中的“極右分子”，他們的話也不無道理，我只得用“不瞭解情況”來糊弄自己。至於對我自己，始終覺得自己是共產黨的基本群眾，絕不可能反黨。我怎麼來欺騙自己呢？只得強按下良心的抗爭，用組織性來壓服自己。組織上把我劃為右派，總是有它的道理的。於是我往下掘地三尺往上追溯三代（可憐我只能上挖一代，我早年喪父，父親過世時是個不識字的工人，壓根兒沒見過祖父，升斗小民更不會寫有什麼家史，除了聽說祖父是小學堂打鍾人外不知道其他情況），可是挖來挖去我找不出自己反黨的緣由哪，找不出不符合毛主席教導的行動啊，老天爺你幫我製造製造吧！不說了吧，這是寫紀念林昭的文章。我只是想留給世人以林昭戴帽前後的另一戴帽人的心路歷程，以作參照。長歌當哭，以祭林昭。

林昭是受難的聖女，劉奇弟等人的遭遇也十分慘烈。在遭看押前劉奇弟曾說過“我是遵照著我的良心和情感做事……什何勉強的分析都將是教條和生硬的”。也許是老天爺沒有假劉奇弟以時日，也許是學物理的人稍欠文才，劉奇弟的遺作寥若晨星，叫人如何宣揚他。更主要的是否是，劉奇弟的同學也都是學物理者，也許是不會寫、不敢寫、甚至是不願寫、不肯寫出什麼來。陳平原先生在《老北大的故事》中說過大意如下的話，理、法二院對老北大可能意義更形重大，但是出盡風采的是文學院和文科師生。我無意貶抑林昭的高大形象，不過出於同一緣由進行了殊死鬥爭而走上不歸路的北大右派學子尚有多人，他們同樣值得憑弔。安息吧，我的苦難的右派兄弟姊妹。中國知識份子是否一向命蹇時乖？主體雖是工農，誰來宣傳、鼓動、組織、領導工農？井崗山時期打過“AB團” ，屠殺了大批自己人，像胡耀邦這樣的革命者雖逃過一死，但（他自己說）從一個“小胖子”被整成了“小瘦子”；延安時期更是主要針對青年知識份子發動了“搶救”運動，多達80％的投奔革命者被打成了國民黨特務，韋君宜在她的《思痛錄》中記述說她和她老公楊述差一點兒就送了命。不幸的是，後任中共中央華北局宣傳部長的楊述，反右期曾是北大物理系的工作組組長，楊組長劃定了多少北大右派？他的手上是否沾有劉奇弟的血跡？作為過來人他真的認為我們這些青年學生要反黨？楊述先生自要負責。然而他又能負多大的責任？至少不是始作俑者。他只是那部機器的操作者之一，投人者不往裏投人，自己將被投入。悲哉，中國知識份子。

我總認為，倘若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受到了遏制，就不可能肆無忌憚地在1958年推行大煉鋼鐵、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也不會導致1959年以指定彭德懷、張聞天等黨內功臣為反黨分子起始的反右傾整肅，並加劇了1958年已經開始的饑荒。三年的全國大饑荒，赤地千里，餓殍遍野，據李銳在其《廬山會議實錄》（1995年1月河南人民出版社）第334頁所提供的資料，當可推算出1958年起三年內中國的人口淨減了五千三百萬，即使不考慮那之前的高出生率，全國餓死了多少萬人！饑荒尚未完全結束，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的勉強檢討話音方落，又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並被反復強調成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然後是“四清”、清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接著響起了以批“海瑞罷官”為領唱的一片批判聲，已經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了，終致暴發了“無髪（法）無天”的十年“大革文化命”。這一切，難道不都是反右派運動的必然延續？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就沒有消停過。1957年以前的事情，也許可矯用鞏固新政權之需來解釋，不過思想領域的批判尚只限于高層知識份子，而且沒有忘記第一個五年計劃制訂的經濟建設。1957年，批判的武器終於蛻變為武器的批判，露出了崢嶸。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彭德懷元帥在1957年是堅決主張反右派的，1958年則由其主持鬥出了以二位國防部副部長為首的“反黨宗派集團”，並迫使劉伯承元帥掛印而去，一年後他自己卻落到了更加悲慘的境地。這也從另一側面證實了林昭的先驗“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樣不得自由”。

其實在1957年之前，1955年的反胡風集團及其延伸“肅反”運動，已經在全國範圍內對特定人群作了“反右”式演習，斷章取義、指鹿為馬、無中生有、無限上綱等等十八般武藝都搬出來操練了一番，以備二年後使用。我們在北大也經歷了“肅反”，但它沒有傷及北大元氣，畢竟這裏不是“作家協會”，學生們的年齡也夠不上當“胡風分子”。中國知識份子往往以山野之心度廟堂之腹，無能無奈而且輕信。1957年春，我們聽到了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傳達，毛澤東提出了“人民內部矛盾”新概念，強調了要堅決貫徹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早在1956年4月已提出文藝上要百花齊放，學術上要百家爭鳴）以及（中共和民主黨派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等方針。它也是個助黨整風的動員報告。於是引發了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雖然同在1957年2月已密令各級黨委要密切注意知識份子的動向。4月27日中共中央下發了〈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指示”說，鑒於執政黨內某些人的表現，有必要在全黨進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整風運動，主題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方法是和風細雨。於是黨的各級組織和各個部門竭盡全力要人“鳴放”。4月30日到5月中旬，毛澤東還親自多次邀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座談，號召他們對黨和政府的缺點錯誤，大膽提出批評建議，以幫助黨整風。於是我們這些少不更事的北大學子無不歡欣鼓舞，早就模糊了“肅反”情景，躍躍欲試著響應黨的號召。誰知，5月15日， 毛澤東下達了“發給黨內閱讀”的〈事情正在起變化〉，首現了中國式“右派”稱呼，並說“在民主黨派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他們正在興高采烈。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5月18日周揚就按此文佈置了文藝界的反右。教育界更是在劫難逃，北大則首當其衝。陷阱已經挖好，虛“席”以待，就等著5月19 日北大的傻小子們來跳了。林昭雖沒有立即跳進去，但是陰森的“陽謀”仍在繼續著，她在良心的軀使下終於跳了下去，並且送了命。

“引蛇出洞”後的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再發指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同日，《人民日報》刊出毛澤東起草的〈這是為什麼〉，向全國人民發佈了開始進擊右派的號令。至於6月19日公開發表的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通篇的主旨已和早先大相徑庭，加進了判別香花毒草的六條標準，出現了引蛇出洞、陽謀等等說法。7月1日《人民日報》刊載了毛澤東撰寫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公然聲言反右派是搞了“陽謀”，“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這就是“反右”和包括“肅反”在內的1957年以前歷次運動的不同之處，耍了“陽謀”！

據說北大當年有八千人員，不管是抓了699個右派也罷，是抓了1500個右派也好，都已超過了毛澤東原先規定的5％的右派比例。這些右派分子到“與人奮鬥，其樂無窮”的偉大領袖殯天後的1979年都獲得了平反。不是“摘帽”是“平反”，或曰“改正”，也即北大黨組織承認當年搞錯了，全錯了。其實全國又何嘗不是如此。但是死者已不能複生，逝去的青春也不再回來，還有風氣的惡化，誠信的缺失，良心的扭曲，道德的淪喪，人心的崩潰，……，豈一紙改正書能夠挽回。林昭這樣的棟樑之材則被奪去了為國效力的生命。更為莫名的是，一個個右派分子雖說是抓錯了，但是反右派運動仍是正確的！還有比這更荒唐更可怕的說法嗎。可怕之處在於，倘若肉食者們再搞個什麼運動，隔了多少年後繼承人也是給苟活的受害者和冤死者家屬一紙改正書，輕描淡寫豈不又是什麼事也沒有了！八國聯軍、侵華日寇、反右派運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傷害北大最烈的四大事件？可憐的北大。隱藏並篡改自己的歷史，更是和最高學府的地位及作用極不相稱，可悲的北大。文天祥稱頌過秉筆直書的“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如今的北大呢？都即將進入21世紀了，用董狐那樣的筆“實錄” 下百年校史，不見得一定會像成百上千年前的封建“史官”般送命吧。至少是不能造假。史實有道是薪火相傳，永不熄滅，林昭不死！

“陽謀”踐踏了中華民族的道德底線，中國歷朝歷代講究“君無戲言”，用國家的名義誘騙人民“引蛇出洞”實聞所未聞。朝野皆知，誠信乃社稷之本，夫子曰“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1957年的陰霾飄蕩至今沒有逸散吧，君不見貪官酷吏遍宇內、社會道德大淪喪，馬克思說“統治階級思想是統治思想”，悲夫。民族悲劇一幕幕綿延，總未得清算。巴金預言“凡是忘掉過去的人註定要重蹈覆轍”。陸定一臨終前曾懺悔“我們的宣傳部那許許多多年的工作，還不是整完了一個人再整一個人。”但他沒有講述對任一個人的整人經過或手法。記得1957年春，陸定一曾到北大開學生座談會，號召我等要不怕撤職、不怕開除、不怕離婚、不怕坐牢、不怕殺頭“五不怕”，以幫助黨清除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 “除三害”（號召我們學生是幫助黨“除三害”，而非“整風”）。後來得知，“五不怕”並非陸定一的創造，他只是鸚鵡學舌進行傳達。作為中共中央宣傳部長的陸定一雖非織網者，也是下網者之一吧。“文革”伊始他自己也被罩進了羅網，身受其害，“十年浩劫”期結束，出來後則垂垂老矣，終於說了些差強人意的話語。

要說，一些右派分子顯然存在著性格上的缺陷，也非人人品德高尚。至於改革開放以來，原先的右派帽兄們更是發生了分化，吃一塹長一智，有的人急於翻身，識時務者飛黃騰達了。例如，有人準備紀念一下反右三十周年，據說參加籌備座談的二位先生予以了報告，導致方勵之（北大物理系畢業生）等三人被再次開除出了共產黨。後來，二位先生大大的升了官。長江截流日，有人在廬山頂上目睹了八輛小車夾一輛中巴載著“國家領導人”進行“視察”，好不威風。另一位則在1989年夏秋之交，第一個以“國家領導人”的身份在全國政壇上譴責了反革命暴亂。

去歲仲秋時節我和老伴再去祭掃了林昭的墓地。墓在蘇州靈巌山南麓安息公墓老區最高層的左端，占地約二平方米。半米多高的墓碑正面刻著“林昭之墓”，背後節錄了林昭遺詩“自由無價／生命有涯／寧為玉碎／以殉中華／林昭 一九六四年二月”。墓左側的翠柏已經成蔭，右側為其父母合葬處，左後緊貼的香樟樹長高到八九米了，四周皆濃綠遮天。墓後漸去漸高的靈巌山坡亦鬱鬱蔥蔥，間或染雜著點點鵝黃嫣紅。如此清靜幽雅之地，林昭在天之靈當會覺得還是故鄉美吧，儂（吳語，即“你”）本潔來還潔去。中國佛教蓮宗（即淨土宗）十三祖印光法師、及其弟子“文革”期護法園寂的靈巌寺方丈妙真法師（1959年林昭曾在靈巌寺養病小住，期間和妙真方丈多有酣暢淋漓之交談）之舍利均安臥於靈巌山間，林昭有高僧同行亦可稍解寂寞吧。荊妻奉上山花一束，心香一炷以祭奠墓中烈女子，余默立碑前對這位我們二家舊居相距不足百米的同鄉兼北大同學能說些什麼呢？于無聲處聽驚雷。斯時，雨絲飄忽，秋風肅殺，勾想起了另一位先烈就義前一刻寫下的詩句“秋風秋雨愁煞人！”秋瑾和林昭，一居西子湖畔一宿靈巌山麓，得天地之靈氣，升人間之正道，為山河壯色，替民族增彩，偉哉女中豪傑，“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

1907年7月15日，33歲的鑒湖女俠被公開殺害於紹興軒亭口。全國大嘩， 各式報刊包括外電，立即加以報導，繼之以評論、唁文、挽聯、通電、抗議、譴責、追究責任，秋瑾的年表、演講、詩文、照片、墨蹟等等也湧現了報端，接著出現了大量歌頌秋瑾的詩歌、小說、戲曲。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秋瑾遇難後不足百日，山陰縣令自縊身亡；紹興知府屢圖調官而被各地抵制，只得改名換姓；浙江巡撫不久也抑鬱而死。秋瑾就義後四年清王朝覆滅。林昭被秘密殺害後十三年，媒體才在長篇報導審判“四人幫”時舉例而首次講述了幾句林昭事。當年評說秋瑾“自由為彼而生，彼為自由而死。”六十年後36歲的林昭也“彼為自由而死”了。秋瑾自是我們古老民族的偉大英雄。然而那時，清王朝已搖搖欲墜朝不保夕，國人皆曰可殺宮裏的那個老太婆。林昭進行抗爭時，個人迷信方興未艾，金輪冉冉正在上升，當其時有幾人的認識能有林昭那麼深邃？更可貴的是又有幾人能有那麼堅定的鬥爭勇氣？就這一意義上說，林昭當已超越了秋瑾吧。

掃墓途中遇一幹部一工人，和林昭素昧平生卻也來探謁其墓。聽山間農婦紹介：曉得的，北京的大學生，作孽喏，年紀輕輕標標致致還沒成家呢，冤死的；經常有人來上墳的，上星期還來了一批學生仔。是呵，民心不可欺，真所謂“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哲人康得講“我不能說違心的話，但我可以不說話。”林昭沒有說違心話也沒有不說話，林昭沒有不說話更沒有說違心話，在那個風雨如晦的年代，這需要何等堅硬的骨頭，何等堅定的信仰。1962年林昭曾保外就醫八個月，在那樣的高壓氣氛下她寫信給陸平（“一二九”運動時的學生領袖，中共地下黨員，1958年春接任北大黨委書記，後兼為校長），林昭仍還在、竟還敢責問校方不是像老校長蔡元培那樣去保釋學生，而是把大批右派學生送去監督勞動；更可貴的是她仍高昂著頭顱，以右派一員的身份堅決否定了反右運動，宣稱“要以最後一息獻給戰鬥”。旋被收監後林昭更形堅定地反對了現代造神運動，總說實話且不改口，堅持真理絕不妥協。木秀于林風必摧之，豈能容爾豈可容爾。林昭遭捕後5年才以“反革命”罪予以判決，是20年徒刑，再3年卻被改判死刑並立即執行，我猜想引用的是“文革”期新鮮出爐的《公安六條》中的“惡毒攻擊”罪吧，從重從快。林昭在獄中被宣判執行時，喉部勒著繩子、嘴裏塞進了錐形橡皮塞子，雙重措施以防她張口進行“反革命宣傳”，監獄當局膽小如鼠呵。沒有開庭審理，槍殺現場除了劊子手外別無他人。家屬事前不知道，後來也沒有看到遺體。林昭遇害後，有關部門卻上門向她母親索要了五分錢子彈費！使林昭媽媽驟聞噩耗肝腸寸斷猝然昏厥。要母親掏錢購買槍殺自己子女的子彈，狠毒如斯，誰言中國人缺乏創造力。1960年林昭被捕後不足一月，其父深感絕望而自盡身亡，在他認為家中最進步最有才華者被毀後“我們家全完了”；1968年林昭遭難後，其母悲情難抑且遭逆子虐待，多時躑躅街頭尋找愛女有如魯迅筆下的祥林嫂，終致栽倒在公交站點搶救無效故去；林昭妹妹後來中年赴美，艱苦奮鬥，現雖生活無虞，但孤身一人每每念及親人故土，未免深陷憂鬱悲切之中。嗚呼，家破人亡。

我想起了另一女子張志新，雖然她和林昭有相同的悲壯終極，然而她的覺悟比林昭遲、遇害比林昭晚、認識比林昭淺、才華比林昭低。張的要害是反對所謂“四人幫”，但她缺乏像林昭那樣透徹的民主和人權理念，以及被釘在十字架上用自己的血拯救世人的基督精神。我無意貶低張志新，只是不明白為什麼張志新被追認為烈士而林昭不能，就因為張是共產黨員？這是共和國的烈士，不隸屬於某個政黨。我也想起了又一個遭殺害的女子劉胡蘭，且不說“生的偉大死的光榮”的烈士紀念碑高聳入雲，下令和執行殘殺劉胡蘭的兇手早已伏法，下令和執行殘殺張志新及林昭的兇手呢！

林昭的大舅，曾任中共蘇州獨立支部書記，後於1927年在中共江蘇省委青年部長任上遭國民黨當局殺害。林昭的母親許憲民先生，少女時就追隨兄長投身大革命，是蘇州最早穿上軍裝的女子，抗戰期間被中央政府任命為敵佔區專員，因而坐過日本人和汪偽的監牢，後在“國大”代表任上幫助建立了中共地下電臺並聯絡提供情報等等，對大部隊過江頗有貢獻，最後則擔任了民盟蘇州市委常委和蘇州市政協委員。林昭的父親彭國彥先生，耿介孤高一書生。在此家庭耳濡目染，林昭很早就追求革命，也被列入過黑名單，後來報考了蘇南新聞專科學校（具短訓班和工作隊性質，實行“供給制”，因此林昭若還健在，將享受“離休”待遇），並激情滿懷地參加了江南土改，1952年她在日記中說“在心裏默念著我們偉大領袖──親愛的父親的名字，而寫下我的誓言。”直到1957年那張大字報出現之前，林昭一直是個接受正面教育的熱愛共產黨的進步青年。後來的反差實在太大了。1964年林昭在獄中，就她所受的革命家教作詩〈家祭〉說“三十七年的血跡誰複記憶？／死者已矣，／後人作家祭，／但此一腔血淚。／舅舅啊！／甥女在紅色牢獄裏哭你！／在《國際歌》的旋律裏，／我知道教我的是媽，／而教媽的是您”。不知迫害過林昭的袞袞諸公讀此烈士後人的詩文時作何感想。

1982年4月，林昭遇難14年後，這位烈女子才得以魂遊故里， 在父母墓旁安了個衣冠塚，距抗金英雄韓世忠、梁紅玉墓不遠處。又過22年，2004年4月林昭方魂兮歸來，骨灰入墓，總算是依偎到了母親的懷抱。骨灰盒中還放有原置於衣冠塚裏的林昭的一綹頭髮和生前用過的一方絲巾。林昭蒙難始自為張元勳等二同學的大字報〈是時候了〉受圍攻而打抱不平，她抗爭的是人人應有發言權。若干年前張元勳在張貼于網上的〈北大往事與林昭之死〉中說，當年辯論時林昭對黑暗中的詰問者高聲回答“我是林昭！怎麼？你又是誰？竟是如此擺出一個審訊者的腔調！你記下來！‘雙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收集在《林昭，不再被遺忘》書裏的同名文章中沒有“三十六”三字。也沒有下述的感慨）。張元勳在長文的末尾說“林昭在1957年北京大學的論戰中用‘雙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自報家門，她遇難之時正是三十六歲，罹‘口舌之災’，二者竟在她的名字的破解中不幸言中！”（三十六即雙十八，十字一豎插入八字成為木，因此三十六也可解構為雙木“林”。筆者無意采信推背圖式的讖語。1957年那個夜晚，林昭是否就自己的名字說過三十六那個數目，已成張元勳的孤證。張先生在正式出版物中未列入這一部分，是否表明他原先沒有想到“名字的破解”？）36歲的罹難者，36年後骨灰方入土為安，二個36了，筆者當否也引用張元勳網上長文的結語？“真可謂‘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信哉！如是我聞！阿彌陀佛！”

林昭的詩作已收入《北大風──北京大學學生刊物百年作品選》。選集中也有胡適、魯迅、朱自清、劉半農、高長虹、沈從文、汪曾祺等大家的作品。安息吧，安息公墓裏的林昭魂，人們不會忘記你。君不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浩浩蕩蕩前來向你致敬，跟隨你不是“以暴力去建立，甚至不能以權力去建立”一個“真實而完整的自由”中華。

（2004年5月初稿，7月修改）
原发在五柳村在加拿大博客空间建立的《满天风雨看潮生》下面是那里网友的留言；
posted on Friday, May 27, 2005 11:26 AM #中华文化研究 #当代人物纪事 #时评杂议
Comments
# re: 林木:靈巌山下林昭魂
异思公
Posted @ 6/10/2005 9:18 AM
可恨啊,可恨.该恨谁呢?----什么时候才能畅所欲言?该恨就恨用不着这样吞吞吐吐呢?
# re: 林木:靈巌山下林昭魂
晚辈校友
Posted @ 9/11/2005 12:41 AM
我有一个建议,也是一个愿望:
为着永记北大的耻辱, 为着招回北大已失的灵魂, 北大校友集资捐造一亭于未名湖湖心岛上石舫之侧, 亭内悬一钟立一碑. 钟上铭刻北大所有右派校友之名, 碑上刻死于政治迫害的北大校友.
此愿得尝之日,方是北大魂魄归来之时.

一晚辈校友
# re: 林木:靈巌山下林昭魂
小土豆
Posted @ 4/3/2007 5:53 AM

《紅梅》

無心競豔遠群芳，甘為蒼生壓雪霜。
傲骨錚錚擎天立，縱成枯幹有餘香。

(謹以此小詩向林昭姐姐致敬)


另, 七律一首

寸心繫念是興亡， 誰屑封侯頌太陽？
敢以丹心酬聖女， 還將冷眼對豺狼。
有聲擲地籃橋淚， 無恥愚民紀念堂。
忍見寒蟬皆噤口， 孤身盜火賴紅妝。

刘宾雁最后絶唱：孤独的胡耀邦

Saturday, November 04, 2006

刘宾雁最后絶唱：孤独的胡耀邦

　　想起胡耀邦同志，就不免回忆起和他的最后一次会见。

　　那应该说是在一个大喜大庆的场合。一九七九年，在北京举行中国全国文联第四次代表大会。那是在中国的文化界饱经摧残之后，在废墟上重新站立起来的一个标志，所以举世瞩目。会议闭幕的傍晚，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文联各协会的代表们首先向华国锋、胡耀邦等中央首长敬酒。

●那一瞬间，我决定应保持一定距离

　 　当我走到耀邦的面前时，两人目光相遇，我的动机已不在敬酒，而是要观察一下他对我的态度了。自从当年九月《人妖之间》问世以来，我已经成了一个全国级的 有争议人物，关于胡耀邦包庇我的恶意传闻已经散布开来。四次文代会显然又为这种谣言提供了一些新的依据。大会尚在进行，已经有人在全国各地散布说“右派翻 天了”，指的是一些原来被错划为右派的作家艺术家在大会上作了发言，而我的发言又是最大胆的。一些前右派被选入了作家协会的领导机构。左派们说，大会不给 他们发言的机会，事实并非如此，很多左派报了名，也排进了日程，但他们看到气氛不对，纷纷撤回了发言的申请。



时任《中国青年报》记者的刘宾雁在被打成“右派”之后，胡耀邦并不以敌人视之。图爲刘宾雁在报社大会上作检查。（资料照片）

　 　我举着酒杯，走到耀邦面前，对他说：“耀邦同志，我翻译的一本《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寄给您，看到了吗？”回答是：“看到了，看到了。”我注意到他的眼 光已垂向桌面，显然是无意把对话继续下去。我立时就明白了，我已经给他惹了麻烦，决不能给他以任何伤害了。那一瞬间，我便决定了我们之间应保持一定距离， 那也就固定为我们之间长期不变的关系。我从也不去找他。除公务外不写信，不通电话，直至他去世为止。他也谨慎地维持这种关系，有时明明该给我写信，却要把 信写给周扬、贺敬之，传话给我。但是有一条，尽管我给他惹的麻烦越来越大，他却从未以任何方式向我明指或暗示，让我必须收敛一下。

　　现 在回想起来，有时感到奇怪：我们在一九七九年当时为什么对中国的形势那么乐观呢？全面的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显然是起了持久地鼓舞人心的作用，几千万人 和他们的家人从来没有料到他们还有翻身的一天。以我来说，就算给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分子大规模平反，只要留下百分之十甚至百分之五的人不动，我必在其中。只 有了解当时平反右派的工作遇到了多大的阻力，才能理解胡耀邦个人在其中所起的重大的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我们就没有去想，他得罪了多少人？那些人又属于何等 人物？

　　没有想到的是：当我们这些代表拿着酒杯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以后，本来按原安排应由华国锋或胡耀邦做一次关于四届文代会的讲话，想不到听到的却是“宴会到此结束”！一千多人的宴席，还没有人动一下筷子，竟如此草草收场，哪里会有这种怪事呢？

　 　我印象里的那次宴会大厅，灯光相当幽暗，倒是衬托了大会的这样一个难堪的结局。显然这是由于领导层斗争激烈，拿不出一个对这次会议的一致的看法。当时胡 耀邦身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大会的这样一个结局也就等于对胡耀邦主持的这一项重大工作投了一次不信任票。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果然不是一个好兆。

●一九八二年一次未完成的宫廷政变

　 　二十多年来，我常常说，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期间大约每两年就有一回以颠覆他为目的的政治地震。文章写到这里，我才忽然发觉那说法必须修正：从一九七 九年到一九八七年，地震就从来没有间断过。一九七九年的镇压西单民主墙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对于以四次文代会为标志的文艺复兴运动的全面大反攻；一九 八一年以批判白桦未上演的影片《苦恋》开端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计划好了的第二次反右派运动的流产；一九八三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终于在较小范围 上完成了一次新的反右派运动；一九八四至八五年取消整党和对于改革派的全面大扫荡。

　　那么一九八二年呢？那一年有一次未完成的宫廷政 变，鲜为人知。该年九月，中共十二大召开前夕，《解放军报》和上海《解放日报》同时发表了一篇由军报社长赵易亚署名的长文章，从标题到本文，充满了关于精 神文明建设的陈词滥调，一般人不会去看。但内里暗藏重大玄机：攻击中央领导开门揖盗，使西方文化在中国畅行无阻，罪大恶极！一看便知是对胡耀邦的攻击。但 发难者欠了一点小心，把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也给收拾进去了。岂不知这一胡不同前一胡，尚是邓小平的爱将，对这一异常事件当然要清查一番。这就把由军方总 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发动的一场企图借十二大之机一举搞掉胡耀邦的阴谋给揭穿了。

●耀邦这些话，不是批评是保护

　　那么一九 八〇年呢？我原来把一九八〇年算作一个比较太平的年头，其实八〇年一开头，“地震”就来了，那是一次针对四次文代会的大反攻，当然也是不指名的围攻胡耀 邦。从会场回来没有几天，我家的敲门声就不断，有五六位朋友向我通报的都是一个消息：大事不好，胡耀邦公开批评了你！那时候家里没有电话，交通也不方便， 但是朋友们还是四处奔走，核对消息的真伪，可见不是涉及我个人安危的小事。最后得到的一个共同的版本是：在中宣部的一次例会上，有三个人向胡耀邦告我的 状，其中主要的一位是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杨士杰。在胡耀邦作总结发言时，他插话说：“有的人右派问题给他改正了，他说他不是共产党员，他说社会主义不如资本 主义，共产党不如国民党，大陆不如台湾，他要到美国去，那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刘宾雁！”胡耀邦自然不会不明白此话的分量，但没有马上理它，显然是经过一番 思索，在结束他的讲话之后，说“刘宾雁这个人我了解，一九五七年定他右派，我是不同意的，去年给他改正，我是赞成的，但是这个人也有毛病。”朋友们坐下来 分析这段话，放心了：耀邦的这些话，并不是批评而是保护。

苏共的宣传部在苏共中央高出很多。一九八○年耀邦在党内的地位事实上又仅次于邓 小平。如此说来，在刘宾雁问题上，代表中央的就该是耀邦的那几句话了。可是不然，那时我正在去四川采访途中，人还没到，四川已经传说我闯了大祸，被开除出 党。谣言传播之广也很惊人。一位制皮鞋的老工人，毕生离政治很远，居然也不敢按约定接受我的采访了。

　　杨士杰这个人很有意思，我跟他素 不相识，他却揪住我不放。我在四川采访时，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忽然来电，促我紧急返京。原来又是这个杨士杰跑到报社去，向胡绩伟诬告，说我在四川发表演讲 号召学生上街示威游行。其实我在去四川之前，已经决定不从事公众活动。当听说四川省文艺界一位老干部向全省部署说“本省决不给刘宾雁提供讲坛”时，我自然 就更不会去自找麻烦了。杨士杰的这两次诬告看来并非出于个人恩怨，他本人也曾被划为“右派”。那么他究竟所为何来呢？看来不是他的个人行动。我所受到的来 自不同方面的攻击，也不会是巧合。

　　在以后的几年里，我的文章或演讲在有关省市所引起的不满，一无例外地成为地方党委向耀邦指控我的材 料。本来用文字或口头表达也就够了，但他们却一定要利用党的各种会议，当众和当面迫使耀邦对我的问题表态。他们明明知道耀邦和他们是不一致的，是有意刁难 耀邦，使他难以回避“袒护”我的责任。

　　各路诸侯硬是要把党的一位最高领导人和一个前右派分子捆在一起，一再发难，是否还另有动机呢？(chinesenewsnet.com)

●耀邦早在反右时已开始和毛泽东的正统决裂

　　中共党内有一些老干部在执行毛泽东路线多年之后，在文革中大彻大悟，改变了对毛泽东的态度，如周扬、陆定一、罗瑞卿、胡绩伟等；但是胡耀邦有所不同，当上述人士在积极推行反右派运动时，他已经开始和毛泽东的正统决裂了。

　 　一九五七年，身为团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从国外回到乌鲁木齐，立即电告北京主持团中央反右派工作的人赶紧刹车。他回来后，对已经划定为右派或准备定为右派 的人一一重新甄别，大大缩小了打击面。中国青年报编辑部最后定为右派的是十七人，倘无耀邦介入，就要翻一番了。这期间耀邦曾尽力去保护一些已经内定为右派 的负责干部，虽然最终保住的不过十之一二，但是他为此所冒的风险却并不更少，在毛泽东那里挂了“右倾”的号是毫无疑义了。他还把团中央系统定为右派的资格 较老的十几位干部请到团中央会议室，继续称我们为“同志”，显然是有意的向我们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他并不把我们当作敌人。他曾两次说“像刘宾 雁，不就是尾巴翘得太高了吗？”我是那些人中最罪大恶极的一个，既然连我的问题都不过是骄傲自满，那么又有哪一个右派分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民公敌呢！ 这就大为减轻了一百多名右派和他们家人的精神负担。

　　还有一件大事，鲜为人知。在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间，中国有两家大报摆脱了斯大林 －毛泽东路线，走上了独立追寻新闻自由、推动中国非斯大林化的道路。《人民日报》称作“改版”，由邓拓同志主持，版面扩大一倍，社会性、批判性成为主导。 《中国青年报》的改革实际上是在胡耀邦亲自主持下进行，一举抛弃了所谓“团报”性质，大刀阔斧地向全社会的黑暗、保守势力宣战。耀邦不会不知，这一举动在 党内所冒风险、接近于成立反对派。耀邦却能够有胆量、有热情，在同代人中独一无二地迈出这样大胆的一步，证明了他在反右问题上是站在了和毛泽东完全相反的 立场。

　　人们往往把反右派运动当作毛泽东五十年代所推行的诸多错误运动之一而看不到这场运动不同一般，给中共党的性质的演变上造成的至 为深重的后果。严格地说，那是一次党的大分裂，在那些由于反对毛泽东的路线而被打成右派的党员身后，站立着几倍或几十倍于他们的党员，他们的良知接受不了 全国范围的颠倒黑白和诬陷无辜，从此变得消极了，事实上退出了政治斗争的场地，不是成为庸人，就是变成党内冷眼旁观的路人，或潜在的反对派。与此同时，投 机派和铁石心肠的打手，却成为各级党组织的主流。

　　共产党历来的正统观念、重大原则、行为准则本来就有真真假假的一面，从此在形式上变 得更加革命、实质上则进一步反革命化了，这个党也就向法西斯化迈进了一大步。常人以为反右不过是一场风，运动一过去，自然恢复原态。岂不知那是一场洪水， 淹没和沁透了共产党肌体的每个毛孔，即便是把毛泽东埋葬了，给右派彻底地平了反，也无济于事。不把中共看作“五七党”、看不到现行政治体制是一九五七年那 场政变之后推行的一整套“五七”体制，就不能理解改革的真正目标应在何处。

　　胡耀邦为人善良，心存悲悯，从红军时代毛泽东在苏区实行残 害异己的反人性路线时起，他就不从众随俗，十几岁上就差点在反“AB团”的屠杀中被害。延安整风时期的抢救运动里，他因自己未能保护几位好同志免遭于难而 耿耿于心。他把自身置于反右运动之外，也就同毛泽东路线拉开了距离，因此也就成了中共的异数。那些尸位素餐的“革命老干部”们，凭阶级本能是不难觉察这个 异类的危险的。

●“民主选举”不过又是一场戏

　　一九八五年新年，我收到的邮件里有一件令我大吃一惊。那是一位青年人寄 来的一张明信片，上写：“大清帝国要完蛋了！”意思一清二楚，但分析下来，它不是反映现实而是表明一种心境，那就是：绝望！而且，“老子也不在乎你来追查 作者！”也是从这一年起，我们这一个层次的人已对邓小平不抱希望，盼他早死；同时把目光投向戈尔巴乔夫。普遍的沮丧和社会乱象已十分明显。但当局者却依然 毫无停止倒退、实行真正的改革的意图。对胡耀邦的进攻加紧了，他的成功也成为失败，他的正确就是错误！

　　一九八四年年底和一九八五年年 初之间，刚刚开过一次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共产党治下的国家里，第一个提出给文艺创作以自由，不加任何前提和限制，在国内外引起很大震动。同时提出这次 大会上要产生作协的领导班子，几年来左派的种种安排一概不算数，要由代表们重新来一次“民主选举”。选举的结果，一九四九年以来左派当家的局面完全改变， 一大帮靠当文艺官吃了几十年饭的人，纷纷落马。举国欢腾，以为大权终于回到作家手中。不出一个月，真相就大白了。我是在选举中未经领导提名以仅次于巴金的 得票数目当选为副主席的，此事又被国内外舆论界夸大，似乎中国向民主化前进了一大步！我心里倒还明白，那不过是一个虚名。

　　不久，湖北 省开作协代表大会，执意请我参加，我也同意了。这时忽然接到中国作协党组的电话，再三地、以各种方式示意我最好不去。开始我还不明白，上了火车，见他们又 派了一位《人民文学》编辑携带着代表中国作协对湖北的大会所致的贺词，与我同行，这才明白，我这个“副主席”是不算数的，连在会上朗读一个别人写好的文件 都不能放心！仍然是老章程，“民主选举”不过又是一场戏！

　　一九八五年年初起，胡耀邦的政治生涯就走向结束了。作协代表大会不是唯一原 因，但他以“民主选举”打破了“五七体制”，夺走了左派的权，无疑是他最终出局的直接动因之一。几乎从会议结束的第二天起，他就节节后退。不出两个月，他 竟然必须公开发表关于新闻工作的讲话，全部放弃了一九七八年以来争得的新闻自由成果！中共陕西省委就我的一篇文章兴师问罪，竟逼得书记处一个月没敢开会！ 因为他们知道我没有错，却又无力抵挡陕北帮的强大压力。最终还是不得不屈服，由胡耀邦说了违心的话：“刘宾雁没接受反右派的教训。还是不要做记者，去做作 家吧。”

●耀邦失败的原因之一：没有可能把有识之士聚集在周围

　　为什么说“正确也就是错误”呢？在耀邦经受的最后一击 中，最令他痛苦的，我猜想是陕北帮就他六十年代老帐所作的文章。关于他一九六四年如何急如星火地去营救生死边缘的陕西基层干部，因此得罪了陕北帮头子刘澜 涛，以致惹来几致杀身的大祸，以及数以千计的陕西干部因同情他而始终受压，二十年不得翻身等等，耀邦当年的秘书林牧同志已有专文介绍。那次社教运动打击异 己、以极端残忍手段伤害了大量干部，早有定论。六十年代刘澜涛已属于毛泽东所支持的错误的一方，而二十年后此案非但不能平反，居然仍用来向胡耀邦兴师问 罪，可见中国的变化何其有限！

　　现在二十年过去了。回想当年，耀邦已被逼得走投无路，我们也不是没有危机感，但对于邓小平这条改革道路 却没有从根本上产生怀疑。其实，一九七八年后关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虽然也说了不少，但反右派运动中奠定下来的“五七党”和“五七体制”那些每日每 时影响我们命运的最根本的东西究竟改变了多少呢？根本未改，我们却觉得已大有改善了。也不是全然未改，但随时可以全部收回！一九八五、一九八七和和一九八 九之后，还剩下了什么呢？事实上八十年代“五七分子”并未闲着，一直在以另一些方式继续着反右派斗争。尽力缩小老右和新右的影响，尤其不准他们染指拥有实 权的岗位！

　　耀邦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斯大林以来党内不准有不同意见的集团存在；“五七体制”连不同意见的合法性也取消了。他也就没有可 能把一些有识之士聚集在自己周围，共商大计。拥护他的人虽然很多，却是分散的因而弱小的。八十年代改革中获益最多的知识分子精英，本应是耀邦最坚定的后 盾，但自由最多、影响最大的作家们早已选定了逃避现实的道路。反对耀邦的人则是有组织的，并有“五七体制”为后盾，因而是强大的。我看耀邦是很孤独的。

　 　想不到到了最后，当耀邦的命运已经决定，仍然有人生怕那块石头太轻。在一九八六年最后一个晚上讨论把几位知识分子开除出党时，名单上原来没有我，邓小平 反复念叨的是两个名字。据几个可靠来源传说，这时忽然有一位政要，临时动议说，“刘宾雁这个人也很坏！”证据是他和方励之、许良英等人主持的反右派运动三 十周年讨论会，已经开了两天，影响极坏！又是一个谣言，那会根本未开。可是我却被开除了。

　　接下来便是左派的大得势。我于一九八八年春 离国，后来耀邦去世，八九年天安门事件发生，和耀邦更是天人永隔了。没想到，在一次给中国留学生讲演后，两位年轻的留学生来到我们面前，他们自我介绍说是 耀邦的亲戚，说耀邦让他们捎个口信，说他生平有几件事使他至今不安，其中之一就是说了对于我的违心的话。

　　那句话我早就知道，根本没给 我造成任何伤害。可是耀邦竟然把此事看得这样重，念念至死！有哪一个从战争中走出来的人，会对他人心灵中的微小的痛苦如此看重？默想良久，我如中雷击，顿 然领悟到这才是耀邦人格的最重要的特点：别人所受轻微的伤痛，心头感情微弱的颤抖，都会使他的心弦战栗不止！这就是我敬爱的胡耀邦；是他不同于所有同代人 的最大特点。他一生的贡献，那始终伴随着他的悲剧，都来自伟大人道主义者情怀和和伟大革命家的理想在他身上的紧密结合。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九日

　　（作者系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国际笔会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第一届会长。这是刘宾雁先生生前抱病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谨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和悼念之情。小标题爲《多维月刊》编者所加）

本 文选自苏绍智、陈一谘、高文谦主编的《人民心中的胡耀邦》纪念文集（明镜出版社）。胡耀邦含冤去世十七周年到来，中国民众一直没有忘记他。纪念文集共收录 了七十余篇文章。作者中有老一辈德高望重的前任高干、知名人士，有在学术上有建树的中年学者，有当年悼念胡耀邦而引发八九民运的天安门一代的代表，还有一 些本来最有资格评论胡耀邦却被大陆官方拒之门外的人们。作者以亲身经历缅怀往事，记述胡耀邦的人格风范，论述胡耀邦的思想贡献和历史地位，探讨胡耀邦的政 治困境和心灵挣扎以及究竟什么才是胡耀邦精神，纪念胡耀邦又要纪念什么。这本纪念文集，并不仅仅在于给胡耀邦正名，还他一个公道，而是期望以此为契机，重 新启动已经停滞十六年的政治改革，实现国家和民族的长治久安。用耀邦的精神来纪念耀邦，完成他未竟的心愿，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006年4月15日21:55:19(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

胡绩伟：作为一个四川人,我问心无愧

原发表时间:2005/11/03 02:45am
在成都九十寿筵上的讲话/胡绩伟

亲爱的朋友们：
感谢家乡的好朋友为我做生日，特别是回到老家四川成都来度过我九十岁生日，更是兴奋。

完 全没有想到：我这个从小就多病缠身的人能够活到九十岁，这是我从来未敢有的奢望。正因为我在青少年时期身体瘦弱，手无缚鸡之力，所以在抗日热潮中没有去当 兵打仗，而是以笔作枪，踏上新闻宣传的战斗岗位。成都，是我立志爱国爱民，开始从事编辑记者工作的地方，是我从此变为一个职业革命者的出发地。

上 世纪三十年代，我在成部生活了整整九年，十分感谢当时的很多老师、老大哥、老朋友对我的鼓舞、支持和帮助，特别感谢车耀先先生和韩天石同志（注）指引我跟 上这个十分宏伟而又极为艰巨的新时代，锻炼我越来越坚定地为我国人民的解放、自由、民主、幸福而奋斗一生。在漫长的七十多年中，随着长江的滚滚洪流，破 千山万壑的重重阻挠，经受了千磨百难，终于活到了今天。我虽然已达九十高龄，仍然人老心不老，仍然深信伟大长江的巨浪怒潮一定能源源不断地涌入东海，伟大 的中国人民一定能同世界各国人民的自由民主的海洋汇合在一起。尽管我只有短短的残年余生，我仍然要坚持最后的拼搏。

四川是生我养我的家 乡，我至今仍然未改乡音，喜爱川味，我始终热爱和眷恋着四川。四川人民素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历史上有过很多记载，民间流传着很多佳话。我二叔公胡素民，他 是老同盟会会员，他曾是孙中山广州大元帅府的秘书，同盟会的报纸《民国报》的编辑。我幼年时期，他就对我讲过孙中山十次武装起义的故事，所以，我从小就崇 拜「孙大炮」，认为三民主义是救国救民的好思想。我的大伯父胡驭垓，也是老同盟会会员，是朱德朱老总的同班同学。在辛亥革命以前，四川人民组织反清的保路 同志会，大伯父是嘉定府七县的评议长，他又是保路同志军的东路行军参谋。在一九一一年九月三十日，他同工人领袖杨绍南一起，率领同志军打败了清政府的武 装，解放了我的出生地——威远县的县城，推翻了清朝的县政权，杀了县太爷。在威远旁边的荣县，由吴玉章同志领导的武装起义部队早在九月二十五日也解放了荣 县。所以荣县和威远县的武装起义，是同孙中山领导的武昌起义同时取得胜利的。这是我们四川的光荣。

今年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全国 各地都举行了纪念活动。当时，四川的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领导抗日战争的总指挥部就设在这里。全面抗战后，我们四川的军队派出三百多万人出川抗日，是 一支屡战奇功的主力军。抗日战争中，国民革命军牺牲三百几十万战士，牺牲了二百多个将军，其中有两位集团军司令，一个就是我们川军的李家钰上将（第三十七 集团军总司令）。川军一二二师师长王明璋中将，在台儿庄战役中，死守滕县，英勇牺牲，战死在滕县城墙上。川军一二四师长饶国华中将，在翁县战役中也英勇牺 牲。我们川军的刘湘上将，是第二战区司令官，带病统帅t军出川，病死在武汉，这些都是我们四川的光荣。所以，我认为我们四川应该隆重举行川军出川抗日的纪 念活动。

事有巧合，我们党的两位最杰出的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都在我们四川有过突出的贡献。成都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日解放的，当时 贺龙元帅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兵团，是解放成都的一支主力部队，胡耀邦就是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他以后又参加解放川北的战斗，成为我们川北区党委书 记、川北行署主任和川北军区政委。他在川北工作了八个月就调进北京。在川北期间，他一方面注重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初步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一方面注意 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在团结民主人士方面流传着很多动人的事迹。

赵紫阳同志在一九七六年「文革」结束后任四川省委书记，他首先注重农村改 革，很快解决了广大农民的吃饭问题。当时广泛流传的「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民谣，就是这样来的。在他蹲点的大邑县和新都县，还推广沼气，解决了 肥料问题，又改善了农村卫生。他还进而推行以粮为主、多种经营为辅，以及利用整治河道，发展了挖沙石，造水泥，发展建筑业，解决城乡就业问题，使农村和城 镇一起走上创业致富的道路。正因为他在「文革」末期和「文革」结束初期在内蒙、广东和四川所作出的杰出成绩，所以在一九八○年调到北京，担任了国务院总 理，同胡耀邦一道，开辟了我党执政以来最为光辉的新时期。这些，都是我们四川的骄傲。

作为一个四川人，在胡赵新政的十年里，我在他们的领导下，也作出了极大的努力。虽然，我同胡赵一样被推倒下台，并被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但我始终相信，历史终究会作出公正的结论。

我深信，我没有辜负中国人民的期望，也没有辜负四川父老乡亲对我的鼓舞、支持和期望，回首审视自己的一生，我是问心无愧的。

顺 便谈一下赵紫阳为四川做的两件好事，一件小事、一件大事。因为都是由我引起的，很多同志可能不知道底细。先说那件小事，其实也并不是小事。大概是一九七八 年秋，我回成都，见到作家沙汀，他说贺龙元帅对解放四川有功，他曾经多次同贺老总进行过交谈，只写了一篇通讯，他还保存一些有关资料，准备写一部长篇报告 文学，但他现在还没有获得「解放」，生活写作条件太差。那时正是胡耀邦发起平反冤假错案的初期，我去见省委书记赵紫阳，向他介绍了沙汀的写作计划和生活情 况，希望能早些「解放」沙汀，紫阳满口答应。果然不久，沙汀托人把他得到「解放」的消息告诉我。我于是去见韦君宜，她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同她商量能 不能让沙汀到北京来专门写作《贺龙传》。韦君宜以后告诉我，她已经为沙汀安排好了，请沙汀住在文联招待所。这样，沙汀很快来到北京，《贺龙传》也由人民文 学出版社很快出版了。

一件大事，是关于开辟九寨沟作为旅游区。那是一九八二年十月，我回成都，何郝炬副省长告诉我，九寨沟是最美丽最神奇 的地方，劝我去看看，还把他写的诗词《水调歌头．九寨沟》给我看。我去了九寨沟，果然一见惊人。我回北京以后，见到赵紫阳，特别向他介绍了九寨沟，我说那 是完全可以正式开辟为旅游区的人间仙境。他看了我带去的一些照片，也十分赞赏。以后他告诉国务院旅游局长去看了。这样，经过国务院批准，九寨沟正式成为旅 游胜地。以后正式对外开放接待游客时，还把我写的一首《水调歌头．九寨沟》印在门票上。几十年来，九寨沟名扬世界，提高了四川的声誉，为四川赢得了很大的 旅游收入。

我始终热爱四川，希望为四川多做一点好事。但是，以我现在所处的条件，没有多少能力做出什么大事。我决定把我的藏书全部捐献给 我的家乡——内江市图书馆。现在第一批赠书七千册在五月间已经运到内江，还有两三千册，等我去世后、狄沙去世时，再送回内江。内江图书馆特辟了一个「胡绩 伟藏书室」，他们选在九月十九日正式开放，接待读者。

我虽然九十岁了，我仍然相信，我的坚强拼搏精神还会延长我这老而不屈的生命，一定能满足我为全国人民、为四川人民贡献最后一滴血汗的心愿。

我决心紧紧地跟上诸位老朋友的步伐，在健康长寿的大道上前进！
再一次感谢家乡亲友们和四川党政机关对我的盛情接待！

二○○五年九月十五日
（注：车耀先曾任川军一个团长，大革命后是中共四川地下党的军委书记。韩天石是「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之一，是成都民族解放先锋队队长，四川地下党恢复组织以后，是成都市第一任市委书记。）
九月十五日的集会在成都易园的梨花院举行，约五十人参加，都是七十五岁以上的老年人。集会由谢韬先生主持，老友马识途讲了话，车辐、刘兆丰、胡晓风、甘本佑、熊梦、陈伯纯、黄荣武、俞稚夫等老先生参加。
原载《争鸣》杂志2005年11月(11/1/2005 11:53)
标题是五柳村编者加的.
原件丧失,这是博客屋 - 记录我们的生活 - 郑州静海瑜伽城北馆保存的

他有着最干净的灵魂--纪念何家栋先生/章铭

何家栋先生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６日在北京逝世，享年８３岁。

我是５月底得知他患上了晚期肺癌的，在此之前，他的身体一直很健康，思维十分活跃，直到发病前还常常半夜爬起来写下脑子里闪现出的想法。他写下的文章，不 熟悉的人，根本读不出是８０多岁的人写的。他的观察一向敏锐，直到生命的终点，都是如此。但是自从检查出肺病，他的身体迅速衰弱了，病魔一天一天地侵蚀着 他，原来使他看起来风度翩翩的头发，剪成了短发，几乎是转眼间，就换了一个人，他变得消瘦，衰老。虽然大家都瞒着他的病情，但是我想他是清楚的，以他的智 慧，当然能够辨识出濒繁的来客探问意味着什么。我记得在８月４日大雨过后的下午，我去看他，他的两只脚肿得厉害，眼睛已经失明，他情绪低落。我劝他住院， 他说，他不想住。家属要将他安排进北京医院，他拒绝了。他说，我告诉他们，北京医院治死了那么多的大人物，我这种小人物就算了吧。这样的何氏幽默一直到生 命的终点，都伴随着他。临走，他翻出他自己编印的两本文集，在扉页上一笔一画地写下自己的名字。我说，你要坚持住啊，还有很多事情等你干呢，他回答说，我 已经是八十多岁的人了，还能做什么呢？但是我听得出，他在坚持着，他还要干很多事情。他仍然有雄心。他渴望活下去。

在他第二次住进同仁医院以后，我差不多每周到去看他。刚入院的一段时间，虽然他的身体已经很衰弱，但思维仍然十分活跃，何氏幽默依然迭出，谈起话来，根本 看不出是个病入膏肓的人。但是，随着病况的加重，一天只能睡不到一个小时，漫漫长夜，只能枯坐着，好不容易等到了天亮，但由于眼睛看不到东西，所以等来 的，并不是朗朗乾坤，而是灰黑的世界。这样的景象不能不影响到他的思维。不要说是一个癌症晚期患者，即使一个完全正常的人，连续几十天每天只睡一个小时， 也是无法忍受的。这时，他的眼前常常出现幻觉，恍惚中病房中的沙发等静物，似乎有了生命。过去沉积下来已经忘却的事情，开始复活。大概在９月２０号以后， 何先生的精神已经大不如前了，看得出，是坚强的意志力量在支撑着他，这使他在与我们谈话的那一小段时间里，保持着常态。但是这种情况一天天地变化着。当我 ９月２９日到医院看他时，他的手依然有力，但神志已经有些混乱，需要仔细分辨，才知道他说的话那些是正常的，那些不是正常的。好在何先生的许多思考，都已 经留下了文字，因此不需要什没有“临终遗言”之类的东西了。

他在中国大转型的阵痛中出生，１９３７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时，他十四岁。从这一年开始，他就离开家乡，投入了民族救亡的洪流。以他的经历，本不应该成为一个 学者，不应成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思想家，因为他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他常说，他是被共产党扫盲扫出来的知识分子。进城后，从事出版工作，但没干多长时 间，就被打入了地狱，顶着双料右派的帽子，接受农民的改造。他在贫困、疾病、苦闷、丧子之痛中，生活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间，除了检讨，没有写过其他的文 字，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在他５０来岁的时候，就已经衰老得像一个老头了。有一次我同他谈起这２０多年的空白，他说，１９４９年进城后他真正的工作时间，大 概也就是三四年，刚进城的一两年加上１９７８年平反到８０年代初退休。

这样的遭遇，使得堪称我们这个时代的活化石。最近几年，确实有一些媒体，像发现了宝贝似的发现了他。但是，无论是被发现前，还是被发现后，他从来不主动谈 自己的这些经历，谈起来，也非常平静，他以悲悯甚至幽默的态度看待这些。在我的印象中，何先生从来都是平静如水的。在他身上，你看不出来他曾经有过九死一 生的艰难历程。世纪的沧桑没有将他扭曲，而是把他变得更为完整，更加明澈。我没有听到过他指责那些迫害他的人，也没有听到过他向人炫耀他的正确或者斗争。 他从来没有想过将自己不幸的遭遇，包装起来，谋取政治上的好处，有许多人，都从自己的那些苦难经历中谋取到了实惠，从上世纪７０年代后期开始的一段时间， 这些经历是可以用作晋身之阶的，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经营一下自己。

苦难的经历，没有使他变得愤世嫉俗，相反他非常的宽容，这样的宽容甚至施予了他的那个折磨了他前半生的党。有人问过他，这个党给了他那么多的苦难，为什么 不退出这个党？他回答说，我为什么要退出？应当退出的是他们！我们没有犯错，犯错、犯罪的是他们，他们才应该被开除。我们留下来是要开除他们！他将这个折 磨了他一生的党，称作“地下党”，它的活动，出台的政策，都是在地下做的，六千万党员中有几个能与闻其事呢！

　　有时我想，像他这样一个 宽容的人，一个心中充满了悲悯和大爱的人，为什么会不为这个体制所接纳，一而再再而三地遭遇到整肃？况且，何家栋还为这个体制塑造了人格上的纪念碑，像今 天仍然畅销的《把一切献给党》等就出自他的手笔。我想，问题就出在这里。按照中共体制的标准，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战士。在他身上充盈着的人性光芒，是没有被 改造好的证据。在中共树立的英雄身上，偶尔也描述一下这些人物所流露出的人性，对亲情的眷恋，比如朱德对母亲的回忆，官方史学关于毛泽东对妻子杨开惠的感 情等等。但是官方史学在描述这些人性的时候，所突出的是领袖们为了原则对亲情的牺牲。再说了，这些人性是已经刻在纪念碑上的，而不是现实中存在的，不是活 着的、存在于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中共需要这样的纪念碑。但是如果纪念碑上的人物活过来，他们将毫不留情地将他作为危险分子，作为敌人，予以消灭。何家栋 曾经隐喻般地描述过自己的命运。在一篇文章里，他引用了萧伯纳《圣女贞德》结尾的情节：民女贞德死后被尊为圣女，后来被烧死。但当她重新现身时，那些受过 其惠和迫害过她的人一起跪倒在地，称颂她的美德。贞德问他们：我要不要从死亡中复活，以活生生的女人回到你们当中？他们全都惊慌失措地跳起来，高叫着：你 太伟大，我们配不上，于是纷纷逃走。她由此得出答案：如果她真的活过来，他们还会再次烧死她一次。人性可以作为圣徒的一种性格，他本人就是被圣徒所吸引而 成为组织的一员的，甚至说，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何家栋就是这样的圣徒。他热情地、发自内心地参与塑造这样的圣徒。但是，他不知道，这样的圣徒必须保持虚幻 的形态，必须是死的，必须是异化的，而在现实中，却必须像对待病毒那样隔离和消灭这样的圣徒性格。

何家栋身上散发着的人性光辉，注定了他无法逃脱每次运动。他身上的那种光，成了引来猎人的标记。他从来就没有达到体制绞肉机的规格要求。面对着人，他无法在他们身上踏上一只脚而不感到痛苦。他总是希望像对待人那样对待人。

这样的性格来自于中国农民般的质朴。对他来说，这些只是一种基于做人的常识。一种绵延了数千年的文明因子。在何家栋那里，这样的性格积淀得是如此深厚，以 至于虽屡遭清洗而没有被消除。但是经过了２０多年的苦难，一种自觉的意识在慢慢地生长。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随着马克思的被发现，他获得了新的启蒙，其 结果就是使何家栋成为一个自觉的人道主义者。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是一个重新启蒙的时代。其思想依据之一，就是新发现的马克思。马克思早期著作中所体现出来的人道主义热情，打动了他。在他自己编辑的文集 中，第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被误解的马克思”。对于他这样的革命者，马克思是无法绕过去的。这位生活在１９世纪欧洲的学者，构成了他们主要的思想资源。在 革命成功之后３０年，他们才发现，那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原来只是被肢解了的，是专制主义和兽道主义的借尸还魂。通过新发现的真正马克思，他找到了我们这 个时代所犯错误的根源。比如，通过阅读，他发现马克思的思想来源中，不只是像列宁所的那样只有三个，而是还有一个，那就是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人道主义。他指 出，舍弃了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成了断尾巴的蜻蜓”。他还说：“如果从马克思学说中剔除了人道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就成了为暴力而暴力的恐怖主义了 ”。事实也正是如此。无论是什么主义，只要是反人道的，那一定是通向奴役的。相反，无论什么主义，其最大的魅力，都来自于人道主义，这条道路将把人带向自 由。何家栋正是通过人道主义，最终走向了自由主义。他说：“马克思主义如果不和自由主义结盟，就必然和封建专制的法西斯主义沆瀣一气”。

自由主义的基础，就是尊重每一个人，尊重他们的选择。他们反对以集体的名义，以国家的名义，以领袖的名义，牺牲个人。在我们这个世纪里，有多少罪恶是以这 个主义那个主义的名义做的啊！然而，所有这些主义，都是反人道主义的。而真正的自由主义，首先是建立在人道主义基础上的。何家栋正是从人道主义出发，走向 了自由主义。

何家栋的思想中所拥有的坚固的人道主义底座，使他与他的同时代人区别了开来。这个基础从来没有动摇过。多少人都曾经为了迎 合、为了躲避、为了改善处境，而输诚投降，在不同程度上成了同谋，被迫害过，也迫害过别人。比如１９４９年以来，无论被官方史学认作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还是 错误路线的代表，无论是无辜的牺牲还是魔鬼，都在不同阶段，不同程度上，迫害过别人。但是何家栋却是例外，他一直就是旁观者。基于他那本能般的人性，他保 持了人格的独立。这个位置最终成就了他，使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清醒的观察者和真正的觉醒者。他有着我们这个时代最干净的灵魂。

我觉得， 何家栋的觉醒有着特别的意义。他的悲剧也更有普遍价值。他并不象是一个激烈的反叛者，而是一个温和的、警惕的怀疑者和思考者。相比张志新那样伟大的抗争， 何家栋与体制的抵牾带有平凡人的色彩，他的独立、他的不盲从，他与体制的不合拍，都是出于对自己人格底线的维持，他总是从一个理智的普通人，从常识出发， 但这也同样是困难的。体制需要的是高昂，是附和，是从众，是集体恶的狂欢。但是，他不是这样的人。他不愿在集体的名义下作恶。那些在集体的名义下作恶的 人，在中国的２０世纪里，几乎都有机会成为社会的主流。而只有他，永远处于被整的状态，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处在赋闲的边缘。

然而，他守住了自己的立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才是真正的异端，是这个时时陷于颠狂的民族的真正脊梁。

在何家栋身上，人性和理性保持着和谐。对于像他那样经历的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坚固的人性底座，使他在看问题的时候，从来就是实事求是的。他虽然是 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的理想，就是彻底地尊重人，实现人的价值。翻阅他写下的那些文字，你看不到高调。他总是理性的。像是一位温和的老师，不是通过呐喊， 通过战斗影响社会，而是通过漫谈，通过对话，用自己的思考启发别人。他是一个启明的人，又是一个启明者。当然，这或许使他不像一个战士，类似鲁迅、殷海 光、雷震等那样的战士，但是，无论什么时候，读他的文字，你都会觉得那是一位诚实的人写下的，对于我们这个总是狂躁的民族，这样的文字尤其显得可贵。

何 家栋公开发表的文章并不多。相当一部分文章，还沉睡在他书桌的抽屉里。在其生病前，仍然保持着十分旺盛精力，笔耕不缀。这些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 就是他特有的那种谈话风格。读他的文章，就象与他谈话，平实，简洁，不时出现一些幽默的句子，我们将它称作“何氏幽默”。读他的文章，常常会产生一种感 觉，觉得写这些文字的人，像是一个新人。比如他写文章批评时髦的“后学”，什么“后现代”，“后殖民”等等，但是，他自己写的文章，似乎比那些后学家们还 要时髦。发生在他身上的这种现象，被朋友们视作是一种奇迹，只有天才人物才具有的那种超越时代的精神风貌。阿伦特在评论雅斯贝尔斯的时候，指出过雅氏学习 新的经验的能力。大多数人，到了５０多岁，通常都会变得非常固执，他们都只能看到对自己意见的确证，但是只有偶尔在少数人身上，才“不断更新着自身”，阿 伦特说：“恰恰是因为他不断保持着自身——正如他一直以来都关注世界并跟随着当下事件的发展，同时永远保持着自己的敏锐和才智一样······这种当代 性，或者说在这样大的年纪还能保持对当下世界的理解力，真像是一种意外的好运，它使得年老不再只是一种惩罚。”这些话也可以用在何家栋身上。我觉得，何家 栋之所以在８０岁高龄还能保持着敏锐和才智，重要的是他心灵的开放性，而这种开放与坚定的人性立场相关。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由于有了这种开放 性，在他的周围，围绕着的，都是思想活跃的年轻人，他与它们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他乐于同他们交流，不存在什么代沟，这样的生活，确如阿伦特所说，“使 得年老不再是一种惩罚”。

生前，他的思想传播主要是通过口口相传。他几乎从未参加过公开的会议。文章也只在很小的范围里被阅读。然而，这 些仅限于一个不大范围的思想，还是引起了某些人的恐惧，他们将他视作危险分子，以至于先生刚刚停止呼吸，自费印制、准备分送亲友的文集就遭到了查封，如今 一个多月过去了，这些书还被扣着。他的去世，在一些人那里引起了莫名的担忧，他们害怕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消息。先生１０月１６日中午去世，１８日一大早就火 化了。除了家属，没有一位朋友得到允许，向他作遗体告别。他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悄无声息。这或许也是他的心愿吧。他生前就不重形式。是的，隆重的仪 仗，总是过眼烟云，只有思想和人格，才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他是不朽的。　
二０００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高瑜：永远的张思之 ——祝贺大律师八十华诞

在 我心目中的好老头里，张思之大律师有不可动摇的地位，自然因为他是我的辩护律师。他具有最精湛的专业水准，写出的辩词文采斐然，滴水不漏，篇篇堪称最高范 本，显示出他的睿智、博学与雄辩大师的高超技巧。他还那么风度翩翩，从知天命之后才得以“务正业”，到今天八十华诞飞雪盖顶，他永远是一表人才，浑身上下 一尘不染。他具有的不仅是中国大律师的风范，也是中国最精致最有尊严的男人的风范。他是我心目中数一数二的好老头，当然不仅仅因为是我的辩护律师。书写大 律师张思之往往都注重他事业最辉煌之点，一九八0年中国拨乱反正之后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张思之被指定担任“两案”的的辩护律师组组长，本来指 定他还要做江青的辩护律师，可是第一个提出需要律师的江青，只一个上午的工夫又不要律师了，马上张思之就被指定担任李作鹏的辩护律师，当时是刚刚恢复律师 建制之后的最高政治任务，也就是要绝对充当“聋子的耳朵”，张思之竟然能为李作鹏抹掉了两宗大罪，一是参与以林彪为首的、到南方另立党中央的活动；二是参 与谋杀毛泽东的“五七一”工程。自张思之之后，中国律师还无人能如此神奇地充当那么大的“耳朵”，中国也再没有那么大的审判。 若是用人民心里的那杆秤来秤量，张思之远不止是中国第一大律师，他是人民良心的象征，那才是真正的辉煌和荣誉。

一九九0年的新年，我能想到张思之在想什么

一 九九0年元旦，我被安全局从平谷县秘密转移到永定门外定安里一处居民楼的5层继续关押已经四个月，失去自由正七个月了，在北京城这个人口密集处，我扒着窗 户向下望，看不到过年的气氛，晚上听不到鞭炮声，北京人连放炮的心情都没有了。我知道，永远失去亲人的在悲伤的痛哭，像我一样被抓捕的，家人在揪心地惦 念，更多的人还在铁血大屠杀的场景中战栗。晚上，就连旁边房间里的看守，谈论的还是六四，我听见她们说，会使枪的人那夜呆在屋子里，根据枪声就能分辨出 “这枪打空了······，这枪打中了。”张思之大律师，90年的元旦，你在想什么，我能想得到，你一定也在想六四。

八月十日，我突 发心脏病，十八天之后，关押近十五个月没有任何文字手续，我被释放回家。丈夫对我说：“你哪里也不要去，但一定要去看看丁子霖老师，她的小儿子被打死 了。”儿子在旁边说：“他们两人一打电话，就对着哭。”天哪！我知道人民大学打死了一个高中的学生，怎么也想不到会是丁老师的儿子。仅隔一天，我就去看望 了丁老师。九一年元旦之后，我必须频繁走出家门了，因为陈子明、王军涛两案进入了法庭审理，他们是政府指定的黑手，是我的经济学周报的同事，我责无旁贷要 写报道，要告诉全世界他们是中国多么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无罪。军涛家人聘请的辩护律师正是张思之。那时候可没有维权律师的队伍，张思之当时因六四也正在 接受审查，『不尊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支持六四学生闹事』、『发表含有政治错误的文章』、『讲课缺乏阶级观点』，都是罪名，为王军涛做辩护，无疑要把已经扣到头上的一顶顶 罪名做实。三月，张思之为军涛的辩词和我的两个长篇报道都选择在八十年代富有自由民主传统的香港镜报杂志发表，镜报六四之后也被中共当局多次点名。但是我 收到来自镜报的反馈是：『我们后悔报道王军涛，香港人对六四已经厌烦了，影响我们的销路了。』实际是老板在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诱惑之下准备转态了。面对如 此恶劣的政治和法律环境，张大律师舍己求真，凭借的难道只是勇气？

一九九二年最吸人眼球的鲍彤案进入法庭审理，鲍彤案的实质是要他代 共产党受过，要把六四屠杀的责任强加到反对开枪的赵紫阳这个大秘书身上。我采访了鲍彤夫人和女儿，她们告诉我为鲍彤聘请的律师是张思之。我非常激动，我知 道中国司法史上最丑陋又最华美的一章即将展开，鲍彤和张思之是最完美的组合，他们以正义和人性为剑，将与专制独裁的刽子手正面交锋，不管他们躲在密室里看 实况转播还是看录像。

张律师为我辩护，孰输？孰赢？

张思之在他专著后记 中，这样写到了我：『战到一九九四年，“败绩”又扩大了。我在高瑜“非法提供秘密”罪案中感受到了前此未曾经历的困惑。』作为当事人，我不尽认同。我认为 这是被强烈的情结蒙蔽了的一种苛求。就像他批评鲍彤的『当局者迷』，鲍彤在法庭陈述里要求法庭『不唯上，不唯书，唯客观就行。』张思之写道：『对于他的案 子，要求法官做到“不唯书”，可能；要求“不唯上”，又怎么办得到呢？哪个法官能判定这个案子呢？』鲍彤的苛求是对法官，张思之的苛求是对自己。

一 九九三年秋，奥运投票北京输给悉尼一个星期之后，十月二日我第二次被当局抓捕。第二年三月，我在安全局大红门看守所接到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以『为境外机 构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对我的起诉书，因为看守所拒绝提供任何法律文本，我根本不知道我是以重罪被起诉的。四月临近开庭，我见到张思之和牛炳宜律 师，临别张律师只反复说了三个字：『重点好，重点好。』我一直自己在解惑，是安慰我，还是让我有思想准备？在北京中院对我不公开审理的秘密法庭，两位律师 为我进行了无罪辩护，我为律师为我付出的巨大辛劳，感动无比，他们为证明我向办案人员交代的给香港镜报写的几篇时政评论不涉及国家机密，拿到法庭厚厚一摞 多达五十多份证据。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使法庭不得不接受。二审阅卷张律师发现这五十多份证据竟然一份也没有入卷，不知被搞到哪里去了。经过漫长七个月的等 待，中院以『本案证据尚需进一步查证』，先后两次退检察分院查证。十一月二日清晨，我从每天仅有的半个小时新闻广播中，听到副总理李岚清结束访美，明显是 无功而返，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复关”的最后努力泡汤了，我就要宣判了。』十日一早，我被拉到中院开庭宣判，令我大大惊讶的是我的家人没有出现在听众 席，我的律师张思之、牛炳宜也没有在辩护席，中国法律硬性规定，一切宣判都应该是公开的，这不是非法宣判吗！更让我惊讶的，法官宣读的判决书，认定检察分 院『指控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却给我改了罪名，将『反革命罪』里最高至死刑的『为境外机构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改为『公务员渎职罪』里的 『泄密罪』。此罪刑期最高七年，判了我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我在法庭上笑了，这弄得举着相机和闪光灯的法庭摄影不知如何是好。我认为两位律师为我的辩 护胜利了，他们正义的辩词击倒了强权，虽然强权耍赖，死不认输。

法庭宣判的闹剧一直扩大到庭外，不到中午，香港、美国、法国，世界各 地记者的电话就打到我家，问：『你妈被判6年，你有何感想？』儿子如实回答：『我还不知道。』儿子打电话到办公室问他爸爸，他爸爸也不知道，有意思的是我 丈夫打电话给张思之律师，张律师也不知道，由张律师向法庭求证，二十分钟之后回电：『是有这么回事』。二审由张思之律师和他的学生傅可心律师继续为我做无 罪辩护。

我有一件对不住张律师的事，一直埋在心里。一审法庭辩论，那位享有“杀手”之名的女公诉人，最后竟然求助审判长注意我六四的 表现，她说：『高瑜参加动乱、暴乱，是她今天犯罪的根源。』我予以痛斥，我说：『公诉人依据的是陈希同一九八九年六月八日向人大常委会做的那篇报告，将我 一篇优秀的新闻报道打成动乱、暴乱政治纲领，这是对我的政治诬陷。』二审之前，见到张律师和傅律师，我提出要起诉陈希同，张律师支持，说还要当我的律师。 九五年元月五日，我下到最边远的延庆监狱之后，就提出要起诉陈希同，监狱慌了手脚，让我家人给我做工作，刚下监我确实感到身心疲惫，我答应可以缓一缓，没 想到只不过四、五个月陈希同就垮台了。对张律师我算违约。今天我懊悔莫及的是张律师少留下一篇涉及政治学家严家其，并推翻陈希同『提出非程序权力更迭就是 倒邓保赵』，这样维护老人政治，诬陷八九民运的诉讼。

九五年，魏京生和王丹第二次被判重刑。我曾经给张律师写了一封信，想和他开开玩 笑。我说谁让您为我辩护得那么好，我要是被判个10年，20年，当局可能不至于那么急赤白脸马上再抓重犯，您大概也可以歇一歇，不用马不停蹄净办这种大案 要案，您太累了呀！结果信被狱警当面撕掉。

张思之的情结，也是人民的情结

一九九九年 二月十五日，农历除夕，我被『保外就医』。张律师来看我，送我不是一束，而是两束鲜花。十二月五日，又送我在台湾出版的专著《我的辩词与梦想》。这本著作 至今也是张大律师从业的精彩卓绝的记录和中国司法现状的缩景。张大律师没有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辩词，将王军涛『颠覆、煽动案』、鲍彤『泄密、煽动案』、魏京 生『阴谋颠覆政府案』、高瑜『泄密案』四个六四案放在最前边，这是他的六四情结，也是全中国、全世界善良的人的六四情结。八九民主运动是中共建国后规模最 大的民主运动，它连接了苏东巨变的链条，在中国却以六四大屠杀为终结。这个情结经过年复一年的积蓄，它已经把五七年反右运动，三年大灾害饿死三、四千万 人、十年文革，中国的另外三段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令当局防不胜防。对人民来说，争取民主自由的历史和专制制度对人的残酷迫害的罪恶不可分割。去年是张思 之律师从业五十周年，今年是他的八十华诞，正是这四段中国历史锻造出中国的大律师张思之。

一九五七年，张思之是北京市律师界被打中的 第一个右派，此后被强迫劳动改造十五年。三九冬夜，右派要干十余个小时的窖冰。张思之回忆：『有几位朋友一趟可以拉上四块到五块，千斤之重，我就差得远 了，每次只能拉上两块，四百斤。一趟下来，虽然气温不会高过零下五度，拉冰者都是汗流浃背、棉衣湿透、常能拧出汗水，收工寻火烤干，夜战再披。』

十 年文革之后的第四年，张思之成为北京市律师界的负责人，主管全市的律师业务，编写了《中国律师制度与律师实务》，是第一部律师业务专著，并主编了多种律师 培训教材。两案审理，是一次出色的律师实务。对于李作鹏的辩词，有两条是张思之顽强坚持下来的。一是律师认为『庭审活动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张思之 说：『这不是多余的废话。在我看来，庭审活动是否合法，律师有责任发表见解并请求法庭予以“确认”，从而加强律师制度对庭审活动应有的广泛的监督作用。』 二是对李案的判处应考虑他『早年的革命历史。』

张思之眼中，李作鹏与江青完全不同，『当时我的印象是，他无可奈何地接受这个结果了。 说一句比喻不恰当的话，这个人真的是个硬骨头，确实是一条好汉。所以廖耀湘是毁在他手下不是偶然的。在辽西战场，当时林彪并没有让他那样子打呀，一看当时 情况，啪，大麾这么一脱，管你是谁，林彪也不行，就是这样干了。讲这个，我要掉眼泪，真的，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步，不简单。』李作鹏还是破密码专家，『没 有我破译这个密码，想越过草地，门儿也没有。』这是李作鹏对张思之说的。张思之生动地记述了案结后会见李作鹏：『他微笑着，把手从棉衣袖筒里利索地抽出 来，说了这么一句：“你们的辩护，好比敲小鼓，可只是敲了个边 ，没敲到中心点上。”“呵，敲边鼓！能不能说具体点？”——我问道。这位年轻时专事破译密码的行家，脑子的确转的快，他并不正面回答，有点漫不经心地说： “不怪你们！”临到谈话结束行将道别时，他冒出了一句：“写了首诗给你。”我有点情急，想马上看，不料他却告诉我：“二十年后给你！”我无可奈何地答复 他：“那好，我等二十年”』

从敲边鼓到擂鼓芯 有声总是胜无声

二十年中，『敲边鼓』一说，一直让张思之联想到一曲著名的山西民乐『滚核桃』。乐手们把鼓槌扬起，击打得有声有色，但始终在鼓的边缘处滚动，并不触及核心，闭目静听，宛如许多核桃在滚动。『难道我们在“滚核桃”？』一直是张思之的自问。

八 七年 ，大律师为辽宁台安三律师被诬遭非法逮捕申诉、为广东电白百户渔民、为保定农民电力工程队担任诉讼，锤锤敲定鼓芯，赢得全胜。88年，他三上大兴安岭为亲 临火场指挥救火的『首犯』——图强林业局局长庄学义辩护。走出法庭，受到千人簇拥，高呼『人民律师万岁！』六四案，张思之在法庭上擂动鼓芯，是世界聆听之 声，他却自嘲是『屡战屡败』。军涛案闭庭之后，张思之哭了。他说：『我没有留后手。我哭我自己，主要源于我不得不、不能不在法庭上去维护一个我也说不明白 的“大局”，却无能来维护人民的法律不被曲枉。』

二00一年三月，是张思之和李作鹏约定的日子。从山西到北京，几经周折确定李作鹏在 北京安度晚年。中间人说：『李作鹏此人现在谁也不见，所以你们就死了心吧。』张思之说：『我不死心，请你告诉他，我是张某人，』电话打过去，李作鹏说： 『张某人，我见。告诉他我的电话』约来约去，约到5月16号。

《评律师》：尊敬公证人，天知无偏心；官方辩护词，和尚照念经；遵命防风险，明哲可保身；边鼓敲两下，有声胜无声。

这 就是二十年前李作鹏写给张思之的诗。李作鹏说：『你不要生气，如果是现在写，不会是这样。』张思之说：『你这里边，讲了我明哲保身，我说这个事情不存在， 因为我是官方派的，官方辩护词嘛，你头一句话就是这个嘛，我给官方办事情，我还需要明哲保身吗？』这个时候，陪同一块儿去的那个年轻律师插了一句：『我们 张老师不是那种人，他哪会明哲保身啊。』李作鹏大怒，『啪！』把张思之的大腿一拍：『明哲保身就不错，那么个恶劣的环境，能够做到明哲保身，容易吗？』

『两 案』充当官方律师的时代已经过去。『作为律师，我认为应当是一个天然的人权主义者。身处封建专制传统绵亘千年不衰的境地，“肉食者”的权利意识历来淡薄， 使用法律维护人权恰恰是律师的“正道”。 』六四之后，张思之这样说，也不畏艰险，一直这样走。冰点事件，全社会都听得到张思之大律师为中国的民主和言论自由擂动的法治建设的鼓声。二00六年三月 二十一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六届四次常务会通过并试行《关于律师办理群体事件指导意见》，张思之大律师着实愤怒了。他又一次擂击法治的鼓芯，他质问妄图驾 驭十三万律师的领导集团：『让我特别不安的是什么呢？你们说：正确处理这类案件对建设和谐社会至关重要。请告诉我，你们的和谐社会是什么？你们和谐社会的 蓝图是什么？什么叫和谐社会？如果是共产党人的话，就应该按照党章的规定，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没有让你们为和谐社会而奋斗。其次我们现在还要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只要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可能有和谐社会，因为你要专政，四项基本原则主要一条就是要专政。』

我热爱张思之大律师为中国 擂动的宪政和法治的鼓声，它给人民深刻的启迪和鼓励。我同样热爱童颜鹤发的他特有的穿成串儿的笑声，无论见面，还是在电话里，听到冰糖葫芦般的笑声，我都 感到由衷的愉快。那是曾经沧海、见识巫山的人才会有的爽朗、还带顽皮的笑声，那是一种永远的笑声。

何時才能有個「生平」？-趙紫陽逝世三周年祭/ 欲晓

何時才能有個「生平」？-趙紫陽逝世三周年祭 大陆·欲晓

趙紫陽叔叔離開我們已經三周年了。我相信許多人和我一樣懷念著他。

去 年《炎黃春秋》第七期刊登了前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的文章《國務院大院的記憶》，讚揚趙紫陽任總理期間國務院的優良作風，並刊登了一幀趙紫陽和田紀雲在河南 考察時的照片。一時間，人們奔走相告，競相購買這期雜誌。我家附近郵局的《炎黃春秋》幾天就被搶購一空，後來又從雜誌社購進七十冊，仍供不應求。賣雜誌的 姑娘指著雜誌封面上的要目對我說，「都要看這篇文章」。然後翻開雜誌，好奇地指著照片中的趙紫陽問：「他是誰？」

他是誰？趙紫陽 離開政壇不到二十年，在全國媒體對「趙紫陽」這個名字的全面封殺下，一代青年已經不認識這位改革開放的重要開拓者，也許更不知道這位前黨中央總書記被非法 軟禁了十五年。這真讓我為我們民族被強迫斬斷記憶悲哀。但田紀雲副總理的文章能夠發表，又讓我感到欣慰和驚喜，這是不是預示著堅冰正在被打破？

然 而，在我近日參加陶鑄伯伯百年誕辰紀念活動時，得知陶鑄紀念畫冊中一幅陶鑄和趙紫陽的合影竟然被中央有關部門審查時撤掉；紀念文集中一篇趙紫陽署名的回憶 陶鑄的文章也被刪除，而這篇《共產黨人的高尚品德》一九七九年就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過。這讓我很失望，感到不可思議，中央有關部門審查的標準究竟是什 麼？林彪的照片不是也陳列在國家級博物館十大元帥的照片中了嗎？

三年前紫陽叔叔辭世時，新華社報道趙紫陽送別儀式的消息是這樣寫 的：「在革命戰爭年代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趙紫陽同志在地方先後擔任過中共縣委、地委、省委主要領導職務；在改革開放前期，趙紫陽同志先後擔任過中央和國 家重要領導職務，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作出過有益的貢獻。在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中趙紫陽同志犯了嚴重錯誤。」

且不說該如何評價八九政治風波和趙紫陽的「錯誤」，文革中陶鑄被迫害致死是在一九六八年，二十多年後才發生了六四事件。趙紫陽與陶鑄的合影當然是在趙紫陽「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作出過有益的貢獻」的時期拍攝的。為什麼這樣一張歷史照片不允許登載呢？

確實，上述引文是新華社播發的新聞稿，不是中共中央為趙紫陽做的「生平」。這讓我進一步體會到三年前紫陽叔叔去世的時候，趙家子女為什麼那樣執著地要求中央為父親做一個「生平」。

二○○ 五年一月十七日老人去世，一月二十九日才舉辦了送別儀式，拖延了整整十二天。外界報道說，由於子女對「生平」不認同，導致喪事辦不下去。這是太不瞭解中國 的政治了。在中國的體制下，個人同不同意組織的結論毫無意義。但討論喪事，老人「生平」問題確實是個焦點，對話過程一波三折，如今回憶起來仍然耐人尋味。

「生平很快就可以拿給你們」

老人去世的第二天，一月十八日下午四點，幾個特殊來客進入了富強胡同六號。他們不 佩戴白花，重重的腳步透著居高臨下的威風，目不斜視，旁若無人，木然的臉上沒有一點對逝者的哀悼和對家屬的同情。在趙家人的引導下，他們到老人的遺像前草 草鞠了個躬，就坐進休息室。這四、五個人就是中央辦公廳Ｍ副主任、中辦秘書局Ｗ局長，一個處長，秘書以及記錄員等。

接著，就開始了辦理喪事的第一次對話。趙家出面的是雁南的丈夫王志華、五軍的妻子李娟娟。

王 志華原來是軍隊師級幹部，年輕有為。「六四事件」發生後，按照「中國特色」的幹部政策，他被送往國防大學「學習」，學業結束後「等待分配工作」，一掛就是 十年。他主動要求復員，成為沒有「單位」管理、沒有公費醫療等福利保障的布衣百姓。「六四」後，趙家兄弟被迫流亡海外，他和雁南始終陪伴在父母身邊，從中 南海到富強胡同，他們用親情溫暖著孤寂的老人。因此在辦喪事的分工中，趙家推舉王志華負責和「組織上」商談。

Ｍ先說：「趙紫陽同志去世了，關於喪事，你們打算怎麼辦？」

王志華沉穩地回答說：「我們在這裡住了十五年多了，我們家的事，什麼時候我們能自己說了算？這我們還不懂？」

Ｍ主任並不反駁王志華的話，訕訕地笑了笑，說，這些年中央的精神是喪事從簡，不要太鋪張等等。然後說：「喪事早辦，對你們好，對我們也好。喪事組織上承辦，希望你們配合組織。」

王 志華說：「我們希望父親的喪事辦得組織上滿意，家屬滿意，全國老百姓滿意。這應當是不矛盾的。既然是組織上辦，你們得先拿出個方案來，要不我們配合什麼？ 一個是悼念活動的規模，什麼人能參加。十五年了，許多想見父親的人和父親想見的人，你們都沒讓見。這是最後一個機會，我們希望讓想見父親的人和父親想見的 人都能最後見老人一面。還有一個『生平』問題，我們想看看。」

在中國，除了文革時期的非正常狀態，一般「組織上」管的人去世時，都會由所在單位寫一份「生平」，簡述逝者一生的主要任職，再給予一個評價，送別儀式上印發給前來吊唁者。既然趙紫陽的喪事由「組織上」承辦，當然要由組織上為他寫個「生平」。

趙家子女要求有這份「生平」。

Ｍ主任吭哧半天，終於說：「生平的事，你們怎麼想？」

王志華說：「這不是我們怎麼想的事。對父親，我們當然有我們的看法。他是個有六十多年黨齡的黨員，包括最後這十五年，佔了他生命中的很大一部分，組織上是不是應該對他有個說法？」

Ｍ憋了半天，強調說：「寫這個生平就繞不開六四，六四的事不能改。」

王志華說：「不管你怎麼寫，你要把生平拿來給我們看，看了再說我們的意見。」

Ｍ說：「生平很快就可以給你們看。簡歷部分如果有不準確的地方你們可以改，但關於六四，一個字也不能改。」

一月十九日，Ｍ主任等人上午下午各來了一次，說中辦決定在八寶山舉行一個遺體送別儀式，希望盡快把喪事辦了，希望家屬配合。如果要寫生平，六四結論不變，「六四是個事實。」

志華和娟娟針鋒相對地說：第一，生平不管寫成什麼樣，你拿給我們看書面的東西。第二，要寫上最後這十五年。十五年軟禁也是事實。

Ｍ說：「十五年的處理是組織決定的。你也是共產黨員，應當理解。」

這 話讓王志華激動了，時至今日，黨中央「組織上」什麼時候給趙紫陽做過「軟禁」的決定？他嚴正地說：「共產黨要講真理。父親至少給你們寫過十封信，抗議你們 剝奪他的人身自由，你們都不回話！去年八月二十一日，父親最後一次約見中辦就是你來的，他要求結束軟禁，要求會客自由。當時他說，對待不同意見的人，或者 你們說的犯錯誤的人採取軟禁的辦法，監視居住的辦法，開了個很壞的先例！這種情況繼續下去，就是終身軟禁！這是共產黨歷史上很不光彩的一頁！到他走你都沒 答復，是不是也要有個說法啊！」

對王志華的斥責，Ｍ主任不做聲。

生平是「辭典加處分決定」

一月二十日下午，Ｍ主任一行再來談。這是第四次對話了。

話 題依然不變，主要是談「生平」。Ｗ局長拿出一本《中國共產黨名人大辭典》來，這是上世紀八○年代出版的，記載著歷代中央委員的簡歷。Ｗ翻開一頁，上面有 「趙紫陽」的條目，內容是他的出生年月地點和曾經擔任過的各種職務；又拿出一本中共中央十三屆四中全會決議，翻開「對趙紫陽同志處分決定」，說，「要是寫 生平，就以這兩份東西為素材。」

王志華說：「你別和我說什麼素材，我不知道這一段加那一段是個什麼東西。既然素材這麼明確，你們就把它加好了，弄成一個完整的文字給我們看嘛！」

Ｍ說：「你看，寫生平繞不開老人的錯誤，老人已經去世了，重提老人的錯誤，對老人不好，對你們也不好。是不是就不要寫生平了？」

娟娟說：「只要實事求是，這不是對我們好不好的問題。」

Ｍ再說：「不搞生平，我們可以在送別儀式的新聞稿上適當增加一些對老人的恰當的評價。」

王志華回答：「老人去世，你們的報道加標點符號才幾十個字？八十五歲的老人，一年都攤不上一個字！送別儀式的新聞稿，你們也拿書面文字來讓我們看，不能你說恰當就恰當啊！」

「中央決定不作生平，不討論」

一月二十一日上午十點許，Ｍ主任一行人又來了。這是第五次對話。一開始，他就明確地說：「中央決定不做生平了，這個問題不討論了！」

趙家人站起來就要走：「不討論了你們還來幹什麼！如果是中央的決定，就請你給我們寫一個正式的通知。」

Ｍ很尷尬：「咱們還是要談談，要談談。」

王志華說：「短短幾天，關於生平你們有三個版本了，開始說很快就可以拿給我們看，後來是以辭典加處分決定就是生平，現在又說是決定不做生平了，你讓我們怎麼想！父親作為有六十多年黨齡的黨員，過了十五年軟禁生活，怎麼就沒個說法！」

對方說：「畢竟紫陽同志情況特殊，和其他人不一樣……」

王志華追問：「不同在哪裡？是官不夠大？黨齡不夠長？」

這時，Ｍ主任說：「唉呀，你別老說十五年了。做為一個普通黨員，國家給了他那麼高的工資，那麼好的待遇……」

十 幾年來，對老人的境況趙家聽到過各種議論，卻頭一次聽到竟然還有人羡慕老人的工資！王志華對Ｍ主任說：「對呀，你可以都寫進去！寫上作為一個普通黨員，組 織上給了他很高的工資，很好的待遇，就是沒給他普通黨員的自由！你還可以寫上對他有六條規定，他執行得怎麼樣？都寫上嘛！」

六條 規定是一九九二年喬石來宣佈審查結論時通知的，內容有：不許到人多的地方比如公園去；不許到沿海地區以及敏感的地方去；不許接見外國記者；可以去北京醫院 看病……等。除了這些限制行動自由的明確條例，我順帶說一下，趙紫陽是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一九九○年至一九九二年的三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他都沒有出席 大會。聽到新聞發言人回答記者提問時說他「請假」，他對家人說：「我可沒請假，將來這也是個事兒。」從一九八九年到二○○四年，十五年間召開了三次黨的全 國代表大會，換了三屆人民政府。按照黨章和憲法，至少進行了三次基層黨代表選舉和三次基層人民代表選舉。但這位共產黨員卻從沒有參加過一次黨代表選舉；作 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他沒有得到過「選民證」，沒有在人民代表選舉中投過一次「莊嚴神聖的一票」！是誰非法剝奪了他的公民權？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 法，趙家人能不能起訴當事人？

一月二十二日上午，除Ｍ主任外，還來了一個中辦人事局Ｈ局長，據說他是中直機關黨委副書記，趙紫陽八月二十一日和中辦談話時他也在場。

談了骨灰暫厝地點之後，又回到「生平」的問題，還是各說各的。Ｍ反復強調三句話：第一是中央決定不搞生平，第二是以適當的方式搞治喪活動，第三句是會給老人一個恰當的評價。

趙家堅持一定要有個生平，對一個老同志、老黨員，應當有。對第二、第三句話，即對「適當的治喪方式和適當的評價」，我們需要事先有個瞭解。

中辦的人反復表示希望儀式盡快舉行，甚至問：「如果不作生平，會不會影響送別儀式的舉行？」他的意思明顯地說，如果在不作生平的情況下開送別會，家屬會不會不參加？

王志華說：「喲，我還真沒想過。這事有聯繫嗎？我們目前的想法就是組織應當為老人作個生平，我們認為這很重要。」

Ｍ說：「你再考慮考慮，中央已經做了決定，我們還是要執行中央決定。」

王志華說：「第一，這個事不是黨員執行組織決定，服從組織紀律的事；第二，子女當中有人從來沒入過黨。」

「不寫生平是底線」

一月二十三日是一個星期天，老人辭世第七天。Ｍ主任來進行了第七次對話。

這一天，來人刻意要緩解前幾天的對立緊張情緒，增加一點溫情。Ｍ先說：「組織上對你們母親很關心，今後，只要老太太在世，這個房子還是你們家住，醫療呀，其他工作人員呀，都不變。她還是中組部管的老同志嘛。」

王志華說：「謝謝組織的關心。我們都自立了，有能力照顧好母親，只要按照規定保證母親的醫療，我們沒什麼其他要求。」

Ｍ主任再說：「關於骨灰，組織上同意你們先放在家裡。今後怎麼處理再和組織打招呼。」

Ｗ局長幫腔說：「你看，我們不是很快就達成協議了，對你們沒有什麼限制嘛！」

娟娟反駁：「你不要這麼說。正是因為你們的安排我們不能接受，才決定把骨灰放在家裡。」

Ｍ繼續說：「關於什麼人參加送別會的問題，家屬呀，生前友好呀，都可以來，其他人，只要你們提供名單，我們會盡量讓你們滿意，馬上通知他們。」

最後，又回到寫「生平」問題上。Ｍ主任說：「為什麼我們前面要說這麼多呢？就是為了咱們討論生平問題。」

王 志華：「你的意思是交換？這是兩回事嘛！關於這個問題，彼此的意見相互都很清楚了。你的意見，一是生平不寫，二是搞一個適當規格的喪事，三是給恰當的評 價。我們的意見，一是老人從入團算起，參加革命七十多年，組織上應當有個結論；二是對你們說的喪事的適當規格和對老人的恰當評價，我們要知情，不是你說恰 當就恰當了吧！雙方的觀點不是沒闡述清楚，而是解決不了。」

最後，Ｍ急了：「告訴你，不寫生平就是底線。」

王志華回敬他：「你要是這麼說，那我也告訴你，要求寫生平也是我們的底線。現在兩個底線碰在一塊了，你看怎麼辦吧！」

談話再次陷入僵局，兩位來客愈發顯得焦躁。

王志華說：「我看咱們不必再討論下去了。我們已經談了七次了！還是找一位更高層的領導、也許有更高的政治智慧的領導，來幫助我們解決這個問題吧。」

幾天的商談沒有一點進展。趙家子女們越來越體會到，為趙紫陽作一個生平是當局難以跨越的坎兒。還有什麼辦法能打破僵局呢？有人建議就寫一個簡歷，寫明什麼時間擔任什麼職務，至一九八九年六月擔任黨中央總書記為止，不附加評價。但這個建議仍被當局否定了。

「生平和新聞稿是不一樣的」

一月二十四日晚上八點，中辦派車把趙二軍和王志華接到中南海的一個會議室，主持這次對話的是中央辦公廳常務副主任Ｌ，他年輕精幹，談話用詞準確，思路清晰。

這次談話雙方開誠佈公，可以說談得很透。

Ｌ主任先說：「紫陽同志去世已經八天了，現在送別儀式還沒能舉行，很多事定不下來，我們就不能給中央寫報告。再拖下去，我們的壓力很大，你們的壓力也很大。」

二軍說：「我們沒覺得有什麼壓力。」

Ｌ 主任繼續說：「坦率地說，我們有個不可逾越的問題，即十三屆四中全會決議。不管是生平、簡歷還是其他方式，這都是不可繞過的。我們決定簡歷、生平都不搞 了。用發新聞稿的方式，對紫陽同志一生的工作，包括改革開放前期的貢獻給予一定的肯定。但是新聞稿也要提到四中全會的結論，因為這個結論是中央全會做的， 不提這個結論，沒有辦法向全黨交代。」

他一再說：「做生平和發新聞稿是不一樣的，你們聽明白沒有？」

王志華還是重復自己的意見。他說：「對六四，老人至死都沒有同意對他的處理結論，他多次向中央申訴。我們子女也和老人的看法一樣，我們相信歷史一定會對六四有個公正的結論。」

Ｌ主任不接話茬，也不反駁。

王志華繼續說，「第二，十五年的問題。老人多次說過，對不同意見的人，或者你們說的犯錯誤的人採取軟禁的辦法，監視居住的辦法，開了個很壞的先例！黨的紀律處分裡有軟禁這一條嗎？刑法裡有軟禁這一條嗎？何況是軟禁終身！對這件事是不是應該有個說法？」

Ｌ仍然只聽不答。

「第三，黨組織給一位老黨員辦喪事，沒有生平，甚至簡歷都沒有，這在黨的歷史上也是史無前例的。這種做法會帶來什麼反應？」

Ｌ冷靜地聽著，委婉地說在新聞稿裡會增加關於趙紫陽所做貢獻的文字，「相信你們看了會比較滿意的。」

二軍激動地說：「現在死個小貓小狗都要有個說法啊，何況對一個老黨員！連個生平都沒有，還談什麼滿意不滿意！」

Ｌ則反復說，這不是我們能解決的。「希望你們能體諒我們的工作層面，我們的壓力也很大……」

他反復強調：「生平、簡歷和新聞稿是不一樣的，你們聽明白沒有？志華，你聽明白了沒有？二軍，你聽明白了沒有？」

Ｌ不是用上級要下級服從組織決定的態度來談喪事問題，而是通過懇切的言辭，竭力表示這個做法是當局費了一番思考才做出的決定。

話說到了這個份兒上，為了父親早日安息，趙家同意盡快為老人辦喪事。

中 辦負責人終於鬆了口氣。然而後來在送別儀式的具體時間、發放訃告的範圍和辦法、會場佈置、懸掛輓聯等等問題上，趙家人仍遇到了種種阻礙。一個一個問題扯 皮，一個一個細節較勁，讓趙家人心生怒火，疲憊不堪。這其中暴露出來的國家機關某些工作人員媚上欺下的作風、面對真理的膽怯我就不在這篇文章中贅述了。

一月二十九日趙紫陽出殯，送別儀式還沒結束中央電視台就播發了新華社的新聞稿。

海外評述關注了新聞稿這個形式，但似乎都沒有領會箇中奧秘。

現 在，從我不厭其煩地詳述新聞稿的出籠過程中，各位讀者聽明白了嗎？我的理解是，第一，發佈新聞稿不是當局的敷衍塞責之舉，而是深思熟慮之策。新聞稿名義上 的發出單位即責任主體是新華社，因而它不是正式的組織結論。中央迴避為趙紫陽作生平。這個舉措最重要的政治含義在於：十六屆黨中央沒有給趙紫陽蓋棺論定！

Ｌ主任強調「繞不過去」的十三屆四中全會決議，給趙紫陽的定性是「犯了支持動亂、分裂黨的錯誤」。可是在所有官方文字中，「六四動 亂」早已替換成「八九政治風波」，既然「動亂」不存在，何來「支持動亂」？越來越多的民眾質疑：黨的總書記在會議上公開表達自己的意見何以成了「分裂 黨」？十六屆黨中央沒有重復前任中央對趙紫陽的誣衊不實之詞，也就沒有給自己背上政治黑鍋，顯然這是煞費苦心的明智之舉。

第二，儘管這個新聞稿的發出主體是新華社，但從形式到文字內容都是出自中央的慎重推敲。肯定趙紫陽在漫長的革命生涯特別是改革開放前期做出了貢獻，也應當是中央的評價。因此，封殺趙紫陽的名字、禁止談及趙紫陽功績的一切做法，可以認為都是違背中央精神的。

到 二○○八年，中國走上改革開放道路整整三十年了，據說中央正在籌備隆重的紀念活動。當年，圍繞真理標準的討論使當時的黨中央認真踐行實事求是的原則，這才 有了改變中國歷史命運的三十年。回顧改革開放的功績，總結改革開放的經驗，能繞開胡耀邦、趙紫陽這兩個輝煌的名字嗎？

十六屆黨中央迴避對趙紫陽作出科學公正的結論，那麼，十七屆黨中央呢？

我們期待趙紫陽早日得到一個能夠永載史冊的「生平」。

二○○八年一月十七日

郭罗基：我与耀邦

转自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网站 2005-06-19

念耀邦
有人，生命象一滴水，很快就被历史蒸发得无影无踪。有人，生命象汩汩流水，流入田野，滋润大地，激发和养育了更多的生命。胡耀邦就是流水。当他的生命之歌休止的一刻，田野里的小草、小花顿时感奋起来、挺拔起来、活跃起来。有限的生命变成无限的活力；一时的作为赢得永恒的价值。
去年4月15日，传出胡耀邦逝世的消息，好象一声号令，中国人民尤其知识分子更尤其青年学生，同声哀泣、同步深思、同时化悲痛为力量，高唱国际歌、高唱民主颂、高唱改革进行曲。
耀邦不畏艰险为别人平反冤、假、错案，他自己却在沉冤中离开了人间。他当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时，顶着两个“凡是”的风浪，提出两个“不管”：不管是什么时候定的案，不管是什么人定的案，定错了都可以翻。他公布过一个数字：各种冤、假、错案的总数约有4千多万人（包括“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按4口之家计算，株连所及就是1亿6、7千万人，相当于欧洲几个大国的人口总和。这也是中国的世界之最。世人遐想过矮人国、女儿国、君子国，还没有人描绘过实实在在的冤民国。这1亿6、7千万曾为冤民国中人，怎能不感念耀邦！他为别人申冤，别人也必定为他申冤。冤从何来？不能不使人想到中国的民主问题；追求民主，又不能不使人想到反对民主的腐败势力。根本不需要每秒几亿次的电脑，再迟钝的人脑，按照上面的程序，即使每小时一次，胡耀邦逝世的当天就能算出正确的结论来了。那天，还有人算出：“胡耀邦一死，郭罗基不得翻身了。”可见这位下台总书记对我关系重大、命运相通。哀哉中华，折了民主旗手；念我自身，痛失良师益友。忧思难忘，夜不成眠。第二天一早，到鼓楼发了一份电报：

“北京 中共中央
沉痛悼念耀邦同志逝世。一个富有理性而又热情奔放的为中国的现代化和改革事业献身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请向他的家属转致慰问。
郭罗基
1989年4月16日”

过了几天，传达下来邓小平的一个讲话，其中说到：“有人就是要为他（指胡耀邦）争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老实说，不够格！”我心里一怔，莫非说的是我？后来得知，北京一批对中国的“讣告学”有研究的朋友，确是在为他争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倒是无意，只因为我还不知道人死了也是要分等级的：什么“优秀的”、“杰出的”、“伟大的”是不能乱用的；什么“革命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也是要听候敕封的。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里，总是按生前的身分确定死后的谥号，阴阳两界均有不可僭越的“礼”。共产党人起事的时候，都是反对等级制度的。不料在自己建设的新社会中仍然摆脱不了等级秩序，而且也要带到阴曹地府。1987年12月9日去世的我的朋友、历史学家黎澍，也是老干部，有资格进入八宝山的。他曾预为之谋，嘱咐家人，死后不要把他送到八宝山。他说：“那里面的死魂灵，有的生前就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他们。我不愿意加入他们的等级社会。”耀邦有知，他本人当然不会对八宝山的等级社会感兴趣。为死人争头衔，不过是活人之间的较量罢了。1975年12月，康生死了。在众多的头衔中有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美称。虽然康生没有留下任何理论著作，还是慷慨地给了他一顶桂冠。不到一个月，周恩来去世，却没有享受“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待遇。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时候，人们在悼念文章中还在为他争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大权在握的“凡是”派坚持要删掉，说“这是原来的悼词中所没有的”，而悼词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三次的”。按照两个“凡是”的逻辑，这就触犯了天条。因此汪东兴责问《人民日报》负责人胡绩伟：“你们是不是想重写一篇悼词？” 人民爱戴的领导人，为他争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可得；反人民的家伙康生之流，轻而易举地当上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可见，这种官方“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东西！胡耀邦逝世后与周恩来逝世后的情景何其相似，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大规模的抗议性悼念。后来发生的事情，全世界都震惊了。事过一年，迟至今日，我才得以平静地追忆往事，表达对耀邦的怀念之情。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慨叹：“吟罢低眉无写处”。此时的我，写还是可以写的；有处可写，无处发表。趁现在记忆清晰，写下来留作晚年思考一生的参考吧。

第一次

我第一次知道胡耀邦的名字是1952年。那时，我在无锡市当团委书记；他接替冯文彬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是我的上司的上司。我把他当作敬而远之的人物，没有想到后来竟成为平生知音。
我第一次见到胡耀邦是1956年。那时，我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他在北京大学的大饭厅作报告。50年代，常常有中央首长到北大作报告，讲了什么都不记得了。几十年后还记得耀邦这样讲过：“一个人朝气蓬勃而犯了错误，比躺在地上不犯错误的人强，因为他总是在前进。”耀邦本人就是朝气蓬勃的，讲起话来手舞足蹈，还在台上转圈，不时引起哄堂大笑。耀邦要大家学好外文，说象他这样的“土包子”连外国人的名字都记不住。当时的巴基斯坦总理叫苏拉瓦底。“苏拉瓦底，苏拉瓦底，输了挖底（打扑克术语），好，记住了！”这一下把人笑得前俯后仰。我和许多大学生一样，觉得在心灵上和胡耀邦很亲近。再一次重逢，竟是22 年之后的1979年了。
我和耀邦的第一次交往是在理论工作务虚会期间。

聚首理论工作务虚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而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问题很多。涉及和“凡是”派的争论，叶剑英建议在会后开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继续讨论。胡耀邦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就是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理论工作务虚会的成员，先是由新闻、宣传、理论、文化、教育各界提名单，汇集中共中央宣传部。我有幸被列入耀邦圈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参加者的名单。与会者100多人，分成6个组。我所在的第三组，周扬是召集人。1979年1月 18日，胡耀邦作《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报告。久违了，虽然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但虎虎生气不减当年。他讲到如下一段话，喜形于色：
“我们的理论宣传队伍，在这两年中发生了可喜的变化。这支队伍在战斗中前进，进步是很大的。特别令人高兴的，是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涌现了一大批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善于思考问题，敢于发表创见的闯将。这两年的思想理论战线并不平静，有过那么几次风浪。这些同志在斗争中冲锋在前，不愧为思想理论战线的前卫战士。他们敢于实事求是，破除迷信，顶住种种非难和指责，不怕飞来的帽子和棍子。他们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抓住真理，所向披靡，敢想敢说敢干敢闯。这种无所畏惧的彻底唯物主义精神是非常可贵的。这一批优秀闯将的出现，增强了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力量，是一个了不起的收获。”
耀邦用了那么多美好的字眼来称道的理论“闯将”，谁知后来被称作“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一个个都遭到灭顶之灾，他本人也落得个纵容包庇的罪名。
耀邦是个容易动情的人。讲到愤慨之处，他挥舞着拳头：
“……冲破一切‘禁区’，打碎一切精神枷锁，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理论专制主义、理论恶霸作风。”
“理论专制主义”、“理论恶霸作风”，这是胡耀邦的创造性提法。理论战线上确有专制主义、恶霸作风，但专制主义、恶霸作风当然不限于理论战线上。
会议是在北京科学会堂的报告厅举行的。耀邦讲完最后一句话“希望大家踊跃发表意见，努力把这一次在伟大转变中召集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好”，就请坐在主席台上的人讲话。他特别向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打招呼：“老部长，请你讲讲。”我仔细一看，那不是陆定一吗？确实就是“文化大革命”前坐镇中共中央宣传部20多年的“老部长”。他那呆呆的模样，和“文化大革命”前的精明强干大不相同，几乎认不出来了。陆拱拱手，表示不讲了。我和陆定一以及他的夫人严慰冰是无锡老乡。后来严慰冰告诉我：“那时定一刚从监牢里放出来没几天。刚回到家里，脚上袜子都没有。在里面，被吊起来打……”她是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初，第一个被抓起来的“反革命分子”，也度过了10多年漫长的牢狱生活。她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引用李密《陈情表》中的几句话来形容自己：“发苍苍，视茫茫，齿牙动摇。” 这些老共产党员没有想到会坐共产党的监牢，也没有想到共产党的监牢如此厉害。
理论工作务虚会是解放思想的核爆炸，震动京师，远播四方。从真理标准的讨论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再到理论工作务虚会，思想解放运动步步升、节节高。耀邦是真理标准讨论的发起者、推动者、支持者。耀邦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升为政治局委员。耀邦又是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组织者、领导者。如果还承认粉碎“四人帮”以后有一个思想解放运动的话，那么胡耀邦功不可没。

特殊关系的开始

理论工作务虚会期间，开始了我和耀邦的特殊关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过，我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思想要解放，理论要彻底》。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凡是”派纷纷检讨。《红旗》杂志是“凡是”派把持的阵地，一直抵制真理标准的讨论。严家其、张显扬等看了我的那篇文章后出主意，叫我把它交给《红旗》发表，试探一下，他们是真认错还是假检讨。《红旗》主编熊复收到了稿件既不说“发表”也不说“不发表”，把球踢给了中央宣传部长胡耀邦。根据以往的经验，文章交领导审查总是凶多吉少，大家都担心会被“枪毙”。
我这篇文章是批评毛泽东的。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我的一位朋友来家闲谈。我说：“我要写一本书，题目是《人怎样变成了神？》”她心领神会，说：“你趁早别写了，写了也没人给你出版，弄不好还要当反革命。”我说：“我写了可以留给儿子，儿子还有儿子，总有一天可以出版。”1977年3月，华国锋、汪东兴搞了一个五号文件，还要严厉追查所谓“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革命罪行”，在全国各地抓人、杀人。我的那位朋友找上门来关切地说：“你的书千万别写了，免得惹是生非。”仅仅过了一年，既然十一届三中全会可以为彭德怀平反，那么就是证明反对彭德怀的毛泽东不正确。我也不必写了书留给儿子了，而且连写书都来不及了。我立即动笔写文章，批判对毛泽东的“造神运动”。我用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毛泽东说：“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这一点是否适用于毛泽东本人？如果说不适用，那么毛泽东思想就不灵了。如果说适用，那么不能禁止谈论毛泽东的过失。我希望在对待毛泽东的态度问题上，把当时正在进行的实践是真理的标准的讨论向前推进一步。毛泽东的言论也要用实践标准来检验，区分正确与错误。所以文章中说：“这个问题不解决，实践标准不能贯彻到底，解放思想也只能停留在半路上。”
过了几天，传来耀邦的意见，他说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同意发表。我们几个难兄难弟喜出望外。他看了三遍，亲自作了修改。在中国的领导人中，往往是自己的文章叫别人来动笔；象耀邦那样自己动笔修改别人的文章，确实不多见。他还请朱穆之（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再看一遍。朱穆之又提了一些意见，交我本人修改。文章发表在《红旗》1979年第3期上。人们注意到这篇文章和《红旗》历来的调子不同。有人还把它分页贴在西单民主墙上。香港《大公报》以“《红旗》找到了真理标准——第三期载文论述正确对待毛主席问题”为题，发表了一篇“本报特稿”。其实，这是胡耀邦的意思，决非《红旗》的本意。《红旗》直到1986年第6期寿终正寝，一直没有找到真理标准。
耀邦的长子德平告诉我：“您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父亲说他考虑了很久才决定发表。”德平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的时候，我给他们年级讲过哲学。他是高干子弟中少数几个没有傲慢态度的好学生之一。后来他在党内的地位比我高，但见了面还是恭而敬之地喊：“老师！”
不久，耀邦又批评了我的这篇文章。这就怪了。
理论工作务虚会在邓小平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之后，改变了原定计划，草草收场。接着，对理论工作务虚会产生了种种非议，直到后来把它说成“资产阶级自由化之源”。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刚刚讲过：“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的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要重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1979年3、4月间，北京盛传“有三篇文章出了问题”，甚至又沿用往日的词汇，称之为“三株大毒草”。一篇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3月8日同时发表的陆定一的《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文中有这样两句话：“彭德怀同志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意见书’是正确的。错误的不是彭德怀同志，而是反对彭德怀同志的人。”据说，只能讲彭德怀是正确的，不能讲反对彭德怀的人是错误的。陆定一这样讲了，就出了问题。这也不难解释，因为反对彭德怀的人除了毛泽东以外，还大有人在。但是，要说成“彭德怀是正确的，反对彭德怀的人也是正确的”，这就必须修改普通逻辑学教科书，否则难以成立。另一篇是《人民日报》3月9日发表的短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提法》。据说，因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提法是毛主席讲的，不能妄加非议。还有一篇就是我写的《思想要解放，理论要彻底》。据说，这篇文章讲的“理论要彻底”就是彻底否定毛主席。有的省，在省委扩大会议上点名批评这三篇文章。在一次新闻工作会议上，耀邦也提到这三篇文章有问题。胡绩伟是耿介直言之士，马上顶撞他：“陆定一的文章是我和杨西光作主，没有通过你。另外两篇文章都是你看过的。郭罗基的文章你亲自作了修改，还说写得好。如果这三篇文章有问题，我和杨西光两个人负责一篇，你一个人要负责两篇。”耀邦笑呵呵，无话可说。只有象耀邦这样具有民主风度的上级才经得起顶撞；也只有象胡绩伟这样忠诚正直的下级才敢于顶撞。“四人帮”时期，胡绩伟和王若水因为讲了真话被打成“《人民日报》反动势力的代表人物”。在耀邦手下工作，胡绩伟经常大胆放言。一个是中宣部长，一个是《人民日报》总编，他们配合默契，以至人们调侃说他们是“拉二胡”。我敬佩胡绩伟的直率，不过在这一点上缺乏深思。耀邦自己同意发表的文章为什么又加以否定？第一，不至于如此健忘；第二，又并非嫁祸于人；第三，必有难言之隐。从这件事情开始，我注意观察耀邦，我认为有时他的嗓门里发出来的是别人的声音。
从此，耀邦和我建立了一种颇为特殊的关系。他对我很赏识，甚至对人讲过“才华横溢”之类的话。在某种压力下，他又来批评我；批过之后就保护。当泰山压顶的时候，他又不保了。我倒了大楣，他则表达深情的关怀。

否定了三个“否定”

张志新事件的公开揭露，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
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张志新，因为在党的会议上批评林彪、江青，反对“文化大革命”，先是被判无期徒刑，后又处以死刑。在关押期间遭轮奸，临刑前还被割断了喉管。真是吓人听闻的暴行！辽宁的《共产党员》月刊报道了张志新的事迹，《人民日报》决定转载。当时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们都表示反对，理由无非是什么“给党抹黑”之类。干了卑鄙龌龊的事情没有关系，但不能说、不能写；好象本来还不“黑”，一揭露就抹上了“黑”。耀邦在中央宣传部力排众议，支持《人民日报》转载，还说：“张志新是当之无愧的刘胡兰式的英雄人物！”共产党员刘胡兰是被国民党杀害的，而“刘胡兰式的英雄人物”张志新却是死在共产党的屠刀之下。近百年来，中国大陆所上演的戏剧，不断变换脸谱，但老是重复同样的情节。只是苦了人民！
《人民日报》转载以后，全国哗然。各报刊发了大量的文章，评论张志新事件。我应《光明日报》之约，1979年6月24日发表了《谁之罪？》一文，进行愤激的控诉：
“法国大革命时代的革命者米拉波，在专制制度的监狱里受到了锻炼，成为著名的演说家。坚强的共产党员张志新，是在挂着‘无产阶级专政’招牌的专制制度的监狱里受‘锻炼’的，可是，中国非但不允许她成为演说家，而且被堵上嘴巴、被割断喉管、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所发生的事情，竟低于 18世纪法国的历史水平，却胜过中国历史上反动派镇压共产党人的残忍。在反动派的法庭和刑场上，共产党人还可以唱《国际歌》、喊‘共产党万岁’！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刽子手更加害怕真正的共产党员所发出的真理的声音。这是超级专制主义、超级法西斯主义的一个铁证。”
文章的最后，我写下了理性的沉思：
“既然张志新是无罪的人，那就一定要谴责、惩罚真正的历史罪人；既然张志新是无罪的人，那就一定要改造把无罪的人搞成罪犯的社会环境；既然张志新是无罪的人，那就一定不要再让无罪的人成为惨死的张志新。”
文章发表后，反响之强烈出乎我的意外。《光明日报》驻昆明记者站站长王茂修对我说：“洛阳纸贵，洛阳纸贵，边城都轰动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著名演员周正在中山公园朗诵《谁之罪？》，博得阵阵掌声，电台又再次重播。许多朋友和张志新的亲属都来向我表示感谢，说我代表他们讲出了心里话。我的邻居、美学大师宗白华老先生说：“这是人人心中所有，而又人人笔下所无。”过奖了。但对这篇文章的抨击也出乎我的意外。有人说，凭这篇文章就可以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光明日报》为了表示对我的支持，从两千多封读者来信中选出若干，以《广大读者支持<谁之罪？>》为标题，登了两个半版。北大经济系的萧灼基（那时还没有成名）给我的信中说：“如果追究《谁之罪？》的作者，我甘愿陪绑！”编者可能认为“陪绑”太刺激，改为“奉陪”。天津煤气公司的一位读者也说：“如果追究郭罗基，我愿奉陪。”中央宣传部的办公厅主任戴云，果真要追究。他在部务会议上对我罗列了三条罪状：第一，否定文化大革命；第二，否定伟大领袖毛主席；第三，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在当时的中国可称弥天大罪。北京对付我们这些理论界的“自由化分子”，好象采用打篮球的“人盯人”战术。这个戴云就是专门盯住我和李洪林的，他十分注意我们两人的动态。他得了鼻咽癌，发现后不到一个星期就死了。朋友们为我和李洪林庆幸，其实不值得高兴。戴云死了，又会有张云、李云，反正都是人云亦云。耀邦听完戴云的起诉，只说了一句：“有那么严重吗？”轻描淡写地把他的三个“否定”都给否定了。后来，否定“文化大革命”成了官方的态度，而且唯恐不力，还要加上“彻底”二字。不是早就说我“否定文化大革命”了吗？非但不算功劳，仍然抵消不了“自由化”的罪名。1980年8月，邓小平提出的改革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我1979年6月提出的社会主义条件下还要改造社会环境不是一个意思吗？邓小平讲了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我讲的还是“否定社会主义”。我在《谁之罪？》这篇文章中对毛泽东的批评，确实要比《思想要解放，理论要彻底》更激烈。耀邦否定了戴云的批评，实际上也否定了他自己不久前说我“彻底否定毛主席”的批评。可见，耀邦对那篇文章的批评决非他的本意。
不是自己想说的话为什么要说？周恩来临终前讲了一番话。邓颖超说，这是永远不能告诉任何人的。周恩来自己想说的话永远不能告诉任何人，而自己不想说的话又不能不说。分析和评价这种现象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很难简单地说对还是不对、好还是不好。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说，他在采访红军将士时，只能听到“我们”干了什么，听不到“我”干了什么。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培养了一种群体意识，化小我为大我，个体自觉地作为群体——党和红军的体现者。由此发扬光大，个体作为社会、人类的体现者，这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另一方面，“党说”如同“佛说”，党的意志扼杀了个人意志，也干出许多荒唐可笑的蠢事。我自己深有体会。1957年，我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当支部书记，因不同意把同班同学沈元打成“右派”，被指责为“思想右倾”，即使思想不通，还要按照党的意志检讨自己。1959年，我因反对大跃进的浮夸风而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受到批判，也是思想不通，又按照党的意志作违心的检讨。周恩来、胡耀邦都是人品很好、党性很强的人，同时也是违心的话讲得很多、内心很痛苦的人。他们至死没有摆脱这种痛苦。原因就在于，他们总是极力用“我们”来代替“我”；把“我”消融入“我们”。什么是“我们”？无数的“我”才形成“我们”，“我们”不应当排斥、压抑、扼杀“我”。我在1959年以后逐渐脱胎换骨，摆脱了这种痛苦又陷入另一种痛苦。当运用“我”的头脑进行独立思考，维护“我”的人格尊严，决心不再作违心的检讨时，总是和一种强大的力量发生对抗，历尽坎坷，至今还被目为“自由化分子”。我因不讲假话而拯救了自己的灵魂。但我的好意常常被当作恶意，付出的爱得到的回报是恨。这难道不也是一种痛苦吗？

“胡耀邦保了郭罗基”

我认为，真理标准的讨论必须继续前进，步步深入。除了对待毛泽东的态度问题以外，还有一个重大问题。《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凡是”派人物吴冷西反对的理由之一就是：“这是政治问题，不能讨论，根本不应该提出这个问题。”当时的反驳说：这是哲学问题，为什么不能讨论？似乎默认了政治问题就不能讨论。政治问题为什么不能讨论？1979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的《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反对者回避主题、转移视线。我主张不能因发表所谓的“反革命言论”而抓人，于是就说这篇文章是为刚判刑的魏京生辩护的。北京城里议论纷纷，有的诅咒，有的欢呼。我在 1979年一连发表了三篇“有争议”的文章，从此，我也成了“有争议”的人物。
当天下午，耀邦给胡绩伟打电话，问：“你们发表郭罗基的文章是不是为魏京生辩护呀？”
胡绩伟说：“这篇文章是9月份写的，那时魏京生还没有判刑，怎么谈得上为他辩护呀！”
我写文章的主观意图不可能想到为魏京生辩护，如果看起来象是为魏京生辩护，只能说是撞在我的枪口上了。为魏京生辩护的事也是有的，但不是这篇文章，而是随后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我还向主席团递交了一个声明，对法院的工作报告表示不信任，最后投了弃权票。为魏京生辩护又怎么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任何公民可以充当被告辩护人，判决生效后任何公民可以代理提出申诉。不许辩护和申诉，不可能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使辩护和申诉的内容错了，公民的权利是无可指责的。法律的条文是有了，但国人缺乏相应的法律观念，好象为犯罪者辩护也是犯罪，至少是立场有问题。农民的儿子胡耀邦，在这一点上也缺乏现代意识，为某些庸人的偏见所左右。
谈了几句，胡绩伟觉得耀邦的说法有点离谱，就问：“你看过这篇文章没有呀？”
耀邦很老实，答道：“啊呀，我还没有看过。”
“你没有看过怎么能提意见呢？”
“好，好，好，等我看过以后再说。”
我相信，耀邦一定会看的。胡绩伟告诉我，以后他没有“再说”。倒是别的领导人，同样也根据传说批评，一直断定我的这篇文章是鼓吹“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这样的领导人有威而无信。不管耀邦有什么缺点，他是一个真诚的人，因而显得可敬可亲。人民宁可听有缺点错误的真诚的实话，不愿听滴水不漏、天衣无缝的虚假的谎话。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央干部大会上作《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其中有一段话：“现在不是讲什么这样那样的问题可以讨论吗？可以讨论，但是，在什么范围讨论，用什么形式讨论，要合乎党的原则，遵守党的决定。”当时我在昆明参加学术活动。传达时，人们一听就说这是针对我的《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讲的。回到北京后，朋友们还告诉我，这个由胡乔木起草的报告，本来是点我的名批评《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讲稿放在邓小平的桌子上，他的家人问：“你看了郭罗基的文章了吗？”
答曰：“没有。”
她说：“没有看人家的文章怎么能批评呢？”口气和胡绩伟对胡耀邦的讲法差不多，可见这是人之常理。所不同者，不是下级对上级。对方的反应也不同。
邓小平说：“那你去看看，有什么问题。”胡耀邦是：“等我看过以后再说”；邓小平是肯定有“问题”再去看，而且自己不看，叫别人去看。
邓家的人找了北京理论界的几位朋友征求意见，都说文章没有什么大问题。这才把点名的地方删去，成了无主语的句子。
我的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很大争论。我向反对者说：“你们是否也写一篇文章拿到《人民日报》去发表，题目叫做《政治问题是不可以讨论的》。”等了几个月，邓小平出来讲话了，上面那段话大概是为了回答我和反对者之间的争论。可是我的文章中本来就有这样的意思：“学术问题只能由专家、学者去讨论；而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亿万人民的切身利益的大问题，必须由人民来讨论。当然，根据政治问题的性质不同，可以在不同范围内讨论。有的在党内讨论，有的在会议上讨论，有的在报刊上讨论。”邓小平只看了我的文章的标题，并未看文章的内容，否则就没有必要讲那段话了。显然他对这个标题也是很不满意的，不屑重复一下。我明明说“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他却说成“这样那样的问题可以讨论”。提出的问题是：“现在不是讲什么这样那样的问题可以讨论吗？”口气是否定性的。接着下去宣布“不可以讨论”，讲话的气势才顺。邓小平却说“可以讨论”，全面那一问就毫无意义了。当然，如果直截了当宣布“不可以讨论”就太露骨了。所以，只是说“这样那样的问题”讨论时“要合乎党的原则，遵守党的决定”。那么“党的原则”、“党的决定”是否可以讨论？好象还是有不可以讨论的东西。无论“在什么范围讨论”、“用什么形式讨论”，都要以“党的原则”、“党的决定”为前提。在讨论之前预先确立的“党的原则”、“党的决定”由谁说了算？“党的原则”、“党的决定”是否要老百姓去实行？老百姓为什么一定要实行自己不能讨论的东西？少数人发布不许讨论的原则、作出不许讨论的决定叫多数人去实行，这是什么政治体制？
同一时期，邓小平还有一项口头的批评：“哪有什么信仰危机？那是郭罗基自己的头脑里发生了危机！”这是针对《文汇报》1980年1月13日所发表的《评所谓“信念危机”》而发的。听到这个批评，我想起了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这样教导学生：“太阳的黑点只在你的眼睛里，而不在太阳上。”传达邓小平的批评的同时，还传达了胡耀邦的讲话：“郭罗基不是一家。中央党校是一家。‘信仰危机’的提法《理论动态》上早就有了，要它负责。”我怀疑，邓小平又是不看文章就进行批评。第一，我说的是“信念危机”，没有说“信仰危机”；第二，我不是鼓吹、鼓动、鼓励“信念危机”，而是为“信念危机”解方程，希望消除“信念危机”。不看文章就进行批评，根据什么？根据首长周围的人提供的材料。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师爷是官僚制度的副产品。现在还少不了师爷式的人物。在政治生活中，“小道消息”往往比“大道消息”走得更远。我的一个学生在边远地区当县委宣传部长，他告诉我，传到他们那里变成“胡耀邦说，郭罗基和我们不是一家人”。在北京，人们都理解为“胡耀邦保了郭罗基”，他把邓小平批评的矛头转移到中央党校去了。一个人需要别人来“保”，已是离“打倒”不远了。这时，教育部下了一个调令，调我到南京大学。这是一种非常措施。按规定，教育部管辖的只是部属高等学校的校长。教育部下令直接调动一个普通教师是破天荒的。在这方面，我享受到了重点大学校长的待遇。

中共中央特急件

1980 年，《新闻战线》第9期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旅大日报》对华国锋的不适当的宣传。6月30日至7月4日，华国锋在旅大视察，讲了一句“旅大是个好地方，大有可为”。《旅大日报》从7月6日开始，连续5天，天天套红，用了将近7个整版的篇幅进行宣传，号召全市人民“大学习、大讨论”、“深刻领会”、“全面地、迅速地落到实处”。10月，《光明日报》约我就此事写一篇评论文章，以配合当时正在进行的由讨论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而引起的对华国锋的错误的揭发。我写了一篇《不要再搞新的个人迷信了》。《光明日报》和其他报纸又不敢公开发表。11月至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9次会议，批评华国锋的错误。1981年初，中共中央发了四号文件，通报华国锋的错误。北京大学党委在办公楼礼堂传达文件时，念到“他热衷于制造新的个人迷信”，会场上居然发出笑声和嘘声。有人说：“要是对华国锋有个人迷信，那是叶剑英、邓小平搞的。”当时的北京大学，拥护华国锋反对邓小平、胡耀邦的大有人在。对此，我极为愤慨。所以，我把《不要再搞新的个人迷信了》作了一些修改、补充，想拿出去发表。5月11日，我先寄给耀邦，向他请示，请他批改。附信如下：

“耀邦同志：
去年听到您的一次讲话的传达，其中提到‘不要再搞新的个人迷信’。我深有感触，以此为题写了一篇文章，改了几次，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中央的四号文件批评了华国锋同志搞新的个人迷信，有人听了不以为然。党内外都有人窃窃私议，认为所列事实不足以说服人。其实，事实是大量的。所以，我想首先还是要更多地列举一些事实，来说服那些头脑闭塞的人。
还有人认为华国锋同志是反对个人迷信的，根据之一就是前一时期流行的‘少宣传个人’的说法。有的报纸也发表过大块文章，论证‘少宣传个人是马克思主义的方针’。事实证明，‘少宣传个人’并不能抵制个人迷信，相反，正是羞羞答答地继续容忍个人迷信。经过实践的检验，可以研究一下，这个方针究竟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我认为不是，文章中作了一些说明，不知对不对？
对于华国锋同志的错误，我想应当在报纸上适当进行公开批评，这对于发展我们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是有好处的。当然，也不要搞成象过去那样的‘大批判’。
这篇文章我想最好是在六中全会以前发表，不知是否合适？请您审阅批改。
此致
敬礼！
郭罗基
5月11日”

当时中央政治局已同意华国锋“辞职”，由胡耀邦接替他的工作。预定在7月1日召开的六中全会，将履行一项手续，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我提出在六中全会以前发表，说明文章是针对华国锋的。
5月30日，是一个星期日。下午，北大收发室的同志骑车到我家，气喘吁吁地说：“有中共中央特急件。”我拆开一看，是耀邦退回我的文章，他在上面用红笔和铅笔作了不少修改。还有一封信：

“罗基同志：
遵嘱，我把你要我看的文章，在主要之处‘批改’了一番。
首先，我认为原来的题目不很好，可能引起人们作一些不必要的猜测。当然，我改的也不一定好，还可再考虑。
其次，从第一页第三段以下到第三页的末段前，我统统砍掉了。这是我的主要意见。因为这一大段写的东西，去年我们在党的内部会上都谈过了，解决了。如果现在再以个人名义在公开场合端出来，会使人感到势头很大，要搞什么运动。特别是向这么多的人算过去了的账，既不合乎我们党的批评宗旨，亦不利于团结起来向前看的目的。因此，不要写。同时，不写并不会使文章减色。这倒是我要坚持的看法。至于如何接下去做文章，我改的看来也不很顺当，请你自己再斟酌。
从第三页末段以下，总的说来写得不错，使人读了有启发。当然个别地方还可表达得更周全一点。这，请你自己或者再听听其他同志的意见后修饰修饰。
修改后我赞成在哪一个报刊上发表。但，是否一定要争取在党的下一次全会之前，那倒不一定。因为我们的下次会议，不但不会再突出清理这个问题，而且我们的整个指导思想，仍然是完全平心静气地总结经验，完全是为了更好地团结起来面向我们的伟大未来。这一点是需要向我们的同志反复说明，要求大家切实地把握好的。
胡耀邦
1981年5月30日上午”

这个星期日的上午，耀邦还在工作。信上中办秘书处的编号是“胡(81)978”。这一年的前五个月，耀邦处理了978封来信，平均每天六封半。他在中央组织部平反冤、假、错案时，一年处理了4000多封来信，平均每天11封。比《三国演义》中的庞统处理积案的效率高得多。我因自己的事和别人的事给领导机关写信不下30次，只有耀邦每次都有交待，其他均石沉大海。领导人常说，有问题可以通过正常途径解决。老百姓通过正常途径提出问题，往往置之不理，更谈不上合理解决了。能否解决人民的疑难，只是取决于领导人的个人品质，缺乏制度上的保证。制度越是令人失望，老百姓就越是寄希望于关心民间疾苦的“清官”。周恩来、胡耀邦的逝世之所以能牵动千百万人的心，其源盖出于此。
耀邦把文章的题目改为《要认真杜绝个人迷信》。文中批评华国锋的段落都删掉了。他还说不一定在六中全会之前发表。六中全会以后，他当上了中共中央主席再发表，文章的矛头就针对他自己了。耀邦的用心良好。但他弄错了，在80年代的中国真正有资格搞“个人迷信”的不是他。
我按耀邦的意思征求修改意见。看过他的复信的人都说，这是朋友之间商讨问题的口气，毫无居高临下的架势。曾有人认为“胡耀邦到处乱跑，随便乱讲，不象个领袖”。的确，他不符合具有中国特色的领袖模式。他是另一种模式——“平民政治家”，不仅因为他出身于平民，更重要的是他身居高位之后仍然保持平民气质。
我根据北京理论界朋友的意见，将文章改了几次。即将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个人迷信”的提法改为“个人崇拜”。我也作了相应的修改，以《要认真杜绝个人崇拜》为题，送交《人民日报》发表。
耀邦准备在7月1日发表一个上台后第一次公开亮相的讲话——《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6月下旬，他找了中央党校的孙长江、《人民日报》的范荣康和书记处研究室的几位同志，开个小会，征求意见。耀邦说：“最近郭罗基写了一篇批评个人迷信的文章，我给改了一下。前面一部分我不大赞成，统统砍掉了。后面写得不错，有新意。”我的文章中写到，列宁曾派人向各家报纸转达他的意见，禁止对他的歌功颂德。耀邦给我的信中说“使人读了有启发”，他对这一点大概印象很深。他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以后没几天，就找北京各新闻单位的负责人打招呼，不要对他歌功颂德。他又把在小会上讲的上面那几句话重复了一遍。这样反而引起大家的注意，不少人都来问我：“耀邦砍掉的是什么？”我只好将原稿拿出来给大家看。砍掉的部分是：
“个人迷信的存在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条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随着左倾思想的扶摇直上，个人迷信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个人迷信结出的苦果是思想僵化、感情硬化、人性异化、社会退化。影响所及，各种神圣的口号、夸张的语言、呆板的说教，充斥报纸、刊物、书籍、广播、电影、展览等宣传阵地，贯穿车间、田头、商店、教室、兵营的日常生活。个人迷信的声浪铺天盖地而来，对于社会造成莫大的污染。
“1976年10月以后，‘造神运动’本该收场了，不料有人又祭起两个‘凡是’，唯恐现代迷信断了香火。老的个人迷信的污染没有清除，又搞起‘大树特树 ’，制造新的个人迷信。一时之间，到处用滑稽可笑的仪式迎请画象、敬接题词。有的地方，把某个人用过的东西当作神物供起来，还要把某个人的故居搞成圣地。 1978年国庆，北京舞台上演出的节目主要是歌颂一个人。有的节目居然歪曲历史，不惜捏造事实。歌剧《刘胡兰》中那一曲有名的‘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 ’，改得面目全非，忽然唱出‘游击队里出了个华政委’。《中国青年》复刊第一期出版后，当时的一位中央负责人竟以没有华国锋同志的题词为理由，下令禁止发行，已经发了的还要追回。问题严重到这种地步，似乎没有某个人的题词就不能办事了。1978年12月11日《广西日报》更换报头题字，毛主席写的被华主席写的所取代，‘广西日报’四个字套红加框，占了头版的三分之一的版面。这一天，报纸的中心就是报头题字。当地党委还作出决定，说题字‘对于我们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紧跟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加速我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有力的鞭策，对《广西日报》、对全区新闻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为什么某个人书写几个毛笔字竟有那么大神秘的力量和那么多曲折的思想？这不成了神仙的符咒了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予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以极高的评价，否定了两个‘凡是’，并重申反对突出个人的方针。五中全会又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其中明确规定‘禁止对领导人进行无原则的歌功颂德’。尽管这样，事情并未到此为止。1980年6月，华国锋同志在旅大视察，当时的《旅大日报》连续报道5天，用了将近7个整版的篇幅，而且天天套红。华国锋同志说了一句‘旅大是个好地方，大有可为’，这本是很一般的感叹词，不仅对旅大，对中国的许多地方都是适用的。《旅大日报》却在这句话上大做文章，专门为此发了社论号召全市人民‘大学习、大讨论’、‘深刻领会’、‘全面地、迅速地落到实处’。这样一句很普通的话，究竟有什么深奥的内容值得全市人民‘大学习、大讨论’……呢？一个特定的个人，不管讲了什么，就必须享有特定的宣传规格，这是‘文化大革命’中习以为常的做法。那时，宣传某一个人的讲话达到如痴如狂的程度。看来，有人对于这种个人迷信的盛况还是一往情深的。”
朋友们看了耀邦砍掉的部分，又对照他的复信，明白了他的心态，同时还捉摸到了“宣传口径”。在中国，一时有一时的“宣传口径”，不合“宣传口径”的文章，写得再好也难以出笼。但是耀邦的“宣传口径”又不合别人的“宣传口径”。

马温事件

我的文章在《人民日报》编辑部待发的时候，事情又发生了变故。
《解放军报》正在批判白桦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这是1980年12月邓小平提出“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之后的第一个战役。《人民日报》对于批判《苦恋》一直不予理睬。人们对《解放军报》和黄钢主编的《时代的报告》所刊登的那些“大批判”文章极为反感。六中全会以前，耀邦说：“暂时冷却一下。”由批《苦恋》引起的轩然大波逐渐平息。想不到邓小平又出来讲话了。7月17日下午，他找王任重、朱穆之、周扬、曾涛、胡绩伟谈话。主要之点是说：“关于《苦恋》的批评，我们今天达成个协议：《解放军报》可以不必再批了，但《文艺报》要写出质量高的好文章，对《苦恋》进行批评。你们写好了，在《文艺报》上发表，并由《人民日报》转载。现在香港和国外有些议论，说什么《解放军报》打了败仗，韦国清地位不稳了，这完全是胡说，是造谣挑拨，但是很值得我们注意。” 邓小平想出了高招：以转载《文艺报》文章的方式让《人民日报》介入，双方达成妥协，大家不失面子。邓小平在谈话中忽然指着胡绩伟说：“郭罗基和周培源在北大尽搞派性，你《人民日报》热心发表他的文章是不正确的。”周扬当场为我作了辩护。他说：“郭罗基在‘批邓’的时候进行了抵制，表现是好的。后来，跟‘凡是’派作斗争，很勇敢。他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差一点被吴德打成‘右派’。他写的文章大部分是好的。”邓小平还批评王若水和“非法刊物”有联系，胡绩伟为王若水作了辩护。邓小平没有吭声。邓小平的谈话先是由胡绩伟根据自己的记录整理成文。“左家庄”的好汉们指责胡绩伟“篡改了小平同志的指示”，改由胡乔木重新整理。邓小平谈话时胡乔木不在场，如何“重新整理”？还不是编造一番。经胡乔木之手，邓小平批评我和周培源的话变成了这样：“有些人思想路线不对头，同党唱反调，作风不正派，但是有人很欣赏他们，热心发表他们的文章，这是不正确的。有的党员就是不讲党性，坚持搞派性。对这种人，决不能扩散他们的影响，更不能让他们当领导。”(见《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5 页。)“他”变成 了“他们”，范围扩大了，罪名也加重了。这些都是周扬告诉我的。
《要认真杜绝个人崇拜》那篇文章，本来马上就要发表了。现在，我想胡绩伟为难了：发表，冒犯邓小平；不发表，对不住胡耀邦。胡绩伟来电话了，要我到《人民日报》去一趟。从北京大学去《人民日报》社得从西到东穿过北京城，十分不便，我不想去，反正已猜到他要说什么了。
我说：“是不是文章不发表了？”
他说：“不是，你还是来一趟。”
我到《人民日报》社，胡绩伟有事出去了，他请理论部主任何匡、副主任汪子嵩转达。这两位都是我所敬重的人物。何匡是老干部，所以同志们称呼他的时候加个 “老”字，亲切地叫“老何匡”。解放初期他就是山东大学的党委书记，为人耿直，几十年不得升迁。他有一个特点，编审稿件只删不增，对别人的文章从不妄加一字。常和他来往的作者都有这样的感慨，经他一改，文章还是自己的文章，只是比原来的少了一些，却反而增色。大家都说这是“老何匡的绝活”。这种编辑作风是值得提倡的。有时也碰到这样的编辑，从观点到文风都要按他的口味改过。我只好说：“你何不自己写一篇？”汪子嵩在50年代当过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论辈份是我的老师。他是一个敢于讲真话的人。1958年到河南、河北进行调查，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提出了不同看法。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漏网右派分子”，开除出党。他们转述的邓小平谈话的内容我早已从周扬哪里得知。我们三人相对欷嘘，不觉黯然神伤。何匡笑起来很特别，刚一笑接着就没声了。有人说，人家是眼泪往肚子里咽，何匡是笑声往肚子里咽。这时，他已没有笑声可咽了。他们说，胡绩伟的意思是文章还要发，用个笔名。这样，胡耀邦一看就知道是他要发的，邓小平看了不知道是郭罗基写的。胡绩伟以为这是两全之计。问我是否同意？我根本不在乎“名”，不加思索就同意了。于是大家就来想个笔名。我说，随便；他们也说，随便。大家都说随便，反而不好办了。
汪子嵩说：“就叫文什么的。郭罗基文绉绉的，不知为什么现在把他说得很可怕。”他对我是知根知底的。
我说：“是啊，我是一个温和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什么可怕的！”
何匡说：“温和的马克思主义者，那就叫‘温马’。”
我又说：“这‘温马’不好听，就叫‘马温’吧。温和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温和派，反正是一个意思。”这就是“马温”的来历，想不到后来惹了麻烦。
1981 年8月14日，《人民日报》第三版以“马温”的名字刊登了《要认真杜绝个人崇拜》。我有一个习惯，文章发表前总是要不断修改。汪子嵩来信说：“不要再改了。因为这篇文章和你这个人的关系，发表后必然会引起重视，一定有人要在鸡蛋中挑刺。千万不能象上次那篇文章那样，被抓住一点，两年后还要算帐。”“上次那篇文章”指的是《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人民日报》发表我的文章本来就很谨慎，邓小平讲话以后就更谨慎了。发表前尽量把棱角磨掉。我感到痛惜的是删去了这样一段话：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指出：公社制度将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国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还归给社会肌体。(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7页。)人们可以看到，凡是个人崇拜盛行的地方，巴黎公社的原则遭到歪曲。事情恰恰发展成相反的情况：社会组织和社会活动都置于国家的干预之下，社会肌体失去了自动调节的能力。国家吞食了社会，党又吞食了国家(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最后是领袖吞食了党，一切权力集中于个人，所谓一元化领导实际是一人化领导。站在这种权力结构顶峰的人，看起来是法力无边、无所不能的。个人崇拜不过是对于由一定政治体制造就成为法力无边、无所不能的个人的确认。在这种体制下，没有批评监督，什么事一个人说了算，即使是个人品质很好的人，也难免不犯错误。因此，坚持反对个人崇拜的马克思主义方针，必须改变突出个人的权力结构，否则，就象神话中的多头怪，失去一个脑袋还会长出一个同样的脑袋。”
我自己认为，这一点是我的思想比两年前进步的地方。耀邦所修改的第一篇文章《思想要解放，理论要彻底》，在批判对毛泽东的“造神运动”时，主要是从意识形态方面做文章。现在这篇文章就从意识形态做到权力结构了。个人崇拜的实质是权力崇拜，只要掌握了权柄，即使没有“主席”、“总书记”的头衔，照样是崇拜的对象。上面那些话耀邦只字未改，表明他是赞同的，或许还属于他所说的“有新意”之列。《人民日报》生怕引起麻烦，一定要删掉，我也只好割爱了。
但是，麻烦一点也没有减少。马上有人告发：“马温就是郭罗基，胡绩伟对抗小平同志”。我的狐狸尾巴天生就藏不住。远在山西的我的一位读者朋友竟能看出这篇文章是我写的，居然还打来一个电报“向马温祝贺”。北京的读者更不用说了。“马温”这个笔名也成了罪名，说是“郭罗基想当弼马瘟，要大闹天宫”。我不过自称为“温和的马克思主义者”，何曾想当“弼马瘟”？倒是以玉皇大帝自居的人，听了龙颜不悦。
文章的主要罪状是“没有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因为它“非议少宣传个人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我认为，把“少宣传个人”说成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方针”，至少是理论上的贫乏，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更糟。我给耀邦的信中特别请他注意这一点。文章原稿中有这样一段话：
“个人崇拜是一种错误的历史观。因此，仅仅少宣传个人并不能有效地制止个人崇拜。要看是什么样的宣传。如果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地宣传个人，同时也是宣传群众，那就不在乎多少；如果按照历史唯心主义观点，错误地宣传个人，多宣传固然要反对，少宣传也不行。突出个人、夸大个人、吹捧个人、神化个人、崇拜个人，难道只要减少宣传就能视为合理而加以容忍了吗？过去有这样的说法：‘需要一点个人崇拜’。只要‘一点’，似乎不要很多。结果不是‘一点’，是一场大灾。当个人崇拜达到被崇拜的人也感觉‘讨嫌’的程度，就提出要‘降温’。这就是说，要减少狂热的劲头，但也不要使它冷却。事实上，个人崇拜还是出现持续‘高温’，降不下来。‘少宣传’和‘降温’，意思差不多。既然只是减少宣传，那就为谄媚奉承之徒揣摩心理、等待时机留有余地。象有些报纸那样，一年365天只有3、5天套红宣传，在某些人看来也不可谓多，似乎并不违反‘少宣传’的方针。实践已经证明，在客观上存在着个人崇拜的地方，“降温”和“少宣传”不是加以制止，而是羞羞答答地继续容忍。”
邓小平谈话以后，《人民日报》考虑到“需要一点个人崇拜”和“降温”都是毛泽东讲的，为稳妥起见，又把这段话大部分删去，只保留了“……错误地宣传个人，多宣传固然要反对，少宣传也不行。”道理不充分了，这是个缺点。
批评者说我违反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反对“少宣传”就是主张“多宣传”。因为文章是胡耀邦同意发表的，当然“多宣传”就是指宣传胡耀邦。本来矛头是指向华国锋的，耀邦引火烧身，反被诬为授意郭罗基搞“多宣传”。
《文汇报》9月5日发表了一篇《要坚持“少宣传个人”的方针——与马温同志商榷》，什么来头？不知。《人民日报》不得已在第二天予以转载。我写了一篇《坚持反对个人崇拜的马克思主义方针》进行答辩。《文汇报》不予发表，《人民日报》不敢发表。《人民日报》编委会还被迫作了检讨。他们因为发表我的文章而作检讨，已经不是第一次了。10月1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宣传动态》第58期刊登了《报刊宣传必须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批评马温的文章和《人民日报》的做法，并声言“是党的组织记律所不允许的”，看样子还要动“家法”。11月11日，我写了一封8000字的长信，致“习仲勋同志并书记处诸同志”，为我自己和《人民日报》辩护，对《宣传动态》的论点进行反驳。习仲勋当时是书记处常务书记。信的最后有几点要求和建议：
“一，我希望能得到答辩的权利。我写过一篇答辩文章，被退了回来。请书记处作主，《文汇报》、《人民日报》是否可以发表我的答辩文章？答辩有错误，可以再批评。
二，我要求将这封信在《宣传动态》上刊载。
三，根据《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的有关规定，书记处能否召集一些理论工作者就‘少宣传个人’问题进行内部讨论？可以将《要认真杜绝个人崇拜》一文和《宣传动态》的《报刊宣传必须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以及我的这封信印发给到会者参考。”
等了一个多月，没有答复。12月20日，我又去信催问，还是杳无音信。“通过正常途径解决问题”，常规的处理就是置之不理。什么百家争鸣的政策，什么党员有申诉、答辩的权利，一旦触犯“逆鳞”，统统宣布作废。
《宣传动态》通报了《人民日报》的检讨，还要求“全国的报刊都应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自己报刊上存在的问题进行一次清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从此，谁还敢发表郭罗基的文章？邓小平的一句话具有超宪法的效力。我被剥夺了言论出版自由。邓小平自己说：“宪法和党章规定的人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34页。)我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要不要“坚决保障”？是不是说，别人不得侵犯，邓小平就可以侵犯？我到南京后，有时也写一些不触时政的哲学文章，用笔名发表。稿末的“真实姓名”是向友人“商借”的。发表文章象打游击，放一枪就换个地方，发一篇就换个笔名。起笔名也煞费苦心，以免再生“弼马瘟”之嫌。《要认真杜绝个人崇拜》是我在北京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由这篇文章引起的纠缠，却不因我离开北京而结束。6年之后，到了1987年9月23日，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作了一个《关于郭罗基同志所犯错误的审查结论》，还说：“郭罗基同志在1981年8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要认真杜绝个人崇拜》一文，说党的‘少宣传个人’的方针，‘是不科学的’。郭罗基同志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同党中央决定相反的言论，是违犯党的纪律的。”
我所提出的论点和发表的文章，请示过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并得到他的同意。如果说我“政治上同党中央不一致”、“违犯党的纪律”，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胡耀邦不能代表党中央；代表党中央的不是名义上的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我和胡耀邦一致而仍然被指责为“政治上同党中央不一致”，同样，胡耀邦也是“政治上同党中央不一致”。邓小平7月17日的谈话还批评了思想战线上的“涣散软弱状态”。8月3日至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了全国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新华社报道说“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就如何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改变涣散软弱状态的问题，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这就发出了一个明白无误的信息，胡耀邦也必须执行别人的指示。胡耀邦完全失算了。他还以为会有人对他搞个人崇拜而加以“杜绝”，结果，人们认为胡耀邦搞个人崇拜还不够资格，代表党中央的不是他。他刚当上了中共中央主席，就给了他一个“上马威”。如果他确是不能代表党中央，可以撤换；然而，并不，还是要他在不能代表党中央的境地下当中共中央主席。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奇特的。大学里有一种提法，叫做“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有识之士指出一个悖论：党委有权领导，但不须负责；校长必须负责，又无权领导。套用这一说法，中国的政治体制可以说是“核心人物领导下的总书记负责制”。出了事要总书记负责，两任总书记都下台了；而核心人物依然拥有无须授予、无须委托、无须任命的天然权力。
后来我才慢慢体会到“少宣传个人”的妙用，原来它是二郎神的兵器——三尖两面刃，可以左右对付，双向出击。如果宣传别人就说宣传太多了，违反了“少宣传个人的马克思主义方针”。轮到宣传自己，又可说：“多乎哉？不多也！”因而并不违反“少宣传个人的马克思主义方针”。既可反对多宣传别人，又可反对不宣传自己，其功效和“白猫、黑猫”差不多。

两起“严重政治事件”

与《解放军报》批《苦恋》的同时，还有两起“严重政治事件”，都发生在江苏。
《雨花》1980年12月号发表的顾尔覃的《也谈突破》和《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发表的应学犁、孙辉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后期的几个理论问题》，被认为是对抗党中央的“严重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人打小报告，说顾尔覃有三个“突破”：第一，政治上突破四项基本原则；第二，文艺理论上突破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三，突破体验生活的领域。胡耀邦一听就说：“这是严重政治事件。”江苏省委兴师动众搞起了批判。有人为顾尔覃辩护，说是批判不合原意。耀邦看了文章，发现顾尔覃所说的意思是几个方面都要有所发展，“突破”不过是文学字眼。他立即给中共江苏省委打电话，改正以前的说法，还要求转告顾尔覃：“不要背包袱。”象耀邦这样敢于向下级承认错误的，并不多见。具有中国特色的领导人，为了维护自己不可动摇的神圣形象，往往明知有错偏不认错。人民对他无可奈何。等到哀乐一响，便骂声四起。有的，哀乐还没有响，已骂声载道矣！何如耀邦，哀乐响过，犹有遗爱。
1981年4月 18日，中央宣传部《给江苏省委宣传部的电话稿》要求对《南京大学学报》的文章进行处理。“现将乔木同志和我们的意见告诉你们”：“这篇文章的观点是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已经超出了百家争鸣的范围。”还说“这并不是一两个人所特有的观点，而是当前理论界部分同志中存在的一种思潮”。随后，中央宣传部的《宣传动态》又发挥了“乔木同志的意见”，写成“专论”，题为《对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观点应进行适当的批驳》。4月27日，北京市委宣传部转发了上述中央宣传部的文件。5月11日，北京大学党委又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宣传部的文件。各地都要求层层落实，照此办理。当时理论界出现一片紧张空气。我阅读了应学犁、孙辉的文章，仔细研究了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大学党委的一系列文件，发现事实有很大的出入。我不认识应学犁和孙辉。到南京大学后才知道应学犁原名蒋广学。孙辉至今没见过。我为他们所受的委屈感到不平，更为理论界出现的不正常状况产生忧虑。在收到耀邦5月30日的信后不久，又写了一信：

“耀邦同志：
您的来信收到了。我发现，您对我的文章看了不止一遍，一定费去不少时间，内心很是不安。您的批改，我完全同意，遵照您的意见，我再请理论界一些同志看看，然后好好修改。
在这封信里，我要讲一点意见。我认为是事关重大的，因此，不得不再次打扰您。
由《解放军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批判《苦恋》引起的轩然大波，现已逐渐平息。又听说，南京有两篇文章构成了‘严重政治事件’，一篇是顾尔覃的《也谈突破》，另一篇是应学犁、孙辉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后期的几个理论问题》。最近北京市委、北京大学党委印发了中央宣传部《给江苏省委宣传部的电话稿》、《江苏省委宣传部的报告》、中央宣传部《宣传动态》‘专论’——《对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观点应进行适当的批驳》等文件，不知意欲何为？
批评和讨论本来是繁荣艺术和发展学术的重要手段。我们一搞就空气紧张，吓得人不敢讲话。
中央宣传部的《电话稿》中说：“要注意批评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实事求是，以理服人。”讲得很好，但实行起来不容易。中央宣传部《宣传动态》的‘专论’恰恰违反了中央宣传部自己提出的这一原则。‘专论’指出《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后期的几个理论问题》一文的‘严重政治错误’是：
一，‘它把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看作是“开历史的倒车”’；
二，‘诬蔑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狭隘经验论和历史唯心主义”’；
三，‘攻击我们党是一个“反科学、反民主、反进步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招牌，以农业社会主义为核心，以封建社会主义为归结的派别”’。
这三个判断，没有一个符合作者的原意，真是惊人的歪曲！
关于第一个判断：
作者在讲到小生产的反科学与产生官僚主义的关系时写道：‘所以列宁说：无产阶级的政权“单靠专政、暴力、强制是保不住的。唯有掌握了文明的、技术先进的、进步的资本主义的全部经验，使用一切有经验的人才保得住。”我们之所以和列宁的教导背道而驰，颠倒先进与落后的关系，在实际上开历史的倒车，归根到底是我们从小生产的世界观出发，根本不相信科学和先进生产力的伟大力量。’这里，‘开历史的倒车’何所指，并不十分明确，很难判断是说‘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当然，从上下文来看，经过一些推论，也可以说同‘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有关。但推论毕竟是推论。如果说第一个判断通过遥远的联系还能与作者的原意沾一点边的话，那么第二个判断完全是反其意而用之。
关于第二个判断：
作者讲到‘狭隘经验论和历史唯心主义’是这样写的：‘我们在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过程中，往往给马克思主义理论添上个狭隘经验论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尾巴。’这里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尾巴。如果反对这个论断，只能说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这样的‘尾巴’。怎么能断定作者是‘诬蔑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呢？难道我们党是把‘尾巴’当作指导思想的吗？作者还写道：‘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是反对狭隘经验论的。但应当指出，就在我们反对狭隘经验论的同时，另一方面又在偷偷地宣扬狭隘经验论。’‘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是反对历史唯心主义的。但不容置疑的是我们在反对历史唯心主义的同时，也还犯有历史唯心主义的错误。’这些话的意思是清楚的：我们党在自觉地反对狭隘经验论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同时，又不自觉地犯有狭隘经验论和历史唯心主义的错误。如果反对这个论断，只能说，我们党并没有犯这些错误。怎么能断定作者是‘诬蔑我们党的指导思想’ 呢？难道自觉的东西不算指导思想，只有不自觉的东西才是指导思想吗？
关于第三个判断：作者讲到那个‘派别’，完整的句子是这样写的：‘如果说，小生产的汪洋大海，在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关口，必然会在我们党内孵化出一个反科学、反民主、反进步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招牌，以农业社会主义为核心，以封建社会主义为归结的派别的话，那么，现代中国的大工业一定会锻炼出同这个派别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革命战士。’这里说的是党内的一个‘派别 ’。如果反对这个判断，只能说，党内没有这样的‘派别’；或者说，小生产的汪洋大海不可能在党内‘孵化’出这样的‘派别’。怎么能断定作者在‘攻击我们党 ’呢？不正是批判者自己把‘一个反科学、反民主、反进步的……派别’看作就是党吗？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批判方法？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都很熟悉，无须多加评论了。
文章中写了什么，作者自己是很清楚的。中央宣传部的《宣传动态》用了这种批判方法能不能使作者心服？《宣传动态》还说，这篇文章的观点‘是当前理论界部分同志中存在的一种思潮’。如果再把这种批判方法用到‘理论界部分同志’头上，会产生什么后果？平时我看不到《宣传动态》。去年偶尔见到一期，上面登了一篇批评宣传工作中的片面性的文章。我感到，那篇文章自身讲别人的观点、抓人家的问题，倒有相当大的片面性。
《宣传动态》指出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后期的几个理论问题》一文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三个判断，《江苏省委宣传部的报告》中也有。是4月8日中央宣传部给江苏省委宣传部的电话中指出的，还是江苏省委首先提出的，我不得而知。口径一致，似乎成了定论。从江苏省委宣传部到中央宣传部，又从中央宣传部到北京市委宣传部再到北京大学党委，都是照抄照转，没有一家核对原文，提出一点修正或补充意见。现在，文艺批判、理论批判还有‘一窝蜂’的现象。江苏省委宣传部的报告中说，要‘写出一些具有一定理论深度和说服力的批判文章’，这就很好，我们希望能见到这样的文章。
粉碎‘四人帮’以后，理论界在拨乱反正方面是做了不少工作的，也有一些明显的错误。有些理论上的不同看法，应当开辟不同的场所，进行讨论。领导人的看法是应当认真听取的，但也不一定权力大真理就多。我看还是通过讨论和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我也发表过一些文章，肯定会有错误，我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我希望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批评要同本人见面，以便对被批评者起到教育作用。象《宣传动态》那样武断的批评，如果同被批评者见面，文章作者一定会提出不同意见，这也有助于批评者克服主观主义。今年1月，据说胡乔木同志的一次讲话批评了许多人，涉及到的不下一、二十个。话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常委会上讲的，批评的对象又不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工作人员，听说也批评到我，还有北京大学的学生。究竟批评了什么？传说纷纭，版本众多，一时之间闹得满城风雨。有的批评显然与事实有出入，但也无从申辩。这样的做法，失去了批评的作用，只能说是制造舆论。
总之，我希望党的宣传部门以及主管宣传工作的党的领导人，处理文艺界、理论界的事情时，在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党风、学风、文风方面，应当作出表率。
以上意见，如果您认为有一点道理，请提醒宣传部门和主管宣传工作的党的领导人注意。
此致
敬意
郭罗基
1981年6月3日”

耀邦将我的这封信批转给中央宣传部登“内刊”。可见他认为我说的还是“有一点道理”的，登“内刊”就是提醒宣传部门和主管宣传工作的党的领导人注意。但他也没有加以制止，因而《南京大学学报》事件和《雨花》事件的结局很不一样。我的信触犯了胡乔木。不料我非但未能解救蒋广学和孙辉，连我自己也搭进去了。*
南京大学党委对“学报事件”进行了处理。8月22日至30日，江苏省委召开思想工作会议。省委第一书记许家屯在会上说：“对《雨花》杂志主编顾尔覃同志和南京大学蒋广学同志的错误，省委虽然采取疏导方针，对他们进行了批评和教育，但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犯错误的同志对自己的错误还没有很好的认识，发表错误文章的两个刊物至今没有表示适当的态度。前一时期，有些人还对他们表示同情、支持和声援。”这就是说，不仅要解决当事人的问题，而且还要解决有些人的“同情、支持和声援”的问题。在这方面，恐怕我是首当其冲了。最后，有一个关于《南京大学学报》事件的处理报告，1981年11月7日，胡乔木(人在南京)在这个报告上写了一段批示：
“郭罗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冒尖人物(文化大革命中他是北大一派的头头)。教育部早就要处理，调他去南京。小平同志多次点名批判。郭罗基的气焰很高。据我所知，我离京以前尚未处理。南京大学的蒋广学已经处理了，效果很好。郭罗基为什么不处理？再不处理，中央不要说起表率作用，连赶地方都赶不上了。我建议，中宣部、教育部、北大党委三家组织人力审查郭罗基的文章，搞个材料，先在内部批判，然后公开批判。请将我的意见转告中宣部，并耀邦同志。”
胡乔木的话带有挑拨性，抬出邓小平来压胡耀邦。11月9日，王任重批：“同意。请守一同志研究部署。”当时王任重是中宣部长，赵守一是副部长。
11月11日，胡耀邦批：“同意研究部署”。
胡乔木滥用职权，蓄意对我挟嫌报复，由来已久。我的朋友李春光(中央音乐学院教师，反江青的英勇战士)与邓力群有私交。李曾为我向邓说项：“你们对郭罗基有误解。”邓说：“我对他没有意见，主要是乔木对他有意见。”邓力群说对我“没有意见”，很快就可看出，那是虚伪；而胡乔木对我“有意见”，连邓力群也言之凿凿了。
*我到南京大学之后，认识了蒋广学。他告诉我，在我从北京去南京前，党委找他谈话，说：“郭罗基快来了，你要注意。”蒋广学莫名其妙，他根本不知道我在北京为他辩护的事。在掌权的人看来，我为他辩护必有某种“关系”。

“批郭罗基就是批胡耀邦自己”

虽然胡耀邦对胡乔木的“意见”批了话，并无动静。1982年初，邓小平发话了：“我已经说了两年了，怎么郭罗基还不去南京？”这才明白，两年前教育部给我下的调令是奉他的旨意。1982年上半年，北京理论界和北京大学先后发动批判运动，批判我“组织上、理论上、政治上的严重错误”。所谓“组织上的严重错误”就是“不服从调动”；所谓“理论上的严重错误”，就是“搞自由化”；所谓“政治上的严重错误”，就是“和西单墙、地下刊物有联系”。
3月16日至4月28日，中央宣传部召开大型的北京地区理论座谈会。王任重根据胡耀邦的意见，说明开会的目的和方法，号召理论工作者“要为真理而斗争”。通篇没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之类的说法，也没有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冒尖人物”的“部署”。王任重的讲话使得当时理论界的紧张空气稍为缓解。这次会议，我已经被排除在外了。《光明日报》副总编马沛文在会上为我辩护，说调动是“发配”。这一下闯了大祸。理论座谈会中途换马。中央宣传部长王任重下台，邓力群上台。王任重的讲话作废，胡耀邦的意见被推翻。邓力群一亮相，紧锣密鼓，理论座谈会变成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 的战场。按胡乔木定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冒尖人物”的调子，对我进行了缺席裁判，马沛文则陪绑。
中国的政治好象天文学上的“黑洞”，内幕永远搞不清。胡乔木提出公开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冒尖人物”郭罗基，从王任重、胡耀邦在此前后的言论看来，似乎并不以为然，但为什么要“同意”？“同意”了，为什么又不实行？王任重不实行，又为什么换上邓力群来实行？邓力群与胡耀邦意向相左，作为中共中央主席的胡耀邦为什么同意邓力群上台？这都是千古之迷。
教育部给我下了“十二道金牌”。调动的理由嘛，“莫须说”。我又给耀邦写了一封申诉信，提出不同意见。信是通过北京大学党委转的。我没有得到答复，教育部和北大却一再催我去南京报到。我估计耀邦根本没有看到我的信，这时我的信到不了耀邦手里了。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女战士蹇先任(她和贺龙所生的女儿贺捷生是我大学时代的同学)对我说：“我来帮你送去！”她要我把我的申诉信和我们教研室支部给胡耀邦的信重抄一遍，加上她自己的一封亲笔信。

“耀邦同志：
我从来没有打扰过您，现在有一件事不得不打扰您。
转上郭罗基同志的一封信，请一阅。他本来已通过组织给您一信，对工作调动提出意见。但北大党委还是要他走。他担心这封信到不了您的手里，所以又抄了一遍，连同他所在的党支部的书记一信，托我转交。关于调动的原因，我不太清楚。郭罗基同志是我女儿捷生的同学。1955年我就知道他，对他有所了解。他16岁参加地下党，是我们党培养的理论人才。‘文化大革命’中，正当聂元梓不可一世之时，他挺身而出反对聂元梓。后来，又反对‘梁效’，抵制‘批邓’。有人告诉我，当时的北大，对‘批邓’不表态的只有两个人，一个周培源，一个郭罗基。粉碎‘四人帮’以后，他是反对吴德、汪东兴的。三中全会后，他写了不少文章。他的文章我没有全部看过，可能有不当之处，但总还是写了一些好文章。现在对他这样的处置是不公正的。他还向我讲了个人和家庭的许多困难，我认为是值得同情的，请予关注。
此致
敬礼
蹇先任
3月1日”

3月6日胡耀邦作了批示，交中央组织部办理：“郭罗基和那些造反起家的人是不同的。有什么问题，摊开来同他本人谈清楚。然后调离北大，另行分配工作。不要再拖了。”“调离北大”就是不一定调离北京；“另行分配工作”就是不去南大。耀邦特别指出“不要再拖”，果然，一拖事情就起了变化。教育部和北大党委对我说：“中央的精神还是叫你去南大。”我请他们把耀邦的批示拿出来，他们只谈“精神”，不谈原件。僵持了一个时期。教育部和北大党委在幕后进行了紧张的活动。忽然传下来邓小平的指示：“叫郭罗基去南京，不去就开除党籍。开除了党籍还要去，再不去就开除公职。”没多久，这几句话又成了中央书记处第167号会议纪要。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韩天石在干部大会上有恃无恐地说：“郭罗基给胡耀邦写信有什么用？中央作了决定，他还不是照样要划圈！”邓小平和胡耀邦是什么关系，路人皆知。北大的人说，郭罗基成了棋盘上争吃的棋子。
在我离开北大之前，还要对我进行一番批判。北大党委制定了一个批判计划，报中央书记处。胡耀邦批准了这个计划。他的批语中又说：“一定要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搞对头，一定要把党风搞端正。”高压之下，针对一个人的批判运动，能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搞对头、能把党风搞端正吗？中央党校的阮铭私下说怪话： “耀邦真不够朋友，你对郭罗基又不是不了解，怎么能批郭罗基？批郭罗基就是批你胡耀邦自己！”阮铭没想到，他自己也是囊中之物，不久就轮到他了，而且被开除了党籍。对耀邦的苦衷我是完全能够体谅的，并非“不够朋友”。批郭罗基、批阮铭、以及后来批王若水、批李洪林等等，都是间接批胡耀邦。*但如果不批，可能就是直接批胡耀邦。胡耀邦也象“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一样，想在不违拗最高决策的前提下，尽量采取措施修正、限制、防范、补救。苦心孤诣，忍辱负重，从个人品德来说，周恩来、胡耀邦都是值得推崇的。论功夫，胡耀邦远不如周恩来。周恩来以全名节寿终，而胡耀邦在壮心未已之际就被迫下台了。
*邓力群就很

柳鸣九:两点之间的伽利略——回忆与思考朱光潜

一、在前辈师长中, 我最早知其名者, 要算是朱光潜。那还是在中学时期, 从初中起我就开始喜欢跑书店, 在书店里就曾不止一次见过开明书店出版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我也曾翻阅这本书, 当时觉得书中所谈的好像都是比较深、比较严肃、比较“正经”的内容。什么美呀, 艺术呀, 审美呀, 等等, 隔我那尚未开窍的脑袋比较远。那时, 我感到亲切、有吸引力的只是还珠楼主、《鹰爪王》与侠盗亚森罗萍之类的书。 即使后来到了高中快要毕业, 已经准备投考西语系的时候, 我仍然对朱光潜的那高深的美学未敢问津, 真正对朱光潜这个名字肃然起敬, 那是在进了北大西语系以后的事了。在五十年代的北京大学, 每年新生入学时, 各系都要举行大规模的迎新活动, 在西语系, 活动的一个主要内容, 就是毕业班的老大哥带领这年的新生在校内整个燕园里走一遭, 三三两两, 边走边介绍, 特别深入细致, 在那次活动中, 我记忆中最深刻的就是从他们那里知道了北大西语系的教授阵容很强, 有一大批著名的学者: 赵萝蕊、吴兴华、张谷若、闻家驷、陈占元、郭麟阁、吴达元、田德望等等, 等等。而名人中之名人, 则是两位超出于这些正教授之上的两个“一级教授”: 冯至与朱光潜。对于这一大批名师, 西语系的学子无不津津乐道, 并都引以为骄傲。显而易见, 冯、朱二位当时之所以就是超越众大家的“一级教授”, 是因为他们的文化业绩更大, 学术声望更高。 冯至不仅是公认的德国文学权威, 而且是鲁迅赞赏过的“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 他的杜甫研究也是蜚声学术界。朱光潜则早已是资深的美学研究的大师, 早年几部力作并没有因为时代历史的变迁而褪色, 也没有意识形态的原因而丧失其学术价值, 而且, 早在抗战期间, 他就担任过大学里的文学院长, 蒋介石为了表示自己礼贤下士, 尊重文化, 还曾接见过他, 蒋介石撤离大陆前, 他也是国民党派专机要抢运到台湾去的名教授之一, 但他拒绝登机离去……学子的崇拜从来都是名师崇拜, 大部头论著崇拜。 从一开始, 朱光潜就足以使我辈肃然起敬, 甚至有点顶礼膜拜, 虽然他在“政治上”入过国民党, 得到过蒋介石的接见, 但“政治上”的事我们不管, 也不感兴趣, 何况他不是最后拒绝站到台湾那边去吗……所有这一切, 使我从没有对他有什么保留。仅仅是以学术标准进行衡量, 而不是以参杂了其他标准或其他因素, 这与现而今比较起来, 倒可说是单纯朴实一些。现今者, 时代进步了, 实际操作的标准显然复杂细腻多了, 其中有了官本位制的成份, 有了商品社会中大为时兴的公关学的成份, 以至在赫赫有名的“翰林院”里, 没有多少学术业绩, 没有什么社会声望, 却头戴“特级研究员”、“博导”、“一级教授”的冠冕堂皇者颇有人在。在北大的几年中, 西语系这两个“一级教授”, 做系主任的冯至, 我们倒常能见到, 另一位朱光潜, 则很难很难见到的, 全系师生会, 一年难得有次把, 即使有他也不大出席, 听说, 他前两年教英文专业高年级的翻译课, 高年级毕了业, 他就没有课了, 西语系教学中心的那幢楼也就几乎见不到他的踪影。只是有那么一次, 一个小老头从附近穿过, 有同学才告诉我:“那就是朱光潜”。他大名鼎鼎, 但毫不起眼, 身材矮小, 穿一身深蓝色卡叽布中山装, 踏一双布鞋, 像图书馆的一个老员工, 甚至有点像一个杂役工, 他满头银发, 高悬在上, 露出一个大而锛的额头, 几乎占了半个脑袋, 他步履稳当, 但全身却透出凝重肃穆之气。二、我与朱光潜开始有具体的接触, 是从北大毕业分配到《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工作之后的事。《古典文艺理论译丛》是文学研究所办的刊物, 1953年刚成立的文学研究所当时还棣属于北大, 老老少少的研究人员基本上都是从北大的中文系、西语系、俄语系与东语系抽调过去的。 其中的西方文学研究组, 起初就在北大西语系办公, 和朱光潜可算是同一个大单位的。到了1958年后, 这个研究所才从北大独立出去, 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一些其他研究所组成了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至于这个学部又升格为中国社会科学院, 那是文化大革命之后得胡乔木与邓力群之力而成的。《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的编辑方针是, “有计划地、有重点地介绍世界各国的美学及文艺理论著作, 包括各时代, 各流派重要的理论批评家和作家有关基本原理以及创作技巧的专著与论文, 以古典论著为主”, 显而易见, 刊物突出了一个“洋”字, 一个“古”字, 这在建国初期革命文艺势头正健、“大”“洋”“古”的倾向不止一次受到责难与批判的时代条件下, 倒是属于另外一格, 颇带来一股典雅文化的清新气息。编委会的组成也一目了然, 我国从事外国文学研究有成就的学者、教授、翻译家都一一在列, 如钱钟书、朱光潜、李健吾、杨周翰、傅雷、陈占元、田德望、金克木、陈冰夷、辛未艾、蒋路、蔡仪等等…… 一看就与文化界占主流地位的革命文艺家、理论批评家不属同一路人, 颇有学院派的色彩, 编委会并未明确署出主编, 但召集与整个编辑工作的主持者都是蔡仪, 他实际上就是主编。我1957年毕业后, 就是分配到这个刊物的编辑部工作。在蔡仪手下, 具体做编辑工作的有三个人, 两个搞俄语的都比我年长, 其中还有一个是从延安来的, 他们都是我的上司、指挥者, 我是年青的西语系大学毕业生, 于是到一个个编委那里、特别是到西语一片几个编委那里联系跑腿、接送稿件的任务就都由我承担。因为这是一个学术性、专业性非常强的刊物, 一般联系与具体跑腿的工作也并不简单, 主编先把未来几期的中心主旨拟定, 如悲剧问题、喜剧问题、浪漫主义问题、现实主义问题等等, 之后, 就要征求编委们的意见了, 包括每一期的重要选目与每一篇的译者人选, 以及请编委审定译稿等等。我对这种“跑腿”工作特别特别喜爱, 每一趟都有学术内容, 知识含量, 实际上是对一位又一位权威学者的专访, 是听一堂又一堂的“家教”, 是吃一顿又一顿的“小灶”, 何况, 骑一辆自行车驰来驰往于中关村与燕南园之间及未名湖畔, 沿途垂柳飘飘, 湖波粼粼, 绿荫掩映, 小径成趣, 出入学术界名人的府第、寓所, 又肩负着一个学术刊物的使命, 这对于一个刚大学毕业的青年来说, 实在是一件潇洒愉悦、风光得意的乐事。那个时期是我一生之中最值得怀念的, 也就是在那时, 我与朱光潜有了具体的接触。北大南校门外, 一箭地之遥, 燕南园。 五、六十年代中国最优美的住宅小区。郁郁葱葱的园林, 整洁幽静的小径, 巴黎风格的路灯, 一幢幢精美雅致的小洋楼稀疏地散落着。北大的名教授很大一部份都居住在这个园林之中, 冯至、朱光潜、罗大纲、杨业治、向达、林庚、陈岱荪、吴达元…… 每来这里走一趟, 就是一种享受, 一种熏陶, 一种精神提升, 这里的绿意与生活格调, 是我青年时代的理想境界、愿为之奋斗的境界, 没想到如今到了“古稀之年”, 仍然只是可望而不及的梦……不过, 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 燕南园的树木大为凋零, 绿茵大为荒芜, 一幢幢小洋楼大为破旧, 即使罗大冈在自己的论评文章尾部也常署上“写于湮园”的字样, 他一直是燕南园的住户, 当眼见过这个园林“湮泯”的过程…… 只是又事隔多年, 不知“改革”之后, 商品大潮席卷之下, 燕南园又是什么样子了?朱光潜的家是在燕南园腹地的深处, 环境格外幽静。 而他那幢楼房与他那个院落, 至少如我所见的, 更是阒寂无声, 渺无人迹, 像电影中一个无人的修道院或古刹。我头一次去时, 按了好几次门铃之后, 才有一个女孩走出来, 她年龄看来不算太小, 但身材矮小而瘦削, 她有一个大得出奇的朱光潜式前额, 显然是极为聪明的, 样子不像一个真实的少年人, 而像是一个传奇中高智商的精灵。我只见过她一次, 但印象却十分深刻。我见到朱光潜的时候, 他已经六十多岁, 虽然瘦小单薄, 白发苍苍, 但精干灵便, 神情烁烁, 他宽而高的前额下一对深陷的眼睛炯炯有神, 老是专注地注视着、 甚至是逼视着眼前的对象, 手里则握着一支烟斗, 不时吸上一口, 那态式、那神情似乎面前的你就是他观察分析的对象, 研究揣摸对象, 别忘了, 他专攻过心理学, 有过心理学方面的专著, 而且是“变态心理学”的论著! 坐在他面前, 你似乎感到自己大脑的每一个皱折处都被他看透了, 说实话, 开始并不感到舒服自在。作为学者, 他对刊物选题与编译的意见都很明确、干脆, 绝不含糊园滑, 绝不模棱两可, 而对于刊物之外的任何学术理论问题, 他又有严格的界限, 绝不越雷池一步, 绝不高谈阔论, 枝叶蔓延, 而这正是青年学子每遇名家大师都期望见识到的“胜景”。 如果说我曾经感到他身上有一种肃穆之气的话, 一接触之后, 我就明确感到他更有一种由内而外、并非刻意求之、而是自然而然渗透出来的威严, 他讲起话来一付非常认真的样子, 一口安徽桐城的乡音, 听起来相当费劲。 他脸上一般是没有笑容的, 但有时笑起来却笑得那么开心, 笑得裂着嘴, 像是从心底里蹦出来的, 这经常是他在讲了一个自认为得意的想法或意见时才有的, 而绝不是听了对方的趣语或交谈甚欢的产物, 而且, 这时他会停止说下去, 将那裂开了嘴的笑停驻在脸上, 眼睛盯着你, 似乎在等着你的回应。有了几次接触后, 我就相当确切地感到, 他是一个很自主的人, 很有主见并力求影响别人的人。 他绝不跟对方讲多余的话, 但当我小心翼翼从业务工作范围里挪出去一小步, 恭维他精神很好, 身体很好时, 他也很和气, 很善意地告诫我:“身体就是要锻炼, 每天不必要长时间, 但一定要坚持”, 当我又得寸进尺奉承他的太极拳打得好, 青年学子称为“出神入化”时, 他以权威的口吻提示我:“跑步, 最好的运动是慢跑, 每天慢跑半小时, 它给我的身体带来的好处最大”, (他在校园里跑步的样子, 我见过, 步子不大, 节奏不快, 身体前倾, 身姿有点可笑。) 从此之后, 我一直记住了他这一经验之谈, 并断断续续效法他这一健身之道, 多年之中, 每当我身上的惰性占上风时, 我就想起朱光潜年长笔健的经验, 而强迫自己继承他这一“衣钵”, 反反复复, 终于养成了习惯, 时至今日, 我仍坚持不懈, 而且有时在慢跑时, 脑海里还偶尔浮现出朱光潜在燕南园迈着小步慢跑的瘦小身影。《古典文艺理论译丛》于1957年创刊, 因“文化大革命”的来到而收场, 最后一期出版于1966年, 前后十年, 共出版了十七册, 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每册三十万字, 总共约五百多万字, 试想, 以五百万公斤炸药投放在单一一块阵地, 其动静与后果该有多大! 无疑, 这是建国后, 文化大革命前最大的一个“大洋古”项目, 它的所作所为可称得上是丰富、厚重、扎实, 它全面地、精到地介译了从古希腊罗马一直到二十世纪整个西方文艺批评史中的名家、名著、名篇, 几乎每一个课题都有一个专集或至少是作为一个专集的专题, 有的更占有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的专集, 如悲剧理论, 喜剧理论, 浪漫主义创作论, 现实主义创作论著等。 那个时期这个刊物在学术文化界所引起的轰动, 所产生的影响, 今天怎么加以评价都是不过份的, 它是建国后少有的启蒙渠道, 少有的一个西方橱窗, 它为我国的西学文化, 为后来几十年西方文艺批评史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重要性与其成功, 除了由于刊物有明确的主体意志, 主体创意外, 那就得归功于国内一批最出色的学者专家所组成的编委会的坚持努力了, 当然还缺不了学界与译界同仁的一致支持。在编委会中, 朱光潜和钱钟书一样, 也是一位特别重要的编委, 在工作上也得到我的上司、主编蔡仪的格外尊重, 虽然他们两人的美学观点针锋相对, 早在建国之前, 蔡仪就发表过长篇论文对朱光潜的美学思想进行过相当激烈的批判。如果光从蔡仪在工作上对朱光潜的尊重来看, 你根本看不出他们在美学问题上是两个“死敌”。朱光潜与钱钟书在编委中之所以得到格外的尊崇, 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 他们都是西方文艺批评史的真正权威, 学养深厚, 著作等身, 在后一方面, 朱似乎更胜一筹, 因为钱的《管椎篇》尚未问世。 朱光潜也很重视来自文学研究所的这份尊崇, 因此, 他在《古典文艺理论译丛》上贡献甚多, 出力不少。如建议选题选目、推荐译者、审定译文以及提供自己权威性的译稿, 他所译的黑格尔的《美学》, 就是提前在这刊物上问世的, 他还特别为美学问题的专号赶译了德国十九世纪后期著名的心理学家、美学家里普斯的长篇论文《论移情作用》。三、其实, 这时的朱光潜在学术上有体面风光、矜持尊严的一面, 也有躬身弯腰、尴尬委屈的一面。他那时的学术身份就已经有点“特别”了, 我不知道打这么一个比喻是否恰当: 他似乎可说是学术界的傅作义。1956年6月, 他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自我批判的长篇文章《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 自我批判之彻底与激烈, 实在令人惊奇。他对自己此前的学术工作进行了无情的否定, 说自己“解放前的著作在青年读者中发生过广泛的有害影响”, 对此, 自己“一直存在着罪孽感”, 认为自己的美学思想与艺术趣味“带着阶级的有色眼镜”, “有极浓厚的悲观厌世”, 有“鄙视群众, 抬高自我, 脱离现实, 图个人享乐” 的 “颓废思想” 等等, 等等。总而言之, “是从根本上错起的”, 是“主观唯心主义的”, 是“反现实主义的, 反社会、反人民的”。所有可怕的大帽子都给自己扣上了, 除了“反党”的帽子外, 也许是他觉得“反党”才是最大最可怕的帽子, “反党”那岂不就是“反革命了”嘛, 他得给自己留一点点余地。至于他所继承的中国文化与克罗齐、康德、黑格尔的美学, 当然都被他一一否定。一个如此重量级的权威刊物发表这么一篇文章, 在当时无疑是文化界的一件大事, 其影响与重要性似乎不小于“北平的和平解放”。那时, 我正在西语系三年级, 正忙于应付自己严重的神经衰弱与耽误的功课, 没有注意到这件大事, 对此事有所知晓, 却是在参加工作、与朱光潜有所接触相当久之后的事了。而在接触的当时,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朱光潜身上也有“傅作义的性质”。后来, 我常想, 朱光潜那么一个矜持、肃穆、有尊严的人, 在美学理论王国里,好歹也是一个“王者”, 他是怎么写出那么一篇“罪已文”的? 显而易见, 这决不是他个人兴趣所致的举动, 更不至于是他自己乐于去干的一件事, 而是有组织、有领导的社会潮流的一个组成部份, 是国内从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中期愈来愈“左”的政策导向与调门愈来愈高的意识形态强音的直接产物, 而这股“左”的导向不久就汇结成了一次为期十年的文化浩劫与政治动乱。朱光潜在后来1980年写的《自传》中就告诉了世人, 那篇文章的写作是“胡乔木、邓拓、周扬和邵荃麟向我打招呼”的结果, 他们说“这次美学讨论是为了澄清思想, 不是要整人”。今天看来, 这是领导上、组织上的“敬酒”, 如果“敬酒不吃”, 后面难免就要上“罚酒”了。当然, 这一次“敬酒”式的极为成功的思想工作是有一贯出色的统战工作奠底的, 朱光潜在自己的文章中就曾经历举过他两个重要的头衔: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理事。这是组织上、领导上的信任与尊重呀! 士为知已者用, 岂能辜负呢? 不仅这篇“罪已文”而已, 朱光潜还非常认真钻研马克思主义, 力图掌握无产阶级的“理论武器”,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在思想上向党靠拢”, 此外, “我在年近六十时, 还抽暇把俄文学到能勉强阅读和翻译的程度”, 这在“向苏联老大哥一边倒”的五、六十年代, 对文化学术界有名望的学者而言, 本身就是思想上求进步的突出表现, 何况他还学得那么刻苦用功。 总而言之, 他接过来这一杯“敬酒”, 一口而尽, 痛快! 豪爽!至于“罚酒”, 既然饮了敬酒, 当然用不着上“罚酒”了。但“罚酒”的味道朱光潜是知道的, 也不无体验, 他在1981年的自述里说过:“在建国初期思想改造阶段, 我是重点对象”。那次运动进行时, 我还在中学里懵里懵懂, 说不清是什么情况, 但杨绛的《洗澡》所写的就是那场运动, 而且正是北大、清华、燕京等名校高级知识分子的际遇, 的确是“洗澡”, 是帮你把身上的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脏东西洗涤干净呀, 但是, 用的可是滚烫滚烫的水! 而朱光潜还曾是重点冲洗的对象, 其滋味想必记忆犹新。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朱光潜在五十年代初期作出抉择时两个方面的内心背景, 而我所接触到的, 则是他所作出抉择后所持有的学术地位、学术身份与学术尊严。他这种境况倒颇有点“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意味, 实际上, 他退一步所换来的还不仅是“进一步”, 似乎还可以说是“进两步”, 在他发表了“罪已书”之后, 他对他在美学问题上的每一个论敌, 不论是什么倾向美学家, 从以马克思唯物主义、现实主义的为旗帜的, 到娓娓动听赢得了不少信众的, 也不论是什么身份的美学家, 从有资格的老革命老左翼理论家到哲学美学界的新秀, 一一他都没有放过, 几乎给每一人奉送了一长篇大文, 或为批评或为商榷或为反驳, 大有舌战群儒之概, 甚至有点横扫千军的架势。 好一个矮个子朱老头, 他倒挺能缠挺能打的, 真像一颗咬不碎、砸不烂的铜豌豆, 你能说他有什么不对吗? 不能, 他是向马克思主义低头认错, 他是向党、向组织上鞠躬致礼, 可他并不是向他的论敌认输呀!四、“文化大革命”前夕, 《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停办后, 我就再没有见到朱光潜, 直到十年浩劫完全结束, 我才再次见到。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 仅仅关于搞西学的学者专家, 我们就听到很多悲惨的消息, 有的遭到刻毒的凌辱, 如剃“阴阳头”, 有的被殴打至残, 有的遣送到边远地区, 有的丢了性命, 有的坐了多年的监狱……对朱光潜在“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我们听说不多, 当然, 受到冲击是不在话下的, 但比较起来, 他似乎还不算是最悲惨、最倒霉的, 有很多人遭罪的程度大大超过了他, 而实际上他们身上的“旧包袱”并不如他大, 他参加过国民党, 他得到蒋介石的接见, 在红卫兵眼里显然要算一条“大鱼”, 他怎么躲过了丢命的劫难? 是因为他“反动名号大”, 在上面挂了号, 红卫兵不敢随意处置? 是因为他注意保存自己, 坚持锻炼, 没有让身体垮掉? 是因为他采取了低姿态, 顺着来的态度, 总算没有在红卫兵抽人的皮带面前吃眼前亏?…… 看来, 这些因素也许都有一点, 即使都不是决定性的…… 劫后余生, 他存活下来了, 又活跃在学术舞台上。他学术活动之一, 是受聘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外国文学研究所担任该所的学术委员, 因为根据“翰林院”统一的规定, 每个研究所的学术委员必须由所内与所外两个方面的著名学者联合组成。所外的除朱光潜外, 还有季羡林、杨周翰、王佐良。所里的当然以冯至、卞之琳、李健吾、罗大冈、戈宝权、陈冰夷、叶水夫为主, 也提携了几个在“文化大革命”前即已崭露头角的“青年人”, 其实他们也不再年青了, 都已经过了“不惑之年”,敝人也是其中之一。所学术委员会每年总要开两三次会, 讨论若干重大的学术问题, 坐而论道, 各抒己见, 倒也真能起些“开会有益”的作用, 正是在这个场合我有幸成为了这些学长的“同会者”“共事者”。十年过去了, 朱光潜基本上还是老样子, 总是一身蓝布中山装、布鞋, 头发白得闪光, 两眼有神, 目光炯炯, 一身肃穆, 不苟言笑, 从不寒喧。 他的安徽桐城乡音, 很不容易听懂, 加以, 我参加这种会, 都尽力摆正自己作为小字辈的位置, 一般总坐在门口, 离那些在一个长条桌周围就坐的“长老”们远远的, 因而, 他们的高论与教诲, 我听取得相当差, 只是有一次, 朱光潜发言时, 我特别竖起了耳朵去听, 唯恐漏掉一句话, 一个字, 那是他对编写文学史一事在发表意见。在文学研究领域, 编写文学史一直被视为高层次、高难度, 也具有重要学术文化意义的项目, 文化大革命前, 当时意识形态部门主管文化艺术的总头头周扬, 就曾向外国文学研究所提出编写二十世纪欧洲文学史的任务, 甚至说, 对文学研究所而言, 能否编写出文学史来, 是一件“生死存亡的大事”, 此话他讲得有点危言耸听, 不过确强调了这一学术研究工作的重要。他作了这个指示后, 外国文学所即闻风而动, 立即上马, 组成了一个编写组, 由卞之琳挂名主持, 编写工作的“学术秘书”则由我担任, 经过几个月卓有效率的努力, 编写组初见成果, 可惜“文化大革命”一来, 整个事情就泡汤了。因为有此前缘, 我在“文化大革命”后期, 自己就办起了“地下工厂”, 邀了两位同道, 编写《法国文化史》了, 及至“文化大革命”告终, 外文所恢复研究工作, 所长冯至也官复原职, 在他的支持下, 《法国文学史》的编写也就公开并正式入列所科研计划, 个体私营的活起先可以自行其事, 一旦列入了公家的计划, 而且又是大的项目, 就不免要拿到学术委员会上去“说道说道”, 讨论讨论, 正是在此情况下, 我听到了朱光潜关于编写文学史的高论。我当然非常重视朱光潜对编写文学史的意见, 因为, 这首先与我本人当时正在进行的工作直接有关,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他于1962年出版了《西方美学史》一书, 在我看来, 这部美学史要算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具开拓意义的史学著作, 朱光潜当然也就是西学史著的绝对权威。 他那次发言也的确权威性十足, 大意是说, 编写文学史是一件高难度的学术工作, 必须在有充分积累的基础上才能动手, 不是谁都可以写文学史的。他还说, 写文学史是要引导读者遍游一个文学国度, 首先要把文学史客观事实介绍得比较全面, 真实清楚, 然后才作评价与议论, 合格的文学史应该像一本好的地图指南, 一本好的导游图, 如果达不到这样的水平, 那就不要去硬写。他的这一席话充满了作为一个老资格学术委员的提醒与忠告, 但我听来却不能不有所敏感, 觉得虽然老先生不至于是认为当时外文所我们这一辈人不具备写文学史的基础与条件, 却至少是抱着等着瞧、拭目以待的态度, 说实话, 在当时对我既是压力也是激励, 使我决心要写出一部在规模、广度与深度上都像个样子的文学史。至于他讲的那些道理与忠告, 我倒是深有同感的, 重视文学发展与作家作品的客观实际, 并尽可能加以贴切、准确的描述, 正是我自己编写文学史的主导思想, 我不喜欢并切戒自己脱离作家作品实际去高谈阔论, 天马行空, 后来写成并获得国家图书奖的《法国文学史》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 总算没有辜负朱老先生这一番苦心的忠告。 显然, 他这一番道理在今天并未过时, 且看今天的学界, 由于官本位标准的渗透, 从不研究文学史与作家作品、只靠理论高腔起家的学术行政官员, 居然也利用自己权力主编起了一套又一套文学史, 又由于近十多年来新潮派文论高潮席卷学界, 在不少文学史著作中, 不见文学发展的基本史实, 不见作家作品的具体状况, 而只见作家名单、书名目录, 不见对作家作品的具体贴切的描述与分析, 而只见贩运进来的二手的概念术语与难以理解的表述论说。所有这一切放在今日的背景之上, 朱光潜的高论倒有了警世告诫的意义了!我直接接触, 直接耳闻目睹的, 几乎都是朱光潜尊严肃穆、内敛凝练、充满权威性、并且意气风发的一面, 他委曲求全, 躬身低态, 甚至弯腰致礼的一面,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 如果不是从报刊上看到, 如果不是亲耳听朱光潜本单位的人确凿的转述, 我是不会知道的, 也不会相信的。“四人帮”垮台后, “思想批判”,“学术批判”之类的玩意愈来愈吃不开, 因而也慢慢绝迹了, 这是一个社会进步, 也是精神文化领域里的幸事、喜事, 但在“清污”前后, 这种老玩意还是时兴过一阵子:一时间, 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似乎就没法活的人, 如逢盛世, 振奋而起, 大唱高腔, 纷纷出手, 大概正是在这个时期, 我听说朱光潜在自己的所在单位, 不知什么范围的会上, 又被他的学生辈一位中年左派大大解析批判了一番。 后来, 此事的确得到了证实, 我自己也听到那位中年左派还津津乐道朱光潜如何如何对他的批判表示心服口服, 甚至称赞他剖析得“深刻精到”,“使人获益匪浅”。 看来, 那位左派所言非虚。不过在革命大批判已见衰微的时代, 朱光潜还有如此的“谦逊”, 却使我颇有点意外, 毕竟敝人多少也经历过一点风雨, 觉得在左派高腔面前, 用不着那么“谦逊”、“退让”。这时, 我开始对朱光潜似乎有了点感悟与认知, 形成了一个概念, 在我看来, 朱光潜在学术问题、学术异见面前, 无疑是非常有自信、坚硬异常的, 这就是他学术尊严之所在, 是他身上肃穆之气的根由。 而在政治思想运动中, 在学术思想批判面前, 甚至在带有政治背景的学术评析面前, 在藉政治风头而居高临下, 而高腔高调的左派批评者面前, 他是退让的, 谦逊的, 低姿态的。我想,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深知这种批判, 这种人士所依托的是一种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力量, 他们的背后是像一座大山一样不可动摇的庞然大物。五、在整个七八十年代, 除了在上述学术委员会上见过朱光潜几次外, 我还有一次与他“同会”的经历。那是1978年11月在广州举行的“全国外国文学工作会议”,那是“四人帮”垮台后全国第一次这种性质、这种主题的会, 也是建国后第一次规模巨大的“西学”会议, 由中国“翰林院”中的外字号研究所出面张罗, 上有意识形态部门高层领导的大力支持, 场面宏大, 开得甚有气派。 半个世纪以来, 中国学术文化界从事“西学”的名家大儒: 冯至、朱光潜、季羡林、杨宪益、叶君健、卞之琳、李健吾、伍蠡甫、赵萝蕤、金克林、戈宝权、杨周翰、李赋宁、草婴、辛未艾、赵瑞蕻、蒋路、楼适宜、绿原、罗大冈、王佐良等等。还有与人文学科有关的高校领导以及文化出版界的权威人士吴甫恒、吴岩、孙绳武等等, 名流荟聚, 济济一堂, 竟有二百多人, 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高层人物周扬、梅益、姜椿芳等也出席了会议。就其名家聚集的密度而言, 大概仅次于中国作家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前几个月, 我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得到启发, 借了这股“东风”, 提出了针对日丹诺夫论断、重新评价西方现当代文学的问题, 并在我主持科研工作的研究室与刊物组织了学术讨论, 曾引起冯至所长等人的注意与重视, 他们为了使广州会议有充实的学术内容与新意, 要我到大会上作一个主旨发言。那次大会除了开幕式、闭幕式上各级领导人的讲话外, 全体会上的学术报告只有三个, 一个高等院校的代表综述高校一些文科教材讨论会上对于“资产人道主义”的不同评价, 一是权威的出版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代表介绍外国文学出版的情况与计划, 再一个就是我那个重新评价西方现当代文学的发言。冯至等大会的领导同志特别优待我那个长篇发言, 给了我一个上午的整段时间,再加上大半个上午, 实际上构成了一个长篇学术报告, 这是建国后学术会议上很罕见的。说实话, 就这个报告充实的内容而言, 没有这么大的时间“篇幅”, 也是容纳不下的, 会后整理成文发表在刊物上就有近五、六万字之多。整篇报告是对日丹诺夫论断的全面批驳。 日丹诺夫是斯大林的意识形态总管, 以敌视西方文化、打棍子、扣帽子、对国内作家进行粗暴打击与迫害著称, 他把整个西方现当代文学艺术斥之为反动、颓废、腐朽的文艺, 是为著名的“日丹诺夫论断”, 它从三十年代被引入中国后, 一直是中国革命文艺界的理论经典、不可违抗的法规, 至七十年代末期为止, 共统治了中国文艺界达四十年之久。 在下的那个报告实际上就是对日丹诺夫论断的“揭竿而起”, 就是为西方现当代文学艺术彻底翻案, 当然, 要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公然颠覆日丹诺夫论断这个一贯享有神圣庙堂地位的庞然大物, 就得首先论证它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 是不符合文学发展客观规律的, 而在济济一堂的饱学之士面前做这件事, 更必须比较充分而令人信服地从说明西方现当代文艺各方面的客观状况, 必须正面论述其主要文学流派、重要作家、作品在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上的特点、意义与价值, 而所有这一切, 都必须做到言之有理、言之有据, 最好还要有若干闪光的思想与出彩的分析评论, 说实话, 如果做不到这点, 那么会场上的一大批长老岂会让一个小字辈在台上夸夸其谈四、五个钟头? 从会场上聚精会神的关注度而言, 这个报告应该说是做到了这个份上。会后的反应, 实事求是说, 是相当热烈的, 至少有十几位德高望重的师长来当面向报告人表示热情的赞许与鼓励, 更不用说是同辈学人了。 今天看来, 当时之所以有此热烈的盛况, 与其说是由于报告的内容充实精彩, 不如说是因为压在文化学术界头上的一块意识形态巨石在建国后总算第一次受到了正面的冲击, 是因为总算有了一只出头鸟, 讲出了很多人想讲却一直没有讲出来、不敢讲出来的话。至于朱光潜, 他的反应更是格外热情, 他走过来跟我握手, 连连称道:“讲得好, 讲得好”,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那是他第一次伸手给我握 (我当时感到他的手真是瘦骨棱棱), 而且, 第二天他还采取了一个我永远难以忘记的行动。那天, 周扬特别前来会见大会的全体代表, 他来到大会议厅时, 大家都候在那里, 实际上就是等“首长接见”, 虽然,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关了好几年, 复出之后威势已大不如过去, 但他出狱后, 曾到各种场合、各种会议作自我批评, 就文化大革命前多年整过人伤过人的“政绩”, 向文学艺术界人士表示他的歉意, 给了文化界很好的印象, 这时大家见到他, 反倒多了一点亲切感, 对他的来临表示热烈欢迎, 虽然这时的周扬有些“礼贤下士”的味道了, 但他每到一个场合时, 总还有一股“王者”的气派, 这也很自然, 他在这个领域居于“王者”地位已经好几十年了, 何况, 他的确有真才实学, 的确是一位理论批评的权威, 在这种场合, 我作为一个“小字辈”, 当然很知趣地缩在人群队列的后面。 这时, 朱光潜却特意将我从后列拽了出来, 拉到周扬的面前说:“周扬同志, 他就是柳鸣九, 他在大会上作了一个很好的报告”。看来, 他以为周扬一定是看过大会的简报, 已经得知了有这么一个报告, 或者是认定周扬也一定很乐于看到日丹诺夫论断遭到冲击。 可是当时周扬却没有什么反应, 甚至连正眼也没有瞧我, 也许他“王者”的气派依旧, “礼贤下士”之德的存量不多, 还普及不到学术低层的小字辈头上, 也许是周扬对冲击日丹诺夫论断一事压根就不感兴趣, 甚至不以为然…… 但不论怎样, 朱光潜引见的意图我自己是感受得很强烈的, 他既有将我当作他自己的子弟辈加以亲切善意对待、甚至或多或少给点助力的意味, 更有促使对日丹诺夫论断的冲击更加扩大声势的愿望, 几十年来, 他可没有少受日丹诺夫的罪, 少吃日丹诺夫的苦!广州会议之后, 我与朱光潜再无工作联系, 只有一些零星的交往, 主要都是他作为师长辈对后生的关怀, 如他托人转告我, 说狄德罗有一篇短篇小说很有价值, 建议我把它译出来; 再如, 他不止一次赠书给朱虹与我, 题辞很是客气, 总用“赐教”二字, 还称朱虹为“老学友”, 他对后辈学生这种谦逊, 使得我们很是惭愧, 愈加感到他人格境界的高尚。八十年代末, 有一次我们法国文学研究会在北大举行学术讨论会, 我利用晚上休息时间去看他, 向他问安, 那时, 他已经迁居燕南园, 与我同去的还有王道乾与金志平, 在座的有张隆溪。大家寒暄闲谈不太长, 为了不影响他的休息, 我们及早就告退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朱先生。六、朱光潜先生辞世后, 我不止一次想起他, 不止一次思索他, 推敲他, 琢磨他, 不论是从学术业绩方面, 还是从精神人格方面以及人生轨迹方面。他著作等身, 译文繁浩, 西方文艺批评史上, 美学哲理上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 几乎所有名家经典, 他无不涉及。 你要进入这个领域的每一个地区, 都能看到这个小老头思想者坐在那里, 握着拳, 支着下额在进行思考。 在广阔的学术文化领地里无处不有自己的身影, 这就是一代大学者的标志。 在这方面, 也许只有钱钟书可与他比肩而立, 虽然在学问的广博精深上他较钱稍逊一筹, 但在论著译著业绩的厚重与卷佚繁大上, 却较钱似无不及。他的精神人格之所以值得景仰, 并经得起推敲, 就在于他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他只专注于学术, 看来是心无旁鹜的, 他为什么没有乘上蒋介石派到北京来的专机飞到台湾去? 他早就被那边视为上宾, 甚至是“国宝”, 我并不想将此归结为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与“进步思想”, 而宁可认定是他对以“北平”为象征与称谓的民族古老深厚文化的眷恋所致。他作为学者的最突出的精神品质是“毅”与“勤”, 像他那样作出了厚重的学术业绩, 产生了那么多量的论著与译著, 并且是以康德、黑格尔、克罗齐、维柯等这样一些高难度的人物与文本为其研译对象, 如果不是每天从不懈怠、坚持长时间艰苦的脑力劳动, 那是不可能达到的, 这对于早年就已经功成名就、有条件“歇一口气”的学人更是不容易做到。他必须排除纷繁的世俗干扰与世俗诱惑, 而为了使他瘦小的身子能扛得住这样永无间歇、艰难枯涩的精神劳作, 他就从不间断地坚持打太极拳、跑步, 跑得那么手脚笨拙, 姿态可笑……根据他的家人回忆, 直到他逝世前几天, 他还手脚并用, 亲自爬上楼去为他译的维柯查对一个注释, 他简直是一息尚存就劳作不息…… 在学界中, 有谁最常常使我想起加缪的西西弗斯? 他终生推石上山, 周而复始, 永不停歇, 那就是朱光潜。作为上个世纪的人文现象, 他的人生轨迹与处世姿势也值得思索、值得琢磨。1949年他决定留在北京大学, 他心里肯定存有一个学术宏图, 一个学术目标, 他要留下来做这些事, 这重要的决断划定了他以后的人生轨迹。而1956年, 他喝下一杯敬酒, 发表了“罪己”的大文, 显然是另一次重要的决断。由此, 他得到了学术界里的既定身份与既定位置, 可以在从燕东园到燕南园的平静书斋里, 一直瞄着他内心里的目标, 一点一点实现他的宏图。他最后获得了丰收。从论著《西方美学史》、《美学拾穗集》、《悲剧心理学》、《艺术杂谈》到译著黑格尔的《美学》、莱辛的《拉奥孔》、 维柯的《新科学》、歌德的《对话录》, 一一出版成功, 大有泉涌之势…… 如果说, 他的精神品格使我想起了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的话, 那么他的人生轨迹则使我想起了伽利略。1610年, 伽利略继打破了地球中心说的哥白尼之后, 证明了地球绕太阳运动的科学真理。 不到十年前, 同样证明了此说的布鲁诺雷被宗教法庭活活烧死在罗马, 而1616年, 宗教法庭正式将哥白尼的著作列为禁书。 伽利略在沉重的压力下先沉默了八年, 1633年宗教法庭召他前往罗马“受询”, 6月22日, 他不得不在宗教法庭上悔罪, 表示放弃他的地动说。1642年, 他逝世, 逝世前, 他终于写出了他的力学巨著《对话录》。对此, 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中有这样一场描写, 他的一个朋友对他说:“1633年, 您欣然否定您学说中最为人们所称道的内容时, 我早就应该明白, 您只不过抽身退出一场毫无希望的政治斗争, 以便继续从事真正的科学工作…… 您赢得了时间来写只有您才写得出来的科学著作。”1从出发点到既定目标, 两点之间最便捷的路往往并不是一条直线。我之所以常想起这样一种生存轨迹, 是因为它常见于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存在状态中。1 《伽利略传》第14幕《布莱希特戏剧集》下册第126——127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年)
作者：柳鸣九，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1934年生，湖南长沙人，1953年毕业于湖南省立一中，同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后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从事文学研究工作。
《魂萦未名湖》编者发来，五柳村2007年9月28日收到。